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刘为坤，缪 佳，鲁梦梦

(1.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休闲与艺术学院，上海 200438；2.南通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体育文化差异是东西方跨文化比较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对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形态演变的剖析无疑会深化对东西方体育文化差异的整体性认知。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充分认知某一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乃至衰亡”[1]是研究的首要步骤。体育史学家们认为：“体育运动形态、体育观念形态、体育组织形态是构成复杂体育现象的三个层次；体育运动形态主要是指人们的体育行为和运动方式，体育观念形态主要是体育行为观念和行为规范，体育组织形态主要是指为实现体育行为而形成的社会组织方式。[2]”故此，时间的“纵向维度”与体育文化形态三层的“横向维度”，为本研究搭建了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此为基础对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演变历程的梳理与勾勒，不仅能为深层了解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提供具体帮助，也能为东方体育文化的现代化路径选择提供一定的思路借鉴。

实践证明，西方竞技体育的发展脉络与经济、科技、教育等文化现象的发展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 “在过去的五百年间，由于西欧诸民族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导致在发展结果出现了技术上的一致性”[3]。而西欧近现代文明的“崛起”，得益于“古典文明”与“中世纪文明”[4]的共同灌溉。故此，本研究尝试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形成期、发展期与转变期入手，并借助于体育史学家分析体育文化形态的三个层次，对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的嬗变做出一定的理论性阐释。

1 形成期：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特征——区域化

之所以将史前文明到中世纪结束的这一段时期，称之为西方竞技体育的形成期，原因在于：西方竞技体育的史前文明形态研究仍处于一片“混沌”，但掠过古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及克里特文明曙光之后，“合格的体育形态”[5]——西方体育竞技确已成为古希腊罗马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达到了一定高峰，中世纪后势头虽然有所回落，但漫长的中世纪为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竞技体育“爆发”式成长积聚了深厚的“历史势能”。此时的西方竞技体育尚处于萌芽状态，其影响范围也仅限于地中海文明的局部地区，体育文化的区域性特征明显。

1.1 运动形态的独立性缺失

体育运动形态主要是指人们的体育行为和运动方式[2]。此时的西方竞技体育运动形态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主要特征：一方面，人们的体育行为尚未脱离其他文化束缚的“藩篱”，体育行为与宗教或节庆日相混杂；另一方面，人们的运动方式也未挣脱军事训练的“窠臼”，体育行为方式较为单一。换言之，竞技体育运动形态的独立性缺失是其形成期文化形态的主要表现。

首先，处于形态形成期的西方竞技体育是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时期，文明的传递对神话的依赖有较高的程度。奥林匹亚能成为古希腊的竞技中心之一的重要原因在于“借助了德尔菲的阿波罗神谕”[6]33。若单从体育竞技的角度去解读该时期的体育赛会的形式和内容，研究者或许会感到失望，因为赛会高潮的主角是对神的献祭，而体育比赛仅是宗教仪式的外在“装饰”。如公元472年的奥林匹克赛会期间，是神圣预言者宣布了赛会的开始，向神和帕罗普斯献祭，祈祷贯穿赛会的始终，其中赛会的高潮是向宙斯献祭的宗教仪式及在Prytaneion(古希腊的议事会厅)举行的宗教宴会，赛会结束部分的内容依然是向神致谢的宗教庆典和宴会[7]。伴随罗马帝国的建立，西方文明历经了一次重大转移，由沿海商业文明转为内陆文明[8]。在此之前，宗教文化对形成期的竞技体育形态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在公元393年狄奥多西把基督教确立为国教之后，及后续的中世纪，宗教之于竞技体育发展的推动作用就明显地发生变化了。某种程度而言，宗教对竞技体育发展起到了一定阻碍作用。

