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草文稿如何改进文风

2018-11-25 12:30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徐虹
办公室业务 2018年24期
关键词:文风写文章针对性

文/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 徐虹

一般来说,文风是指使用语言文字的作风,是对人们写文章、说话风格、风尚和特征、特点的一种统称。文风连着党风、学风、政风,事关党的形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风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大抓作风建设,把改进文风作为重要内容,提出明确要求。那么,起草文章时应当如何把握呢?

一、针对性要很强

就是讲话和材料要有的放矢,贴近实际,言之有物。有没有针对性,是衡量一篇材料成功与否、价值多大的重要标准。当前,一些单位会议看上去轰轰烈烈,讲话写出来洋洋洒洒,但只是讲了一些脱离实际的空话,照搬照抄的大话,无病呻吟的虚话,写完了连自己都没有弄清要解决什么问题,别人读完了也搞不清楚具体目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针对性。改进文风,就必须克服和避免这些问题,往增强针对性上使劲用力。怎样才能增强针对性?笔者认为,要注意把握三个方面:

一是要紧密联系实际。公文材料最终是为完成工作任务服务的,只有立足工作实际,带着使命任务、带着实际情况来写,才能有针对性,才能起到指导和推动工作的作用。我们在起草材料时,不能搞上下一般粗,要注意从实际出发,既要讲普遍原则又要讲具体道理,把本单位的特殊情况结合进去,把上级共性要求变成本级的个性举措,真正使“普通话”变成“地方话”。

二是要抓住矛盾问题。一篇好文章,无论是材料主题确定、观点提炼、行文展开,都必须是针对问题而来,做到有的放矢。只有对问题有敏锐的把握和深刻的研究,写出的东西才会有很强的针对性。实践证明,写材料抓的问题越尖锐、越突出,引起的反响就越大;抓的问题越普遍、越难解决,影响就越长久;抓的问题越及时、越鲜明,指导性就越强。在行文论述时,提出问题要直接,分析问题要深入,解决问题要有具体措施,增强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

三是要分清讲话对象。动笔之前要先弄清楚对象是谁,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样才会有针对性。比如说,起草一份会议讲话材料,要先看什么会、什么主题,谁在讲、谁来听,都要好好定定位,一定要写出此情此景,千万不能不看对象泛泛而谈,否则就写跑了、写偏了。只有这样,说出的话才会亲切有味,才会受到欢迎。否则,就可能产生不良影响。

二、条理要非常清晰

看一篇文章、听一个讲话,如果条理清晰、逻辑严谨,就容易看得明白、听得进去,如果没有条理、一团乱麻,就感到难以理解、不得要领。所以,写文章要提倡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行文流畅的写作风格。如何做到条理清晰呢?

一是框架结构思路要很清。如果说文字是思想的载体,那么,结构就是思想的骨架。构建文章的结构,不只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实质上反映了作者的总体思路。在写作中,无论是初学者或是写作上有经验的“老手”,有一点必须注重,即在下笔之前,始终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会清楚地思考。只有“想”清楚了,文章才能“写”得清楚。在理思路建结构上,一定要多下点功夫。虽然理清思路很难,但一些常见的公文还是有规律可循的,甚至有一定的模式可参照。工作总结、动员讲话、调研报告等不同类型的材料,也都有其相对固定的模式,大家要多看、多学习、多研究这方面好的例文,这对理清文章框架的思路很有帮助。

二是内容展开要层次分明。初学者写出文章后,拿给高手看,往往会有这样的评价:“太乱,缺乏层次。”这里所说的缺乏层次,就是指文章内容的展开过于笼统,没有条分缕析深入阐述。古人写文章讲究“起、承、转、合”,律诗中有“首联、颔联、颈联、尾联”之分,都是为了分开层次,把意思表达更全面、深刻,让人看得更清楚。写文章要注意分开层次,先讲什么后讲什么,要分得十分清楚,层次段落要承转自然,防止凌乱松散、简单生硬,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延伸开来,把每一个问题都讲深讲透讲到位。

三是行文论述要讲究逻辑。讲究逻辑就是要按照一般性的逻辑规律来安排内容,进行判断和推理。一篇文章只有逻辑严密,才能正确传达所要表述的信息,才能经得起推敲。如果逻辑混乱,不仅看不明白,还可能导致曲解和误导。那么,怎样才能做到符合逻辑?总的来说,就是要符合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把握好观点之间、前后之间、主题与论点之间、论点与论据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内容要客观真实

话要有人听,材料要有力量,首先就得真。只有真实才最有力量,才最接近真理,才能赢得信任。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向来坚持实事求是,倡导讲真话、报实情。这是党的力量所在,也是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坚持的政治品格。这是因为,讲真话是正义在手、真理在身的表现,那些手中没有正义、没有真理的人,只能靠假话装潢门面;讲真话是心怀坦荡、无私无畏的表现,那种居心叵测、私欲熏心的人,是不敢把心里话亮给公众的;讲真话是有信心、有能力的表现,糊弄群众、欺上瞒下,往往是无能之辈。与真相对的那就是假,说假话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其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真实性是文章的第一生命,一篇文章如果连最起码的真实性都不具备,即便写得再好,也会令人唾弃。要改进文风,必须从坚持说真话做起。

