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民进六大会议选举盛况

当今世界的选举制度在原则、组织和程序上小同而大异，用各美其美、美不胜收来描绘，一点也不过分；用各行其是、五花八门、乱象丛生来形容也不见得是不礼貌。不要小看了选举制度，它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治制度先进程度的标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有八个亲密友党。八个友党的中央主席、副主席、常委、委员都是选举产生的。因此，人们习惯于在八个党派前加上“民主”两字是有根据的，他们建党的目标是“争民主，反独裁”，他们的政党活动、政党行动也讲究民主。我有幸亲历了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虽然不是绝后，但也算空前了。在此特撰文回忆。

要不要代表直选？

1988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这次大会之所以不同凡响，那就是由与会代表直接选举第八届中央常委、中央主席、副主席。一般说来，之前都是先由代表选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常委、主席、副主席；选常委、主席的事，代表不参加。民进六大怎么会敢于突破呢？我不但亲历会议过程，更意外当选副主席，因此，直接了解到一些情况。

之所以能有突破，除了归功于领导集体以外，还与一位老人的作用分不开。这位老人叫张明养。他早在1926年就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他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系。抗日战争中，复旦大学迁到重庆北碚后，他应教务长陈望道、系主任张志让的邀请，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他长期主编《世界知识》杂志，撰写过世界知识读本。他懂政治，是国内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眼界开阔，深知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能代表民意。他说：“代表们不远千里而来，是来开大会的，不是来休假的。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是愿意在外面等候宣布选举结果，还是愿意在里面参加投票选举自己的‘意中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笑了，大家都认为他的意见有道理，可是代表直选主席是没有先例的呀！

于是张明养又向主席团讲了选举的五项原则和选举法的要求。他说“：多数国家实行选举的原则有五条。”我一听他这样正式开讲，立即动笔记录。他说，第一、普遍选举原则。当然，他们普遍中有不普遍的成分，但不断扩大普及面是大趋势。第二、平等选举原则，一人一票。第三、秘密选举原则。夫妇俩各投各的票，除非自己要说，一般互相不过问。第四、自由原则。爱选谁选谁，弃权也没人干预。第五、公开原则，规则、过程、结果全都向全民公布。接着，张明老又讲了选举法应当涉及的九项内容。他说，直接选举又有若干种，直间中有间接，直接中的间接又有多寡不同。我们民进“六大”即使直选也不过是代表直选，而不是会员直选。他又说了差额选举以及竞选的问题，指出候选人应当向选民讲明自己的行动纲领，讲比不讲好。由于张明老讲得头头是道，大会主席团便通过了他的代表直选方案，并把直选方案报告了中共中央统战部。

候选人由谁来提出？

随着民主空气的浓厚，民进“六大”又来了一个突破。那就是有一位被提名的中央副主席候选人，由于候选人所在地区有两名是主席团成员，于是主席团内部争论开来。对于这位候选人，赞成的坚决赞成，因为高声讲话，嘴张得大开，一位赞成者假牙掉了出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气氛缓和了一分钟之后，又紧张起来。当另一赞成者讲了第一句话之后，反对者马上就把手举了起来，要求发言，生怕接着赞成者发言的又是赞成者发言，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赞成者讲三分钟，反对者就把手高高地举着三分钟，赞成者讲五分钟，反对者就一直坚持着把手高高地举着五分钟，反正下一个必是他反对者发言。在反对者发言之后，轮到赞成者发言，反对者又会立即举手不放下……

在这种难分难解的情况下，那位已经被提名的副主席候选人似乎大有不被提名的可能。于是，又有主席团成員提出：“上海这么大的直辖市怎能没有副主席候选人？”还有人提出：“民进发祥地怎么能没有副主席候选人？”这一提出，于是主席团里的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等地的成员相继提出我的名字。我有些难为情，我知道那位被提名的候选人有水平，有社会影响，不忍取他这位已被提名的候选人而代之。我说了句：“我同意已提名的全体候选人，名额不必再增加了。”但是，又有来自辽宁的主席团成员提出：“我在报上看到邓伟志春天在民进座谈会上讲政党建设的观点，我赞成他的看法，赞成把邓伟志提名为副主席候选人。”我坐不住了，便跟上海的另一位主席团成员蒋家祥打个招呼，离开了会场。

午饭后，上海副主委蒋家祥对我说：“主席团征求上海意见。我也问了几位上海代表意见，我们向主席团表示：上海团同意你作副主席候选人。”我说：“我入会时间太短，不够格。”蒋家祥说：“那位（当时是讲的名字）也不长。”我又问：“某某某（当时是讲名字的）呢？”蒋家祥说：“主席团表决结果同意他继续列为候选人。因为你离开前已经表过态了，也算一张赞成票。”蒋家祥说：“22个代表团17个赞成你为候选人，5个代表团说‘不了解。（注：1988年有些省、区尚无民进组织，有些省代表少，不得不几个省合并为一个代表团，所以只有22个代表团）会中央马上就会与上海市委统战部沟通，听听市委意见。“