其次，处于形态形成期的西方竞技体育依附于军事、政治、教育、生产、娱乐等事物的特征明显，运动方式也较为单一。军事训练与政治性的身体训练成为支撑竞技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从《罗马史诗》中的内容来看，在特洛伊战争时代，竞技体育的初始形态便与培养战士的军事教育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男童在家中被母亲抚养到六七岁之后，便统一接受严苛的军事、生产、游戏等教育[9]。为了训练出一流的战士，就需要不停地组织体育竞会，锤炼他们的身体，培育他们的勇气，这使得希腊人的所有举动都显露出体育的成分，因为只有充分锻炼的公民才能保卫自己的城邦[10]。而后，竞技体育由公民间的体育竞技逐渐转向城邦间的竞技趋势。于是体育竞技在英雄、军事、祭祀、教育娱乐等色彩的基础上又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性色彩，即竞技体育逐渐演变为各城邦为国家荣耀博弈的舞台。雅典人的教育理想及斯巴达人的勇武便是该时期城邦政治对竞技运动态度的一个深刻缩影。古希腊之后的罗马统治者们更倾向于以节日的形式将继承于古希腊的竞技会办成了娱乐气氛浓厚的“罗马节庆日”。竞技娱乐作为一种机制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是世界大都市罗马最吸引眼球的事，军事的胜利，寺庙的建成、皇帝的生日、政府纪念日等都成为举办赛事的缘由[11]51-52。

1.2 观念形态的规范性不足

体育观念形态主要是体育行为观念和行为规范[2]。此时的西方竞技体育观念形态的具体特征表现为：竞技体育的价值和功能仅被有限的认知主体所认知；指导和约束竞技体育开展的规范显得十分粗略。整体而言，形成期的西方竞技体育观念形态的规范性不足的特征表现明显，其与近现代西方竞技体育观念的规范性之间的差距显然是巨大的。

首先，在竞技体育的形成期，人类对竞技体育的基本观念开始有了多元化的价值倾向，但认知体育价值和功能的社会群体有限。随着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竞技体育不再把解决生存问题作为主要目标，开始具有新的独自的价值取向[12]5。早期古希腊竞技体育与祭祀活动关联密切，通过祭祀表达取悦神灵的“娱神”价值倾向浓厚，而古希腊后期及罗马时期的体育竞技活动“娱神”的气息有所减弱，转向对个人能力的崇尚、对荣誉的追逐及对竞技娱乐价值的提倡——“娱人”价值倾向初露端倪。竞技体育从“娱神”转向“娱人”的价值转变趋势已初步得以展现。如古希腊的参赛者奥德修斯就曾指出：“没有什么能比凭自己的腿脚和双手挣来的荣誉更为隆烈”[13]。另外，除强健身体、军事训练等方面的“自然”价值和功能被人确立之外，萌芽形态的竞技体育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价值和功能也逐渐得以展现。氏族贵族部落头目及其子弟由于优越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享有与普通社会成员不同的体育条件[6]25。这也间接地说明了最初的西方竞技体育被当成一种具有优越感的文化教育手段的价值和功能，在当时社会已经被得到认可。其次，任何竞赛的存在必然不能缺少指导和约束的规范，处于形成期的竞技体育规则还较为粗略。竞赛规则的规范程度是具历史相对性的，在西方竞技体育尚未脱离对宗教、政治、军事等事物发展束缚之前，指导和规范竞技体育行为的规则的专门性程度低有其必然性。早期的体育规则(法令)大多是出于军事和伦理需要颁布于政令之中，显得零散和不系统[14]。正如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一样，不同时代对“暴力”的忍耐程度也是不同的。以当今时代的标准来审视此时的体育竞技活动，其必然是“野蛮”至极的。

1.3 组织形态的专门性尚未展现

竞技体育组织形态主要是指为实现体育行为而形成的一定的社会组织方式[2]。在萌芽与积淀期的西方竞技体育与现代成熟的竞技体育之间确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即尚未出现专门性组织机构。专门性组织机构尚未发育成熟也就意味着支撑现代竞技体育的“三大体系(思想体系、规则体系、组织体系)”[15]中的组织体系尚未发育。

