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文学初心

胡忠伟

新时期文学以来，贾平凹始终走在前列，参与其中，写出了数十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作品，为中国文学画廊贡献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赢得了社会高度关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浮躁》、二十世纪末他出版的长篇小说《废都》、二十一世纪初他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秦腔》等，都曾引起过评论界的普遍好评。贾平凹作为一名专司写作的文人，他不忘文学的初心，坚守并忠于自己的观念，不肯苟与人同，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追求功名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他只坚持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的自由。

在多篇文章里，贾平凹说过，他来自农村，身上有着农民特有的品质，勤劳、善良、顽强，这些优秀的禀赋气质，已像血液一样深深地融进了他的身体里。在文学的这块田地里，他就是一位诚实朴素的老农，春耕秋收，一年又一年，默默地耕耘着，执着地付出着，收获着属于他的爱恨情仇和喜怒哀乐，也收获着鲜花、掌声和风风雨雨。1952年，贾平凹出生于陕西商洛市丹凤县棣花村，父亲是一名人民教师，母亲是一位善良的农家妇女。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袭击了这个封闭的古老村子，初中二年级的贾平凹因此辍学回家务农。身单力薄的他，干农活既缺技术又少体力，被分到妇女组，寻猪草、打柴、抡锄头，他自然比不过人家，每天只给记三分工，挣的工分还没有一个妇女的多。但他并不气馁，他的优点是善于察言观色，有眼色，村上的男女老少也愿意帮助他。后来，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也沦为“可教子女”，家庭的遭遇让他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参军、当民办教师等等都与他无缘。但他终究是出生在小知识分子家庭，念过几年书，尽管那时文化没现在这么吃香，在水利建设工地上，他的才华和长处还是展露了出来，刷标语，写战地快报，让大家刮目相看。正因为他有文化，字写得好，后来才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从山沟里走进了城市。水利工地上的“战地快报”，他连写带印，集作者、编辑、油印、发行于一身，锻炼了他的才思，也练就了他坚韧、吃苦的品质。若干年后，他回忆起这一段经历，颇多感慨，在长篇纪实散文《我是农民》里，贾平凹写到：真正的苦难在乡村，真正的欢乐也在乡村。因此，多年来，他不忘乡村，不丢根本，始终关注、关心、观察这乡村土地上发生的人人事事，生长的庄稼和野草，用自己“流淌着农民血液”的笔，书写农村，书写农民，书写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

