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解读偏好看中国科幻作品的海外传播
——以刘慈欣《三体》在美国的接受为例

2018-11-17 19:22

社会观察 2018年9期

《三体》英文版在美销量几乎是其他中国小说的数百倍。2015年8月，刘慈欣更是凭借《三体1》获得被公认为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世界性科幻大奖——雨果奖，成为了获得雨果奖的第一个亚洲人。《三体》在国外收获了很多粉丝，其中不乏著名人士。《三体》为什么会引起西方人的关注和兴趣？它的成功对我国当代科幻小说走向世界有何启示？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杂志《轨迹》（Locus）认为，《三体》能打入海外市场，在于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西方读者的兴趣点。由于文化背景和问题意识不同，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兴趣点、解读角度与中国读者不一样。刘慈欣与《三体》在海外获得成功的个案，具备“什么样的中国科幻作品在海外更受欢迎”的样本意义。

海外读者对《三体》的评价

《三体》的世界影响到底有多大？《三体》赢得世界读者的“奇点”有哪些？笔者分别对世界最大的读者网站Goodreads和全球最大的图书销售网之一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站（Amazon. com）上关于《三体》的读者评价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统计梳理出《三体》赢得世界读者青睐的密码。

首先看销售排名。笔者以2017年9月21日该网的数据作为调研对象，英文版《三体1》和《三体3》的纸质版和电子版霸占了中国图书海外销售排名榜的4、10、3、6位；英文版《三体》三部曲电子版在全世界硬科幻小说中的销售排名中分别排在31位、69位、66位。这个排名虽然不能与风靡全世界的科幻小说《网络风暴》《玩家一号》《火星救援》等相比，但在中国图书海外销售排行中是非常亮眼的成绩了。

其次看读者评分。截至2017年9月21日，在世界最大的读者网站Goodreads上，共有45711名读者关注了《三体》，给出4星级以上的有34074人，占比74%，其中有5972人撰写了书评，71人发起了专题讨论。同日在美国亚马逊网页上，有1506位海外读者购买该书后给出了分数，评分为4.2星。《三体2》和《三体3》出版时间虽然较短，但评分分别高达4.6分和4.8分，打4星以上的人数占到了91%和92%。与中国其他进入海外市场的书籍相比，四大名著进入的时间最早，其中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2004年英文版《西游记》同日在Goodreads上仅有58人发表了评论；在美国亚马逊网上的评分虽然有4.3星，但仅有51条评论。麦家的《解码》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评为“2014年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但《解码》同日在两家网站上分别只有232条和146条读者评论，分别获得3.24和3.6星。所以无论从读者受众范围还是读者评分来看，《三体》无疑是中国目前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书籍之一。

再次看读者评价。笔者对Goodreads和亚马逊网页关于《三体》三部曲的评价进行梳理，发现《三体》受到欢迎的理由主要有5点。1. 小说具有伟大的想象力、崇高的风格，对人类终极命题进行了思考。2. 小说具有强烈的科学色彩，把科学概念、哲学历史与文学完美地结合，是硬科幻小说的完美体现。3.《三体》让海外读者想起西方黄金时代的科幻家风格，如克拉克或阿西莫夫。这种熟悉感和认同感使其顺利进入海外市场。4. 小说讲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尤其是对文革的描述引发了读者的好奇审视。5. 良好的翻译，译者在保持英语阅读习惯的同时也保留了中国作家的风格，有一些脚注来解释历史和上下文，方便读者理解。

对人类终极命题的思考

对人类自身理性与科学进步提出质疑，探讨“后人类”时代的人类生存境遇一直成为大多数西方科幻读者的阅读习惯与精神诉求。《三体》既迎合了西方多数科幻读者一直以来的哲学阅读诉求，又给西方读者带来了宇宙角度上关于人类终极意义的深刻思考。

据笔者调查统计，在Goodreads和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站上的读者评论中，分别有21.4%和22.6%的读者表示被《三体》的宇宙终极命题所吸引。这与多数海外学者对《三体》的评价一致。乔治·马丁认为，《三体》是“一本突破性的书……是科学与哲学思索的融合……”卫斯理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认为，“《三体》的情节焦点，在于丛林法则盛行的宇宙中道德与生存的困境”。这种困境将读者引向宽阔的宇宙视野，重新思考科技、人性等重大哲学命题。

