走向禅让：魏晋之际阶层固化与易代模式

传统史家多以循环论概括中国古代的朝代更迭与发展。一般来说，一朝建立，创业之主多励精图治，善于纳谏，与民休息，政治清明，轻徭薄赋，被战争摧毁的经济社会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开始上演，贪官污吏滋生，中后期君主往往穷兵黩武，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搞得民不聊生，流民四起，终于导致民变，推翻旧朝，再立新朝。如此新旧循环，构成王朝嬗代的一般路数。然而，这种对于历史表象的简单概括，抽空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演变发展的基本逻辑，以及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王朝易代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换言之，传统中国的王朝易代，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和道路，受到当时诸多历史条件的制约，最重要的莫过于主导那个时代的社会阶层之影响。就中古时期的社会性质而言，士族阶层在魏晋隋唐的政治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这种长期存在的强大的社会阶层，对于政权的更迭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无独有偶，汉魏、魏晋政权的更迭，依次通过自上而下的禅让方式，而非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完成新旧政权的更替，成为中古朝代更迭师法效仿的标准样式。这种情况如何确立，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本文拟从魏晋之际士族阶层持续发展的角度，讨论魏晋禅让作为一种理性的政治秩序得以确立，并获得士族群体认同的基本问题。

“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关于魏晋嬗代及统治集团的性质，陈寅恪先生从阶层升降和政治集团斗争的角度，将魏晋嬗代问题置于东汉内廷和外廷斗争的延长线上加以考虑，他认为曹魏是东汉内廷阉宦阶级之代表，晋为外廷士大夫之代表，则魏晋之兴亡嬗替为东汉末年两大统治阶级之竞争胜败问题。万绳楠先生从地域集团的角度，继续推进魏晋嬗代问题的考察，指出曹魏政权内部存在着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汝颍集团压倒谯沛集团，奠定了魏晋嬗代的政治基础。徐高阮先生立足曹马之争，认为亲魏和亲马两种政治势力继续存在于西晋朝廷，由此讨论晋初政治格局的演进。学者随后的讨论，多延续党派分野和地域集团等思路。近年仇鹿鸣对陈寅恪的相关理论进行反思，试图从破解党争说的线索出发，化熟为生，解构学人熟知的魏晋政治史。

诸如此类的成果，的确推动了魏晋政治史的研究。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忽略了这些政治集团的同质性，即他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所构成？学人比较关注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八月配飨于庙的功臣名单，他们分别是太傅郑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骠骑将军王沈、安平献王司马孚、太保何曾、司空贾充、太尉陈骞、中书监荀勖、平南将军羊祜、齐王司马攸。通过考察上述西晋佐命功臣核心集团的阶层出身，多数为当之无愧的士族高门。也就是说，西晋建国后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和制度建设，都是在这个核心官僚集团的擘划下进行的，而这群人物的家庭出身，基本符合淮南相刘颂所言，都是功臣之胤，或者本身就是曹魏重臣，“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围绕这份功臣名单的讨论，确实可以洞见西晋建国政治构成的若干侧面。但是，这份铭飨名单和刘颂所言西晋立国之初的服乘集团，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偏差：一是这份名单是咸宁元年（275）的产物，二是这份名单毕竟只是服乘集团的子集。

