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制约和形塑了马来西亚历史

范若兰

马来西亚联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包括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北部，于1963年建立。马来西亚历史是一部以马来半岛为中心，不断演化、整合的历史，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加上外来民族和文化，经历了史前文明、印度化时代、马六甲王国时代、英属马来亚时代，最终迎来马来亚独立、马来西亚的建立和发展。在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新回顾和梳理马来西亚历史，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

《马来西亚史纲》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于2018年出版，是《东南亚各国史纲》丛书的第一本，也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马来西亚通史。本书作者队伍由中国和马来西亚学者组成，运用华文、马来文和英文史料，书写一本马来西亚本土视角的通史。本书认为，马来西亚从远古走到今天，有一些关键因素制约和形塑了其历史发展。

地理环境对古代马来西亚的影响

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汇处、东西交通的十字路口，扼守马六甲海峡，加上季风气候，这些因素使得马来半岛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贸易商品的出产地和交易地，海上贸易的经营者，也是外来文化和宗教的传播地。这种地位促进了马来半岛上早期王国的兴盛。而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不仅标志着马六甲王国的结束，也标志着欧洲人进入东南亚的开端。

马来半岛和婆罗洲文化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最早是来自南亚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传入，使得这一地区在公元前后到14世纪以前经历了漫长的“印度化时代”。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及迅速向外扩张，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的穆斯林商人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并将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15世纪伊斯兰教在马六甲王国立足，随后传入马来半岛，使其成为伊斯兰教文化圈的一员。

马来半岛与群岛地区隔海相望、人种相同、语言相通、王族世系相连、宗教同源，共同构成马来世界。它们有纠缠在一起的历史，很多时候同属一个大帝国。古代马六甲王国拥有众多属国，它是马来人的光荣与梦想，是想象中的祖国，但它与现在马来西亚的版图没有关系。而且，古代马来半岛与婆罗洲因南中国海相隔，从来没有形成统一国家。

英国殖民统治对现代马来西亚的形塑

18世纪末以后英国殖民马来亚，促进了马来西亚国家版图的形成。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历史上从未形成统一的国家，马来半岛也是小国林立。正是英国的侵略扩张将互不隶属的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北部统一在“英属马来亚”之下，这一过程在本质上就相当于创建一个新的“帝国”。1963年马来西亚的建立，就是奠基于英属马来亚的基础之上。

殖民地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英国殖民者引入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最终改变了马来亚的社会构成。马来亚多元族群社会主要由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和欧洲人构成，每个族群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各族群趋向于族内联系，很少与外族打交道。可以说，英属马来亚是一个多族群社会，也是一个隔离的社会，不仅存在族群间的隔离，也存在族群内部的隔离，英国当局按不同族群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有助于减少族群内部界限，但加剧和固化了族群间的隔离。

英国殖民统治将马来亚进一步拉入世界经济体系，按照国际市场的需求种植经济作物。最终，橡胶和锡成为马来亚的主要出口产品，这种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出口经济，一方面将马来亚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打破了传统封闭的经济结构，促进了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其经济结构不健全，经济基础薄弱，很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英国殖民统治对马来西亚历史影响最为深远。它促成了马来西亚民族国家版图的形成，引进了现代政治制度，发展经济，促成多族群社会，殖民地统治留下的“遗产”注定了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艰难。

马来西亚民族国家建构

1957年马来亚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建立。作为一个充满异质的多族群国家和后殖民地国家，马来西亚的国家建构异常艰难，它既要将西马和东马锻造为一个整体，也要将彼此隔离的族群加以融合，培养其对马来西亚国家的认同。在建构国族——马来西亚民族的过程中，马来人和东马的原住民被称为“大地之子”，被认为是主人，尤其是马来人占据政治和文化支配地位。但华人和印度人人口众多，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又在经济上占有优势，因此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国族建构并不顺利，马来西亚始终存在界限分明的三大族群，国族建构远远没有完成。

与国族建构相表里，马来西亚的民族国家建构也十分艰难。统一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边界是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内容。但是，这种大一统的国家建构存在一个根本性矛盾，就是单一、均质、平等的国家建构目标与多元、异质、等级的社会结构的矛盾。因此马来西亚国家建构始终存在结构性冲突：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还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之相应，是“马来人优先”与“族群平等”的对立，“伊斯兰教”对“多元宗教”的矛盾，“马来国语地位”与“多种官立语言”的争议，“国民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冲突，“东马”与“西马”的分歧，这些议题是马来西亚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也是各族群矛盾和冲突之所在。

经过50年多年的发展，马来西亚国家建构取得成就，也存在问题。东马对处于边缘多有抱怨，要求分享更多决策权力和财富，但从没有提出分离要求，而是认同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时时遭受到不公待遇，感受到身為二等公民的屈辱，他们时常感叹“我爱国家，国家却不爱我”，但仍认同马来西亚为自己的祖国。

族群政治与伊斯兰政治化

族群政治是马来西亚当代史的核心，是解析马来西亚的钥匙，伊斯兰政治化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趋势，两者已成为影响21世纪马来西亚发展走向的核心因素。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建立在族群政治基础之上，这种政治机制的优点是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族群诉求可以通过利益代言人传达给政府，在执政党和政府内部进行协商和讨价还价，最终出台的政策尽量能为各方所接受，避免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族群暴力冲突。但族群政治不利于公民社会的成长，不利于政治整合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不利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在马来西亚的深入发展，伊斯兰已成为马来西亚政治合法性标志。为了争夺伊斯兰合法性，巫统和伊斯兰党竞相表明自己是“真正的”伊斯兰政党。同时，伊斯兰政治化也对马来西亚的族群政治和政党政治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形塑了马来西亚的政治走向，不仅使西马地区伊斯兰政治化，还使东马的伊斯兰化趋向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影响了非马来人政党的选择，替代阵线、人民联盟的建立和瓦解，无一不彰显着伊斯兰政治化的影响和行动党的无奈。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也深受族群政治和伊斯兰政治化的影响。各族群利益博弈主要通过族群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进行，不断的利益博弈使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处于动态平衡中。华人通过抗争，使得马来人主导的政府不断调整族群政策，达到某种平衡：在政治上，马来人主导政治权力，华人分享边缘权力；在经济上，华人居优势，马来人处于弱势，但受到大力扶持；在教育上，马来人主导教育，但华人的华文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有完整的华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在文化上，承认多元文化，马来文化是国家文化，华人文化有发展空间。这种动态利益平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各政党的“极端”倾向，不论是执政党巫统，还是反对党伊斯兰党，为了争取其他族群选民支持，不能过度挤压其他族群利益，巫统不会将马来人特权和伊斯兰政治化“过度”，伊斯兰党也不会将伊斯兰政治化“过度”。可见，动态利益平衡机制也是一种制约机制，有效抑制任何一个利益主体的极端倾向。

经过多年的努力，马来西亚国家建构取得一定成就，基本做到国家稳定、族群和睦、经济繁荣，这对于一个后殖民地的多族群国家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

（作者为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