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关乎国运

石勇

我们可以展开一个简单的心理想象：

有一个人，他要显得活力十足，有自信风范，大气，强大，拥有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该如何做？

他显然不能只是宅在家里；不能使劲压抑心中活跃的能量；不能重复手机上的虚拟战争游戏跟自己较劲；不能对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无动于衷。

他应该倾听自己的心跳；应该激发自我成长的动力；应该学会有所思考、行动、担当，给予自己一个想要达到的目标；应该积极参与和别人的互动。

一个人只有在积极与世界的互动中担当，才能不断生长。

这是一个小小的隐喻。

解除压抑、引导能量、组织能量、激发能量，4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社会焕发巨大活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运。未来，成功的故事还将继续。

改变命运的四个版本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周晓虹曾经有一个访谈，说到了40年改革开放对他那一代人命运改变的巨大影响。

他1957年生人，1978年时21岁，做过知青，赶上了第一波恢复高考。在他眼中，“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我们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参与者、受益者和拥护者，甚至改革开放的话语体系都是这一代人建构起来的。”

我想把周晓虹教授及同时代人所经历的命运的改变，称为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命运改变的“解除压抑”版本。其特征是恢复了高考制度，使很多人进入大学，进入体制，通过体制的资源配置获得阶层和命运上的跃升。一直到今天，虽然高考制度已寻常化，是一个国家的正常阶层流动方式，且更多人通过获得大学文凭进入的是市场而不是体制，但仍然可以视为属于这个版本的发展延续。

到今天，对压抑的解除仍然具有很大的潜力空间，这也是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应有之义。

第二个版本，可以叫作能量引导。

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引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剩余劳动力投入到商品经济和乡镇企业中，导出的能量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比如“万元户”和一些乡镇企业主。能量一旦被引导到改变自身的命运，它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解除压抑、引导能量、组织能量、激发能量，使中国这个有机体焕发巨大活力。这正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方式，每个人都在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

仅仅解除压抑和引导能量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制度、政策等组织投入到特定的领域和方向。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命运改变的第三个版本—组织能量。

比如20世纪80年代成立经济特区，给出各种政策；90年代后全面开放；比如地方政府竞争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大动力；比如积极给出优惠政策扶持各类高科技企业；比如1998年后到今天的房地产。对能量的组织，引发了巨大的财富规模效应，在相应的利益结构上使处于这个利益结构各种位置里的人受益，也实现了阶层的攀升。

一个有机体的高速发展，还需要激发出它巨大的潜力。这就是改变命运的第四个版本。

这方面的例子，莫过于互联网、高科技等领域的创新创业。在改革开放对中国这个有机体巨大潜能的激发中，很多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商业模式、商品、服务被创造出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大了蛋糕。能够吃到这些蛋糕的人，实现了命运的巨大改变。

解除压抑、引导能量、组织能量、激发能量，使中国这个有机体焕发巨大活力。这正是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方式，每个人都在和改革开放一起成长。

国 运

从这个视角看，改革开放还有非常巨大的潜力，其潜在能量尚需继续解除压抑释放出来，尚需继续引导，尚需继续组织，更等着继续用更好的方式激发。

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只是更加成熟，而并没有呈现出衰老之势，仍是勃勃生机。切不可被能量释放时的一些负效应，或压抑时的负面后果所误导。中国的自我革新，仍在充满希望的路上。

而且，40年后的今天，按照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逻辑，是“摸着石头过河”，容易做的事，浅层一些的事先做，它只是意味着，接下来要继续做的事情会更加困难，会受到更多的阻碍，担子更重，更需要勇气、担当、魄力、智慧。但它释放出来的活力，会更为惊人。

当改革开放表述为“全面”，意味着高层拥有这种意识和决心。

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关乎国运，也因为改革开放，我们拥有着良好的国运。

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需要去除“国运”这个概念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现代语言进行澄清梳理。

第一含义，无非是从社会演化趋势上，社会总财富是增加还是减少，总体是变好还是变坏。

前面的分析已经显示出，改革开放是对“中国”这个有机体的能量进行解除压抑、引导、组织、激发的过程，且远未结束。社会演化趨势，毫无疑问是变得更好的。

第二个含义，是社会经济的演化是否符合社会进步的逻辑。

这一点更是非常直观。改革开放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它的进步体现在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文化，从科技到伦理等领域中。逻辑上，社会是可能进步的，但改革开放把这一逻辑确定下来并放大了。

第三个含义，政治-社会-经济-人心系统在演化中形成的势，所释放出的是创造性还是破坏性的能量。

这个只要拿数据来就够了：1978年，中国的GDP是0.3645万亿元，2017年，已达到82.7万亿元，年均增长约9.5%，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从1.8%提高到15%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1元增长到59660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四个含义，社会运作的成本和收益相比如何。

任何一个社会的运作都需要支付成本，能量運用来创造时也需要消耗，消耗的过程中还会产生负效应等成本。

中国社会的运作，成本很高，但改革开放以来，收益远高于成本—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在很长时间里实现了帕累托改善，在这些年总体上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生活水平和发展前景总体提升。

第五个含义，是突发的、意外的、难以控制的事件对整个社会的冲击，是带来福音还是灾难。

中国经历过1998年洪水、2008年汶川地震等冲击，但都能够有效地组织，把灾难降到最低，并进行修复，继续前进。虽然金融风险等因素仍在，但都在进行控制、降低。

国运继续上升。

扩大个体选择权

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是在创造这样的条件。

能量最有效率和对个体最有利的方向，代表着人们的选择，改革开放尊重和扩大了这种个体选择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说，“自由”是活力的标志，它意味着人要拥有、扩大个体选择权。一个人要成长就必须走出“孤立的自我”，一个社会要生长，一个国家要富强，就必须自我变革，打破封闭。能量必须充分地流动，才可能有最有效率地引导、组织和激发。

改革开放前，很多人的身份都具有某种“先赋性”，要改变较难。社会结构在封闭性中没多少活力。

到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时候，社会结构也还是相对封闭的，流动性不大，社会选择权相对有限。

但在此后，留学潮，下海潮，打工潮，大学毕业生不包分配后的“双向选择”，创业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规模出现，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急剧扩大，社会经济在这种高流动性中出现了奇迹。

能量最有效率和对个体最有利的方向，代表着人们的选择，改革开放尊重和扩大了这种个体选择权。当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居住地、职业、工作机构、生活方式，社会创新活力就充分释放出来。

个体选择权包括多方面。比如，在选择商品上，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商品，或选择同一种商品中的不同品牌，或同一品牌中的不同价位。这在改革开放前是有难度的，但在改革开放后可以想象了，现在则可以展开大胆的想象。

它意味着必须增加市场主体来满足这种个体选择权，让市场充分竞争，民营企业活跃。而这，恰恰会带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富裕，就业的扩大，和人们命运的改变。

到2017年底的时候，中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已达2726.3万家，个体工商户6579.3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占比超过50%；GDP、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均超过60%；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占比超过70%；吸纳城镇就业超过了80%；对新增就业贡献的占比超过90%。数字说明了一切。

对个体选择权的尊重和扩大，还体现在治理中，比如基层民主的推行，社会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所有这一切，将激发出全社会更多的能量，推动这个国家加速前进。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