与当代西方反乌托邦文学表现出对科学技术的“异化”作用的反思和批判不一样的是，刘慈欣通过将“诸如人道主义、爱与美及其人性之恶等人类哲学命题置于宇宙的高度和层面展开，从而在根本上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对人类诸命题的反思”。在黑暗森林法则盛行的宇宙中，人道主义在生存危机面前柔弱无力，人类为了生存可以放弃人性之善。正如《三体》中的星舰文明，为了延续人类的火种嗜食同类一样。显然，刘慈欣对当代西方反乌托邦科幻文学中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并不推崇，他也曾公开说过，为了物种的生存，可以吃人。也许，这也正是《三体》带给海外读者不一样“惊奇感”的原因。

当然，《三体》的魅力并不在于对人道主义持批评态度，“小说最有魅力之处仍是在最残酷的时刻和地方保有人性光辉”。小说最后，程心离开了人类唯一可以生存的小宇宙，却将小小的生态球留在了里面。在黑暗森林的宇宙中，人类是否可以继续生存？一个新的宇宙是否还会诞生？这已经不再是“人类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了“宇宙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终极问题。这种人类体验“已经明显超越了通常以冒险和征服为目的的太空漫游的科幻小说的叙述模式”，让《三体》“读起来更像是谚语或寓言，而不是当代的科幻小说”，从而“具有了某种超出一般科幻文学和纯文学的高度”。这种高度呈现了类型文学向经典文学内转的趋势，也体现了刘慈欣向注重思想深度和文化精神的经典文学对话的努力。

长期以来，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始终无法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三体》的世界性瞩目成就跨越了类型文学与经典文学之间的鸿沟，促使读者进一步思考如何打破科幻小说作为类型文学这一固化标签，如何提高和丰富科幻文学的思想深度和表现形式以提升其文学价值。《三体》在反类型化方面作出了经典尝试。除了前面提及的思想内转外，刘慈欣对传统的人物群像也进行了颠覆和反思。与韩松、王晋康笔下的“英雄”群像不同，刘慈欣塑造了一群为了拯救人类不惜牺牲少部分同类利益的超英雄。这类英雄理性而又冷酷，坚韧且又执着，例如《三体》中的章北海。与那些头戴道德光环的英雄相比，这类英雄显得尤为悲壮与崇高。著名科幻文学研究者严锋教授就将这类英雄称为超英雄：“为了总体而牺牲个体，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这依然可以视为过去的革命逻辑的极端展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雄成为超英雄。”刘慈欣对超英雄的描写，超越了传统的道德主义，体现了一种冷酷到底的理性，虽然表现形式有些残忍，但体现了他反类型化写作的努力。

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科幻文学必须全盘吸收经典文学的思想主题与艺术手法才能实现其自身的文学价值。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当然，不假思索地将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的做法也足不可取。宋明炜认为，“类型以形式的稳定为前提，是维持文化秩序的；任何对类型的反省和质疑，即使不到反叛的程度，也已经是对秩序的一种怀疑”。当代中国科幻已经在文学领域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选择性传统”，“变成一种独特的声音”，“产生了颠覆性的新浪潮”。而我们只有正视当代中国科幻的这种“新浪潮”，才能把握住科幻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为中国更多的优秀科幻作品走上海外市场提供借鉴。

“科幻迷”对科学的憧憬与想象

什么样的科幻作品最能吸引科幻迷的关注？科学技术如果描写得精彩、到位，就会使读者获得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三体》处处可见的科学元素让海外科幻迷大呼过瘾，在Goodreads和美国亚马逊网站上的评论中分别有22.1%和23.1%的读者认为《三体》的魅力在于通过奇异的想象构造出了一个技术乌托邦。美国著名的科幻小说杂志《轨迹》（Locus）认为，“《三体》是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硬科幻小说”。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曾刊载两篇推荐《三体》的文章，其中一篇推荐文章称“刘慈欣的成功在于完美地表现了科学主义信念”。这使得刘慈欣的《三体》有别于同时代星河、韩松、何夕等科幻作家的创作。与后者呼唤人类道德意识的觉醒，极力描写科技对人的异化不同，刘慈欣坚持为科学唱赞歌，并认为“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坚定科学主义者的创作要求。

刘慈欣曾长期在一线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他对科学技术有着疯狂的迷恋。在《三体》三部曲中，刘慈欣多次以细腻的笔触和恢宏的想象展现了迷人的科学技术，表现出对科学力量的无比崇拜。同时，《三体》以技术描写代替人物刻画，不但人类具有了符号性质，连外星人也几乎全部缺场，代替他们的全是一些高深莫测的高科技术。人物失去了本身的含义，成了一个隐喻性的存在。这种重视技术细节的描写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作品人物的形象缺失，使人物看起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虚拟的大背景，而技术反而成了明确的、精细的主角存在。