1975年大学毕业后，他成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写作的时间更充足了，一方面，他是不断地写，不断地向外投稿，一方面，他感到了写作上的困惑和底气不足。于是，他一次次向乡下跑，到最基层去熟悉生活，向生活学习，商洛的十多个县被他跑遍了。1976年，他又去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搞社教，与农民接触更紧密了。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写出了后来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满月儿》，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满月儿》以清新明快的节奏，反映了农村的新人新事和新面貌，给文坛带来了一股亲切清新的春风，贾平凹由此走上文坛，也有了小试牛刀、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欢欣和快慰。然而，生活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上世纪80年代，陕西文坛刚刚从“文革”的影响中解冻，一些“左”的思潮仍然影响着陕西作家的写作。1980-1982年，贾平凹发表了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二月杏》《山镇夜店》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一改以往《满月儿》所表现的“田园牧歌式的光明”作品基调，而表现了生活的“阴暗面”、人性的“复杂性”，遭到了陕西省作协和评论界的批判。当时，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胡采组织了贾平凹作品专题研讨，并指出，贾平凹的作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生活经历少，底子不厚，影响了对生活的理解；二是政治思想修养的欠缺。这场批评风波对贾平凹的内心触动很大。他在一篇文章中叙述道：“我总结着我的过去：生活积累很是不深，理论学习还是欠缺，艺术修养还是浅薄。我请人画了一张达摩画，决心从头开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潜心读书，寂寞写作。”（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在此后写作的一篇散文《喝酒》里，贾平凹坦露心迹，诉说自己这段内心经历的痛苦和复杂：“没过多久，我惹出一些事来：我的作品在报刊上引起了争论。争论本是正常的事，复杂的社会上却有了不正常的看法，随即发展到作品以外的一些闹哄哄的什么风声雨声都有。我很苦恼，也很胆怯，像乡下人担了鸡蛋进城，人窝里前防后挡，唯恐撞翻了担子。”这时候，父亲从乡下来看他，早已戒酒的父亲破例买了一瓶酒，与儿子对饮，开导他，劝慰他。父亲虽说退休了，但教了一辈子书，也算经历了大风大浪。他以自己的人生经验劝告儿子：“平儿，我们喝些酒吧，我有话要给你说呢。你一直在瞒着我，但我什么都知道了。我原本是不这么快来的，可我听人说你犯了错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怕你没有经过事，才来看看你。报纸上的文章，我前天在街上的报栏里看到了，我觉得那没有多大的事。你太顺利了，不来几次挫折，你不会有大出息呢！当然，没事咱不寻事，出了事但不要怕事，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要有个主见。人生是三节四节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搞你们这行事，你才踏上步，你要安心当一生的事儿干了，就不要被一时的得失所迷惑，也不要被一时的失所迷惘。这就是我给你说的，今日喝喝酒，把那些烦闷都解了去吧。”面对父亲返回乡下留下的半瓶酒，贾平凹把它放在了书桌上，时时警醒自己，“从此再没有了什么烦闷，也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1983年春节一过，他又一次集中“深入生活”，回到了商洛的县镇中，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有的县去过三四次，在这里，他了解着家乡发生的传奇的人和事，和村民们同吃同活动，观察、体验着他们的心理和性格。这次“采风之旅”，为贾平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果然结出了累累硕果。二十多年后，贾平凹在《我与商洛》的短文中说：“商洛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想象空间，商洛的故事还会不停地供我写出，这是我年近六十岁时的写作状态和写作愿望，我也认作是我的文学宿命……我写的是小说，我自信墨水的诚实，可以说，甚于热血。”从1983年第5期《收获》杂志发表的《小月前本》，到《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贾平凹写出了改革在中国农村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新生活，社会的变革，新的生活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人的道德观念、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人世的摔打之后，贾平凹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和把握也越来越坚定有力。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作品呈井喷之势。《浮躁》是他“商州系列”的第一部作品，作品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之初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该作品深受评论家好评，评论家陈晓明指出：“《浮躁》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体制的松动，旧秩序的动摇，人心点燃的希望，不屈的挣扎与奋斗……身陷于贫困中的人们，是如何渴望脱贫致富。对现实的表现实际只是一个构架，小说在‘改革’的现实表象下，隐藏着贾平凹过去一直苦心经营的‘性情’。因为这些‘性情’弥漫于其中，使得小说的韵味依然十足。这些‘性情’总是有正反双重含义，它混合着圣洁/欲望、隐忍/放荡、合理/非法等奇怪的对立面，贾平凹的小说也因此能写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该作后来荣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也奠定了贾平凹在中国文坛的实力派地位。此后，他的自觉的艺术探索日渐成熟，写出了一批在文坛叫得响的作品《商州初录》《太白山记》等。贾平凹的大红大紫、大悲大喜是源自他出版于1993年的长篇小说《废都》。在读者的心中，贾平凹是很传统的那种作家，他的作品虽说有灵怪、轻灵、甚至玄幻、禅意的一面，但基本上还是离不开现实主义这一传统。二十多年来，读者熟悉了他笔下的关中人物和秦地的山山水水，贾平凹所占有的商洛这块写作资源也被他淘挖殆尽。十九年的城市生活，面对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浪潮、社会的转型，知识分子群体日益分裂，理想主义逐渐消退，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精神日渐萎缩，贾平凹适时用长篇小说《废都》对这种变化做出描述。贾平凹以一个外来观察者的角度，写了知识分子群体，影射了一个时代从理想主义到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个群体的蜕变和消亡。实事求是地说，贾平凹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和性格的描述是准确的、到位的。引起争论的是他在书中大胆而独特的性描写，从最初的“洛阳纸贵”到后来的查禁，贾平凹的身心由此遭受巨大创伤。但是，贾平凹毕竟是来自商洛那片土地，农民性格中的“使强用狠”在他身上有所遗传，强者无畏，以睿智的目光，救赎着苦难的心灵，靠着自己的作品一步步从逆境中站立起来，先后出版了《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等长篇小说和一大批散文作品，他用默默地笔耕，证明了一个作家应该秉持的良知和责任。随着社会的多元化的发展，人们对《废都》的解读越来越多，越来越客观公正。《废都》在法国获得“费米娜文学奖”，17 年后，《废都》解禁。2018年，贾平凹迎来了人生的重要收获：这一年，他的长篇小说《秦腔》荣获“茅盾文学奖”，他也成功当上了陕西省作协主席。这是他文学上的“名至实归”，作家终于以自己的智慧、勤劳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尊重；他没有背弃自己的文学初心，为人民写作，为时代放歌。

现在，对已66岁的贾平凹而言，著作等身，写了那么多，新时期与他一路走来的作家有的早已封笔了，有的也不知所终，但他仍然不忘文学的初心，依然默默地耕耘着。2018年，在他的长篇小说《山本》出版前夕，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谦虚地说：“一个人的一生太渺小了，不是说对大自然相对而言，它是渺小的。包括这世界上多伟大多厉害的人物，他一生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更多的人是一两件事也没干成，好像没干出个啥东西马上就老了。”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他是清醒的，他说：“文学有文学的大道理，要坚持文学的品质。作家是时代和社会的观察者，永远要观察这个国家和民族进步的步伐和身影，永远要叙述这个社会的生活和伦理，更要真实面对现实和自己的内心，尽一个从事作家职业的中国人在这个大时代里的责任和活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