一是客观真实,就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杜绝说假话。文电材料一般都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导向性,必须客观真实,经得起理论和逻辑推敲,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而不能随心所欲、信口开河。俗话说:“一字入文书,九牛拔不出”,极其形象地说明了公务文书必须真实准确的特点。在平时的工作中,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一定要报真情、讲真话,如实地反映情况,实事求是地揭露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有喜报喜、有忧报忧,绝不能弄虚作假,夸大成绩,报喜藏忧,隐瞒实情,掩盖真相。对上反映情况,一定要恰如其分,实事求是,不能把刚刚作出计划的工作,说成是已经布置下去了;不能把刚刚布置下去的工作,说成是已经顺利实施了;不能把正在实施的工作,说成是已经完成了。

二是客观真实,还体现在以事实为依据作出判断、得出结论,不能凭空想像。我们党1981年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解决了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和遗留问题,特别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由于这个决议真实地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因而受到了党内外的一致肯定,在思想战线真正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机关干部在办文办件过程中,也会经常遇到如何评估工作形势、如何评价一个单位的问题,比如写总结讲评、干部鉴定、调查报告等,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不信口开河、无中生有,确保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三是客观真实,还要注重在引用材料上确保真实可靠。写文章经常需要加入引文,引用材料的真实性也直接影响着文章的真实性。所以,要坚持引用的观点准确,做到表述精准,有根有据;坚持做到引用的事例、数据准确,对运用的每个事例、数据都认真考证,确保不差不错,不道听途说,不马马虎虎;坚持做到引用的名言警句准确,始终秉持严肃、严谨、严格的态度,不以“好像”是这么讲的、“似乎”在哪儿听过便草率引用,每次都要认真查找原始出处,确保准确无误。

四、篇幅要简短精练

就是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墨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学生向墨子请教:“话多好么?”墨子回答说:“青蛙日夜叫个不停,可仍然没有人听;报晓的公鸡一打鸣,天下为之震动。话不在多,关键在于合乎时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讲短话是一种境界,比讲长话更能打动人。讲短话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好文风。毛泽东曾严肃批评长而空的文风,把它比作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要求大家认真“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因此,文章的价值不在于篇幅长短,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当长则长、当短则短,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那么,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得短一些、精一些?

一是直陈主题。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一文中开篇就说:“我今天讲三点:一、讲这次会议;二、讲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三、讲工作方法。”在《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文中,上来就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复香港。”廖廖数语,就清楚明白地表明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应该学习这种文风,写文章直截了当、单刀直入,快速进入情况、直接亮明观点,不兜圈子、不绕弯子,不刻意追求形式,不过分讲究技巧,不说那些空话、套话、大话,力求两三句话就挠到痒处。像那种“开门不见山,帽子戴顶端,过渡一大套,几层一二三”的繁文缛节,那种“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的拖沓之风,应下决心改一改。

二是抓住重点。一份公文、一篇文章,往往会涉及方方面面、多个层面。既有轻重之分,也有急缓之分。要以最少的文字表达更多的信息和内容,就应该抓住重点、抓住要点、抓住要害,做到以重带轻、以急带缓,切勿贪大求全、平分秋色、面面俱到。著名文学家朱光潜讲过一段深刻体会:“写文章和打仗相似,用兵制胜要诀在占领要塞,击破主力。要塞既下,主力既破,其余一切就望风披靡,不攻自下。”在我军历史上,有这样一份言简意赅的电报,堪称写短文、抓重点的典范。抗美援朝初期,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展神速,加上敌人严密的地面、空中封锁,使我志愿军给养供应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尽快向国内反映这一情况,争取物资援助,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亲自执笔,给党中央拟写了一份紧急电报稿,仅有六个字:“饥无粮,寒无衣。”中央收到电报后,迅即采取紧急措施,大批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朝鲜战场,保证了二次战役顺利实施。

世间没有说得完的话,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话都说完。那种面面俱到的文章,要么是“流水账”,要么是“这个是基础,那个是关键”,“这个是当务之急,那个是重中之重”,结果是什么都强调了,等于什么都没强调。起草公文,要注意根据性质用途区分主次,如果是上行文,就要少引用上级精神、少讲道理、少发议论,重点写干了什么,有哪些效果,下一步怎么办;如果是下行文,就要少一些铺垫过渡,重点写要干什么,采取什么措施,达到什么目的;如果是平行文,就要少讲形势、意义、背景、议论之类的话,重点写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方做什么。

三是删繁就简。材料写作中,叙述同一件事,用语越简约越好。我国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三个下属一同出游。忽然有一匹马飞驰而来,把路上的一只狗踩死了。欧阳修提议:“请你们分别来记叙一下这件事。”一名下属率先说道:“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第三人说:“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欧阳修听完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三人连忙请教:“那你怎么说呢?”欧阳修说:“‘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欧阳修为文,就体现了这种简约的风格。

精练的材料是写出来的,也是认真修改磨出来的。鲁迅先生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托尔斯泰则把删减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和窍门来看待,并且一生都奉行这一准则,他告诉自己和别人:“要永远抛弃写作可以不加修改的思想,修改三四次还太少。”文学大师们之所以一再强调修改问题,原因就在于任何认识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反复思考、比较、推敲、锤炼中逐步完善而成的。起草文件和讲话,必须要不厌其烦地修改、雕琢,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凝而不泛、实而不空,成为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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