如此，我们可以从更大的统计样本来分析这个问题。毛汉光、姜士彬、陈长琦三位学者都曾使用数量统计方法，考察西晋高级官员出身士族的比例。这种研究方法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规避以论代史，避免随意选取史料以为己用。然而，数量统计的最大问题就是，所有生动鲜活、具有多重面相的历史人物在统计分析的时候，走向“以量代史”的局面：历史人物沦为一个个简单僵化、冰冷无趣的数据。就西晋立国初年的政治格局而言，上述量化的分析只是一个“雾里看花”的判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麦希维克（DušankaDušanaMiščević）的研究值得注意。麦氏集中统计大族在中古不同朝代连续担任一品高官和大中正的情形，频繁使用一个学术概念：传递率（carry-over）。他统计的职官样本包括高级官僚、大中正、重要军职、贵族爵位和皇后等权贵人物。以此得出结论：魏晋乃至中古早期最为重要的官职、爵位和皇后都不是固定地出自大族集团，大族成员担任高官要职的“传递率”、“持续性”或“稳定性”表现极差，其政治命运随时代和局势的变化而推移。麦氏的统计结果似乎也否定了刘颂对于西晋政局“非其子孙，则其曾玄”的基本认识。果真如此吗？实际上，麦氏统计的样本漏洞昭然若揭，至少就统计的官职来说，麦氏仅仅统计一品官员，对于魏晋时期史料本就奇缺的现状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可以想象，如果扩大重要高官的统计范围，情况必然有所变化，我们随意翻阅矢野主税的《魏晋百官世系表》，就一目了然。不仅如此，麦氏讨论的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等所谓一品官，固然在魏晋权力舞台上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些官职设置不定，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宰相权力——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已经基本丧失，在没有录尚书事的情况下，他们多是荣誉头衔的性质。故此，麦氏的统计数据在样本数量和质量上，都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瑕疵。

综合比较前几种统计对象，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统计对象，应该就是西晋立国的将相大臣。姜士彬先生在统计唐代宰相家族出身的时候，采用“人工年”（manyears）概念，具体指某个人在一年的任何时候担任宰相，都被计算成一个人工年。这种统计方式能将数量分析的有效价值发挥到最大，在某种程度上应是权衡和分析中央政府核心集团势力演变比较理想的一种方式。通过统计西晋泰始年间将相大臣人工年可知，泰始十年将相大臣出身士族的百分比，基本维持在六成至八成之间，若将宗室成员归于士族，比例上升至八九成左右。这个比例只是参考性数据，印证刘颂所言魏晋大臣“非其子孙、则其曾玄”，符合魏晋之际权贵阶层日益固化的历史事实。更有甚者，我们注意到泰始年间，担任将相大臣的人员，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动，多人都是连续十年的朝廷重臣，而且除却病故原因而淡出权力中枢者很少，换言之，西晋初年最高等级的权贵阶层，并不是对曹魏权贵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洗牌，而是“换汤不换药”，平稳过渡，精英阶层的固化，以加速度的方式继续强化和巩固。

“曹马规模，实启英雄”

传统中国的易代模式，正如赵翼所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夏商、殷周、周秦和秦汉，莫不是以暴力驱除前朝，名之革命或征伐。而汉末以降，汉魏、魏晋、晋宋、宋齐、齐梁、梁陈以至隋唐，莫不是以禅让改易前朝，名之禅让或禅代。若将眼光继续后延，迄宋元明清，犹如夏商周三代，皆为不同族群或阶层的暴力革命与攻伐。就此言之，禅让模式成为中古时期极具特色的易代样式。中古各朝禅让的诏书，无不重复着“天命无常，惟德是与”的政治逻辑和道德大义。裴子野《宋略总论》曾云：“闻夫鸿荒者难为虑，因事者易为力。曹马规模，悬乎前载，苟有斯会，实启英雄。”

关于汉魏嬗代的具体进程，无疑是曹氏集团以压倒性的军政实力作为最基本的后盾和支持，这是任何朝代任何政权革易前朝的必要条件，但并非汉魏嬗代的充分条件。正如学人所论，“东汉是士大夫为主流的社会，二百年王朝的儒家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不允许离经叛道，革命式的废主自立，不可能获致成功。……可行的方案是取尧、舜让贤之义”。曹氏具体的实践办法是求才三令，解除部属舍汉从魏的名节顾虑，消除儒家思想的理论禁锢，引导他们从汉臣转变为魏臣。在经营舆论氛围数年以后，建安二十五年（220），魏文帝举行受禅典礼，可谓水到渠成。将上古时期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故事演变成真实的历史事件。自此以降，中古时期的易代和鼎革几乎都重复着相似的汉魏故事，遵循着相似的书写模式，当然，分裂政权之间的翦灭与攻伐不能计算在内，如曹魏灭蜀，西晋灭吴，北周灭齐等。那么，所谓“曹马规模”，如何成为以后统治者遵循的故事？