第二天议程改为代表大会选举，在欢乐的气氛中代表临时动议要新被提名的几位副主席候选人先讲几句。他们几位都是京津地区的，从口音到内容都讲得很好，唯独我这个出生于苏鲁豫皖交界处的乡下人讲得不灵。我估计我选不上，我做好了落选的准备。哪知我中委、常委满票，副主席差一票，是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两人之一。有文章说我是“三个满票”。我不知是我没听清楚还是那文章作者没听清楚？好在满不满都是小事。

选举结束后，江苏的一位历史学家对我说：“家鸡天打满院子飞，是民进的特色。”我说：“你是历史学家，站在历史高度看问题，大事也是小事。”

吃饭时好多人笑容满面地走过来对我表示祝贺，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不熟悉的代表微笑着说：“我们是看你腰板直、风度好，才选你的。”熟悉的代表诡异地说：“人家是看你光头，不容易被人抓辫子才投你票的。”逗得大家乐不可支。

是的，直选也有直选的局限性，盲目投票的事是有的。

怎样改进选举？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六大”已过去30年了。30年来，我没有专门研究选举这一重大课题，但也时不时地思考过这个问题。选举行为早就有了。《汉书》里有句话：“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选举是要慎之又慎的。怎样慎？我有以下建议：

（一）提倡候选人同代表、选民见面、讲话，表明态度。讲，并非十全十美的选举之举，但是讲总比不讲好。讲了有助于选民监督，能够促使、强化领导者言行一致。候选人倘若能深入到选民中去讲讲，则更好。讲，不是宣誓，也是“宣誓”，是结合未来岗位的、有针对性的、狭义的“宣誓”。

（二）逐步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差额选举是扩大选举权的内涵，差额多寡是选举文明程度的亮相。有差额必有落选。够得上做领导者候选人的人，应当经得起落选的考验。落选是历练，经不起落选的人压根儿就不配当领导。

（三）逐步提升直选的层次，按照村、镇（乡）、县、省的层级逐步提升，尽快推行代表直选最高领导。政治学告诉我们：直接选举肯定比间接选举更能代表民意。过去讲，受文化、交通限制不能直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富强了，教育、交通、网络发达了，须要重新考虑：在文化、教育、民主党派等界别能不能率先开展直选？

（四）适当放开竞选。竞选是比较、鉴别，是透明、公开，也是自信，必不可少。我们绝不搞西方式那种劳民伤财、互相攻击的竞选，但可以搞中国特色的文明和谐的竞选。

（五）尽快增加透明度。在什么范围内的选举，就在什么范围内把选举情况，如票数、落选者名单等向大家公布，也不妨在更大范围内公开。选举票数“出口转内销”只有不好。不公布等于为外媒的歪曲扩大销路，等于握着外人的手让他们往我们脸上抹黑。几年后，成了历史了再说出过去的票數，也显得不大方，不是大无畏，有点“小家子气”。毛泽东在一届政协只有一票反对，这在世界各国都是高了又高的高票当选，可是当时没有对外公布。几年后投反对票的人自己说了出来，令人吃惊。1956年中共“八大”的中央委员是按得票数排序的，“九大”以后却没有了这个排序，这是退步。建议中委、人大政协常委都按票数排序。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是必须的；委员按得票多少为序，也是应该的。

（六）加强选举监督。鼓励选民监督，支持新闻监督，重视舆论监督。缺乏监督的选举是给物质贿选、语言行贿大开方便之门。

（七）适当增加中国籍的外国移民为候选人的比例。外族、外国人在各级、各类机构中的比例是国际化程度的指示牌，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折射。过去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有位爱泼斯坦，波兰犹太人。此人很不错，我们一起开过好多会。他逝世后我写诗纪念他。可是，在公布委员名单时，按照我们的规矩，他成了汉族人。因为凡少数民族的委员均注明是什么民族，凡不注明者均为汉族。爱泼斯坦名字后面没有注明，那很明显的是汉族人了。有这类怪事出来，反映了我们不大气。

（八）建议从台湾少数民族中选一两人为全国政协委员，以示他们是中国人，这也是给台湾当局一个眼色看看。我想台湾少数民族会接受，会欢呼。台湾当局怕台湾少数民族。台湾少数民族不怕台湾当局。我接触过台湾的布农族，他们认为他们与贵州布衣族是一家。几个月前，布农族等几个民族到贵州开过会，认过祖宗，拜过兄弟。中国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台湾的十多个少数民族都是温暖大家庭的成员。

总之，选举程序要实现“四化”：制度化、法制化、完备化、普遍化。包括选举机构、划分选区、选民资格、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出、竞选、投票、计票、监督、争讼与仲裁都要做到“四化”。党中央一再强调“扎实推进领导班子建设”，完善先进的选举制度是推进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一环。“上下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各个系统的选民遵照选举制度选出自己满意的领导成员，广大干部就一定能够带领群众共同担负起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展示新气象、展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

（此文是邓伟志先生“八十抒怀系列文章之三”）（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