刘慈欣对科学技术的迷恋虽然影响了《三体》的文学性，以至于在Goodreads和美国亚马逊网站评论中批评得最多的就是人物平板、结构不合理、故事叙述不甚流畅等文学性问题。但对科学技术的执著体现了一种求“真”的精神。与西方传统的求“真”精神不同，中国的文学作品从古至今都将“善”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社会形态导致了这种差异，中国人没有向外去探索“真”的动力，而将关注力集中到了向内求“善”。但刘慈欣将“真”置于“善”之上，因为他认为“善”的概念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当人类文明面对生死存亡时，所谓的道德准则也许会陷入困境。在洋溢着道德善恶论的中国文学土地上，刘慈欣为中国科幻文学注入了风味地道的西方元素，这不仅能让中国读者抬头仰望星空去追寻那份久违的超越现实的科幻情怀，同时更是能让西方读者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文学审美的熟悉感和认同感

“联系、对应自身文学传统中熟悉的作家作品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是西方读者的一大阅读定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读者倾向于把不熟悉的变为熟悉的，把相对陌生的中国当代文学融进熟悉的西方文学框架之中，寻找一种熟悉感和认同感，以唤醒他们记忆深处的某些情感，抑或印证他们对中国的某些想象。”西方读者对刘慈欣的接受中有着明显的求同痕迹。

在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的队伍里，刘慈欣是最为主动接受外来文学的作家之一。对他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阿瑟·克拉克、凡尔纳、阿西莫夫等，其中克拉克对他影响最大。刘慈欣也因此常常被读者拿来与克拉克等西方作家相提并论。在Goodreads和亚马逊网页上分别有8%和4.5%的读者提到了《三体》让他们想起西方黄金时代的科幻家风格。刘慈欣也常常被西方媒体和学者认为是中国的克拉克。《纽约时报》称《三体》是“一部经典的阿瑟·克拉克风格的科幻小说”。美国科幻评论家乔舒亚·罗斯曼（Joshua Rothman）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篇名为《刘慈欣：中国的亚瑟·克拉克》的评论，称刘慈欣为“中国的阿瑟·克拉克爵士”。

将刘慈欣的作品和这位科幻文学大师的创作相比拟，不仅说明刘慈欣受到了西方读者的欢迎，也证明了“科幻小说是最具全球性的文学作品，是能被世界人民所理解的”。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和韩松《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等局限于民族叙事的中国科幻作品不同，《三体》着重表现渺小人类在宏大宇宙下的生存困境。这种世界性的写作题材跨越了文化差异障碍，为《三体》的海外传播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的支点。可以说，求同是认知的起点，是一个文化背景中的读者接受另一种不同文化时的本能反应。所以，借用西方文学中熟悉的作家作品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易于西方读者理解作品、接受作品。因为这样能把不熟悉变为熟悉，进而激发共鸣，获得一种阅读的认同感。《三体》在海外的传播热度，显示了东西方文学之间互识、互证、互察、互鉴的互动认知。

不同意识形态引发的文化好奇

西方读者在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时除求同心理，另外一种心理是“求异”。通过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他们认为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而在这种好奇的审视中，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西方读者往往会特别关注具有政治色彩的部分，喜欢挖掘小说的政治内涵。

《三体》呈现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刘慈欣虽然展现了世界性的书写风格，但在故事内容、叙事技巧等方面也表现出了独特的民族特色。比如在《三体》的故事中，我们能发现“中华形象”被大肆渲染——“红岸基地”、“唐”号航空母舰、中国军队、秦始皇等中华元素比比皆是，太空舰队红旗招展的景象让中国读者热血澎湃，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凸显了中国的历史。多次荣获雨果奖的本·波维（Ben Bove）称，“刘慈欣为读者带来了深刻的中国历史和未来。正是这种新的话语成就了《三体》的卓越”。Goodreads和美国亚马逊图书网站上关于《三体》的评论同样印证了以上观点，分别有27.1%和20.4%的读者提到来自另一国家科幻作家的新鲜感、新的阅读感受。而在这种来自异国的阅读感受中，读者最感兴趣的显然是具有中国政治色彩的“文革”情节。

“文革”本是《三体》故事发生的一个背景，却成为读者印象最深的情节，究其原因在于西方读者特有的解读偏好。“文革”对于西方读者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西方读者对于“文革”的了解是有限而片面的，他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了解“文革”。《三体》中的有关“文革”描写，无疑能吸引住他们的好奇目光，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但这样一种跨意识形态的阅读，往往会造成理解的误差，比如有的读者认为《三体》“是一本共产党训练手册”，认为中国的生活和朝鲜一样。这也说明我们当代作家在讲述中国历史时，既要体现作家对社会历史责任的一种担当，也要尽力避免被海外读者误读与曲解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