魏晋之际，在权臣“去臣化”的过程中，加九锡和封国成为最重要的两个步骤。毕竟得到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和赞拜不名等礼遇而没有篡位的权臣大有人在。更关键的是，封国的国号，往往也是禅让之后新朝的国号。关于晋的国号，有的学者认为，司马昭的“高都侯”，迎合“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而晋公，由“高（高都）”进到“更高（晋）”，也就是说，晋国号是司马昭特意挑选出来的合于符谶的美号。除却这些解释之外，《说文解字》云：“晋，进也，日出万物进。”“晋”字本身的美义，自然不容忽略。值得注意的是，晋公的称呼，并不始于晋武帝司马炎，而是起自司马昭。这种情形，与曹操、曹丕父子如出一辙。《晋书》帝纪详细记载了司马昭、司马炎父子所获晋公等礼遇层层加码的过程，同样也是魏晋之际司马氏父子两代紧锣密鼓的易代进程。应该指出，和曹操一样，司马昭已经完成嬗代前夜的所有准备工作，司马氏霸府统治历经从大将军府、相国府到晋国发展等三个关键阶段，霸府至晋国阶段已经成长壮大为曹魏政权中全新的政治体系，成为国中之国。与此对应，相关政治舆论也已准备就绪，史书中符命图谶的屡屡出现，也表明民意基础对于王朝更替的不可或缺。

如汉魏易代一样，魏晋嬗代当然不是温情脉脉的让贤，司马氏经过高平陵政变，相继翦除中央和地方的敌对势力，诸多军政要员显然已经“身在曹营而心在晋”。景元元年（260），司马昭被封为晋公，以其时将相大臣为例，司马昭本人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掌控军政大权，王祥担任司空，郑冲担任司徒，司马孚担任太傅，荀顗担任左仆射，领吏部，裴秀、华表任尚书，王沈、卫瓘任侍中，贾充任中护军将军，等等。由此看到，泰始元年最重要的将相大臣几乎悉数到位。

就魏晋之际人们对于禅让的接受和认同程度而言，虽然曹党在方镇尚存相当的实力，但中央地区的大多数权贵已经导向司马氏集团，认同和支持司马氏即将着手的禅代大业，徐高阮所论曹党领袖羊祜，似乎都已经认同魏晋禅让的政治伦理，他将晋武帝比为当世尧舜，曹党人物如此，更不用说司马氏集团的主要人物对于禅让的拥护了。郑冲、贾充、羊祜、裴秀、何曾、王沈等魏晋名士，都以各种形式助推着禅让的进程。魏晋士风之转变，说明汉魏以降，禅让更替、社稷无常主的和平过渡模式，已经深入大多数士人的心理，逐渐成为精英士人比较认同的政治思想。东晋简文帝崩，遗诏家国要事需向桓温禀告，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但桓温却满心期望“简文临终禅位于己”。桓温嬗代未遂，其子桓玄继承父志，在篡位之际，何皇后路经太庙，停车痛哭，桓玄义正言辞地痛斥：“天下禅代常理，何预何氏女子事耶！”更不消说，西晋末年，赵王伦曾经上演禅让的把戏了，“矫作禅让之诏，使使持节、尚书令满奋，仆射崔随为副，奉皇帝玺绶以禅位于伦。伦伪让不受。于是宗室诸王、群公卿士咸假称符瑞天文以劝进，伦乃许之”。不仅汉人精英已经习惯和接受禅让思想，熏染华风的胡人统治者，也将禅代视作极为重要的易代名器。淝水战后，姚苌俘虏苻坚，求传国玺，并求尧舜禅代之事。苻坚虽为阶下囚，但也不愿通过禅让给予姚苌合法的政治地位，他责骂姚苌云：“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

