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扶贫治理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

2018-11-23 11:30赵阳
卷宗 2018年31期
关键词:贫困贵州

摘 要:贵州是我国的贫困大省,不论是贫困人口数量还是贫困面积都是全国最大的。而贵州地区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贫困问题,关键就是因为该地区的地理条件比较复杂,并且经济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在扶贫的方式方面,主要就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来实施减贫治贫,通过基层的发展来进行完善。在贵州地区的扶贫实践工作中,更加充分的展示出了地方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地位,同时也非常注重农户与社区的创新精神,从而呈现出了一省多模的开放式扶贫景象。基于此,本文对贵州扶贫治理中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并提出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贵州;扶贫治理;贫困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2017jd065)

1 引言

贵州省在八七扶贫攻坚政策实施之后,不断完善开放式扶贫政策,重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扶贫的目标更加致力于为贫困人口提供较好的发展时机,从而进一步的加强贫困人口的可持续生计水平,注重对贫困社区以及贫困农户的资源开发,使贫困主体能够更好的发展。另外就是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整合多方面的资源来鼓励贫困人口以及地方企业等发展和支持扶贫事业。

2 扶贫治理的内涵及方式

2.1 扶贫治理的内涵

对于扶贫治理来说,它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国策,在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减贫实践经验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国家扶贫政策也在逐渐的健全。市场经济的完善不单单给扶贫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前景和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市场经济会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性流动,并且会大力发展贫困落后地区,通过财力、人力以及技术等来进行发展,不过对于一些先天不足的贫困人员来说,适者生存的法则会严重的损害到这些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说,反贫困体制一定要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逐渐的完善。并且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就已经在开展国际扶贫措施,开展了相应的合作制度。一大批国际组织在我国贫困地区建立了扶贫项目。而国际组织参与到我国扶贫活动中不单单会改变传统的单一扶贫方式,同时也会在国内建立一个逐渐完善的扶贫格局。

朱海俊在2007年所发表的文章中针对当前所有的相关的扶贫治理制度的改革方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也提出了改革制度就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手段。这需要从农村的基础教育方面来进行发展,也就是说要提升教育投入力度,保证较高的教育水平,保证农村地區的环境。学者林毅夫在2004年的分析报告中从专业的角度来对贫困就业问题进行了分析,他提出贫困人口的自身因素是影响其就业的关键所在,因为缺少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动力,所以很多贫困人口无法就业,通过技术、资本等方面来进行协调,从而提出了解决贫困人口就业的方式,同时也创新了脱贫致富的途径。学者康晓光(2006)从探究贫困问题原因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解决贫困的主要方式,认为制度原因、区域原因以及阶级原因都是导致贫困出现的根源,对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而这个观点也是我国当前解决贫困问题的主要论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2 扶贫治理的方式

1)单间被动式贫困治理。主要就是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为主,将贫困县或者是贫困村当成是重点治理对象。在传统的贫困治理过程中,贫困的主体被客体化,而政府部门自上而下也形成了扶贫决策并不符合村民需求的状况,而这便会出现需求不对接,资源浪费的现象。而贫困地区的村民又很少能够参与到治理贫困活动中,这便会导致贫困地区的村民脱离扶贫项目,参与度比较低。比如说,有些贫困村民的数据是通过抽样调查得来的,并没有详细的分解,也没有相应的扶贫项目,并且村民的发言权也受到了限制。

2)单元主导式贫困治理。指的就是政府部门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会占据主导性地位,所以会受到一定的约束,无法履行相应的责任,甚至于滋生贪污腐败。从区域的角度来说,很多地区经过长时间的扶持开发之后,已经正式的脱贫致富,不过从整体上来说依然不摘下自己贫困县的帽子,从而占据国家宝贵的扶贫资源。

3 贵州省扶贫治理的现状与困境

贵州扶贫模式带领着贵州地区的所有贫困人口走向了小康生活。如位于贵州西南的晴隆县,是最为典型的山区贫困地区。这里的地势主要就是以山高陡坡为主,并且该地区的生态退化异常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人、地、山、水矛盾状况。在2001年,晴隆县启动了石漠化的科技扶贫项目。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晴隆县地区的退耕还草发展牛羊畜牧业的扶贫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石漠化的趋势也得到了有效的限制,生态环境有着明显的改善,该地区的群众收入也有着明显的提升,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崭新发展模式,通过结合开发的新模式,实现了石漠化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

从整体上来说,贵州地区严峻的扶贫状况仅仅是得到了改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还需要进行创新完善。而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贫困面大与贫困程度深并存

贵州地区的贫困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根据相关数据信息能够发现,到2015年底,贵州全省 共有493万贫困人口,同时也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李雷(2016)认为,贵州地区的贫困程度比较深,主要体现在雷公山、乌蒙山、大娄山等一些山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依旧比较艰辛,甚至于有些地区的居民都无法解决个人温饱问题,住房条件更是艰苦恶劣。

3.2 贫困户能力弱与劳动力空心化并存

索晓霞(2016)认为,贵州省贫困人口的内动力相对来说比较低,并且在大量的贫困人口中,有超过20%都属于文盲或者是半文盲。所以说该地区的贫困人口主要依靠的就是政府的补给,也就是说等、要、靠的状况比较明显化,自我经济发展能力比较低下。并且从整体上来说,该地区的扶贫还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支持。不仅如此,宋贵伦(2015)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治理面临思想重视不够、问题底数不清的问题。青壮年劳动力在流入城市之后,产业发展以及各类基础设施都比较匮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3.3 基础设施欠账大与底数不清并存

贵州地区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在一些贫困地区的水利以及交通设施都不够完善,并且农业生产条件也比较差,很难支撑扶贫项目的发展,产业发展也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在基础设施不够的状况下,地区的经济很难发展,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及时的安排并完善该地区的基础设施。

3.4 精准识别程序繁琐与结果偏离并存

贫困识别能力低,管理复杂,流程复杂。主要体现在对人口的识别和登记方面,比如说针对一个贫困户的登记信息就有上百条,非常的详细,不过这些详细的信息用处比较低。并且按照指标分配法的方式来分配指标会出现识别对象目标偏离的状况。现如今精准识别工作的原则就是要坚持贫困人口模式中的相关之别,而这种识别方式也比较容易出现问题。比如说贫困户无法识别、社会矛盾以及贫困户凑数等现象。

4 提高贵州省扶贫治理的对策及建议

4.1 以民为主提高贫困村治理能力

对于扶贫开发来说,其主体就是农民,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贫困农民的生活质量,并且发展地方经济,农民就是开展扶贫项目的主体,同时也是主要的力量。不过在之前的贫困治理活动中却出现了贫困农民客体化的现象。伴随着精准扶贫的发展,通过接地气等扶贫项目,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参与到扶贫项目中。王彦平(2015)强调,政府应当下放一部分权力给社会,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与政府一起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形成合作共治的局面。

4.2 引进第三方实现贫困村治理有效

宋超(2016)认为,首先政府的扶贫地位比较高,长长出现大包大揽的现象,并不能够从整体上来展现出其作用。另外政府通过单纯输血的方式来治理贫困的方式过于简单,并且效率也比较低。引进第三方实现贫困村治理,进行精准扶贫则是政府、民间力量、贫困人员这三者的结合模式,将政策、发展理念以及扶贫主体结合在一起,通过沟通交流来开展扶贫活动,其效果非常明显。

4.3 “干部下乡”促进贫困村治理和谐

对于精准扶贫活动来说,所实施的就是干部下乡政策,并且在村庄召开会议、组织学习考察等活动的时候,需要将村干部和村民全部结合在一起,并且精准扶贫实践与村民自治的方式也能够实现多方面的良性互动,从而有效的解决村民社会问题,以此来制定更加完善的扶贫政策和措施,为落实政策奠定良好的基础。

王永平(2012)认为,首先,移民住房建设资金应该通过政府补助和农户自筹的方式来进行完善,同时要给予移民住房产权。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自筹的特殊农户来说,应该由政府部门担保,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坚决实施政府部门的免税优惠政策。另外就是要制定健全的生态移民土地变更和建设政策,要积极的建立移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针对迁入城市居住的住户应该落实户籍管理制度。依法开展贫困人口的识别工作。对于扶贫活动来说也应该有序的进行,并且一定要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来开展扶贫工作,这里主要包括了扶贫对象的识别以及相关的程序。通过法治的方式来开展精准识别工作。并且要开展程序入户调查的工作,以便核实国家规定的标准。

5 结束语

对于扶贫规划以及相关的措施来说也应该在法律约束的环境下实施。对于扶贫开发规划来说它是扶贫工作的先驱,是落实扶贫工作的前提。扶贫开发的举措将会直接影响到扶贫的效果,因此应该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对于各级各类扶贫开发规划来说,也需要在法律的保障下落实。而具体的扶贫开发政策和措施也需要法律的约束,这样才能够保证较高扶贫效果。

参考文献

[1]索晓霞.扶贫开发的贵州探索、问题及对策[J].中国发展观察,2016(06).

[2]李雷.贵州省赫章县扶贫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6(12).

[3]宋超.精准扶貧: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07).

[4]王永平,陈勇.贵州生态移民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2(10).

[5]朱海俊.贫困的社会因素论说及其对我国农村反贫困的启示[J].江西农业学报,2007(3).

[6]林毅夫.贫困、增长与平等:中国的经验和挑战[J].价格与市场,2004(09).

[7]胡平.关于解决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的现时思[J].乡镇经济,2006(04).

[8]康晓光,彭香忠,伍双燕.“退人还山”:扶贫战略的新发展[J].中国名族,2006(01).

[9]宋贵伦.我国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J].社会治理,2015(05).

[10]王彦平.改革政府治理模式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途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12).

作者简介

赵阳(1963-),女,汉,贵州省贵阳市人,贵州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本科,研究方向:图书馆读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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