上古时期儒家“天命有常，顺天应人”的禅代思想，由于统治阶层的反对压制而日趋消亡；迄于中古，由于统治阶层的支持，这种思想得以成功实践，深入人心。“学随术变”，中古时期政治权力和政治思想的互动和影响，禅让理论的兴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禅让不能简单视作权力斗争的把戏和幌子，一方面，上古时期公天下君位让贤和贤人政治的原理，同样适用于家天下的政治私欲，草蛇灰线地构成政治文化一以贯之的传统。另一方面，禅让也是维护士族阶层最有利的政治工具，从而沉淀和强化为精英人群普遍认同的政治精神，甚至以尧舜禹的世界塑造、衡量和要求魏晋政权。形成对照的是，唐宋以降，门阀大族凋零式微，易代模式亦随之更易，再次从和平禅让回归到暴力征伐。

士族社会的门户

对于任何政权而言，开国功臣的阶层出身，往往是这个政权性质的基本标识，也是这个政权架构最直接的反映和见证。秦国统一天下，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六国贵胄降为隶庶，军功受益阶层翻身做主；西汉建国，朝廷重臣多是布衣将相；东汉立国，将相大臣多有儒者气象；曹魏建国，布列朝廷的是谯沛人物和汝颍集团；西晋初年，将相大臣不是魏臣，就是魏臣子孙，绝大多数出自高门大族。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至此发生重大变化，即两汉以降成长壮大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在中古时期占有一席之地，并维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和统治力。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大族内部旧家族的衰落，也伴随着新家族的崛起。某些家族的代际更新和兴衰沉浮，不能代表整个士族阶层的沦替无常或软弱无力。两汉四百年逐渐形成和壮大的士大夫阶层，犹如一辆公共汽车，中古时期的皇帝就是汽车的司机，只要能够安全平稳地向前行驶，乘客并不太关心由谁来担任这个司机。士族阶层固然从两汉儒生演化而来，但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儒生舍生取义，破家为国，而士族却恋家忘国，关注的重心从国家转向家族，本文所谓阶层的“固化”，就是指统治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逐渐局限于高门大族之内，寒门子弟被隔离于高墙之外。不仅如此，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和实施，其初衷虽然不是阻止社会流动，实际效用却符合高门大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趋势，以国家制度的形式，承认和维持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从而使这辆“公共汽车”升级为“装甲车”，这个阶层的固化程度也愈强愈烈，社会流动的通道也越来越窄。在朝代鼎革之际，兵戈扰攘，逐渐固化的士族阶层必然受到波及，他们所关心者就是家族和阶层的利益是否得以继续维持，国家利益则可弃之不顾，因此，最佳途径就是反对和抛弃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较之汉魏革命，魏晋嬗代在更大程度上减轻和弱化了王朝嬗代所带来的政治清洗和阶层震动，国家层面的“城头变幻大王旗”，丝毫没有动摇士族社会的阶层根基，和平过渡的禅让模式契合士族阶层稳定发展的现实需要。

士大夫群体历经数百年的成长壮大，至魏晋时期演生为士族阶层。魏晋之际政治波谲云诡的背后，则是士族阶层的日渐强大与稳定发展。西晋初年，将相大臣出身大族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不是曹魏权贵，就是魏臣子孙。朝代更迭和阶层固化看似矛盾，却完美兼容于中古时期。作为代价最小的易代模式，禅让最符合士族阶层持续发展的利益诉求，也逐渐沉淀成精英人群普遍认同的政治精神。易代模式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密切相关。士族群体的稳定发展，禅让思想的日渐成熟，以及禅让模式的轮番上演，三位一体，共同开启士族社会的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