延续了上千年之久的泛希腊竞技会是古代竞技运动的高峰，但关于泛希腊古竞会的具体组织的史料方面却显得“只字片语”。美国考古学家托尼·佩罗蒂提对古奥林匹克运动与古希腊的渊源做出考察后，指出：“厄里斯城是古代奥运会的世代管家”[16]。厄里斯城的贵族们在古典时代就组织了一个高效的体育组织机构，一个万能的“奥委会”，安排赛程、增加项目设置等，并负责裁判及各项奥运会工作。“罗马时期宗教或政府祭祀官员的名单出现在古代奥运会的神殿内”[17]，这说明政府或宗教成为此时竞技体育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另外，罗马共和时期的竞技赛会娱乐性增强，很多赛会作为公共节日的主要内容镶嵌于公共活动之中，而(费用)由国家承担财政，由帝国官员来承担具体的组织工作的特征明显[11]51。延续了上千年的泛希腊竞技会在举办模式方面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且长期稳定的竞技会也离不开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但查阅相关文献，除厄里斯城的贵族们之外，鲜有记载对泛希腊竞会的具体组织进行描述。由此可见，此时竞技体育组织的成熟度还不高，即竞技体育组织的专门性尚未体现。竞技会的事务处理往往由宗教与政府的官员来协办，专门组织竞技会的机构和组织尚不存在，此时的古代竞技体育缺少核心组织的支持体系。

中世纪以后，基督教成为西欧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由奥古斯丁主义所坚守的“身体是灵魂的监狱”灵肉对立观使竞技体育沉寂，并被排除在(主流)教育之外[18]。一时间，“竞技体育在古希腊时期独领风骚、独树一帜的风光无限文化形式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已荡然无存”[19]，这也“宣告了高扬肉体旗帜的竞技体育文化与身体教育的低落”[20]。虽然表面看来，中世纪是体育“衰退和死亡”[21]的时期，仅以骑士体育的形式延存，但中世纪却又是“一个孕育近代体育萌芽并散发着特殊的光明与活力的时代”[22]。原因在于：看似有着辉煌开端并孕育出早期完整形态萌芽的古希腊罗马竞技体育面对剧烈的社会环境及生存土壤的质变，必然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对新社会环境的适应。看似竞技体育发展受到极大抑制的中世纪，实则为文艺复兴之后的发展储备了极其深厚的“时代发展势能”。换言之，中世纪虽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古希腊罗马体育的薪火，但却又为现代体育体系发展雏形奠定了基础。[23]例如，中世纪的竞技体育形态发展由摆脱诸多形如宗教、军事等因素的束缚，转向依托市民，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趋势。至此，竞技体育发展的形成期基本结束，等待竞技体育全面快速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

2 发展期：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特征——地域化

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正所谓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11]20。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外辐射向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在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西欧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交织下，西方竞技体育展露出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形态。因此，在十八世纪末竞技体育的世界性转向之前，此段时间可称之为西方竞技体育的形态发展期。

2.1 运动形态的独立性呈现

文艺复兴开启了人类继中世纪宗教兴起之后的又一次关于自身存在问题的根本性审视，人文思潮拨开了中世纪的神学迷雾，回归现世，人类身体也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

人类对身体的关注促使竞技体育自身发展不再过度依赖对其他事物的束缚，进而人文理性兴起之后的竞技体育必然展现其独立性。竞技体育是人本能的社会性表达，人类的社会性行为不单是由理性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许多时候还要顺从本能的行为，而竞技体育恰能使人类现实中被阻抑需求得到代替性满足，人的攻击性、竞争力、游戏心理等郁积的各种能量得到有效宣泄[24]。借用学者李力研的观点：“体育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化，是文明化负重之下疲惫不堪的人们回归自然的必由途径”[25]。而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思潮恰恰激发了人类对竞技体育的这种必然诉求，竞技体育便开启了对其独立性发展空间的拓展进程，不再如中世纪之前那般对各种依附载体有高强度的依赖。如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就出现了没有宗教背景的大型体育集会，足以说明那时的体育活动已经与宗教完成了脱离[26]。

西方竞技体育形态独立性表现的另一个层面是运动方式的丰富。首先，竞技体育项目的数量和种类不断走向富集，除了距离类和速度类的竞赛项目及格斗类项目之外，文艺复兴后的各种球类运动项目诞生，再到后来的体操项目，此时的竞技体育项目单从数量上已经与中世纪之前的竞技体育项目明显不同了。其次，竞技体育的参与方式及竞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以集体间对抗的形式出现，具体量化数字与时间也被引入到竞技体育活动中来，身体与器械的结合程度也提高了。整体而言，人们从事竞技体育活动的束缚空前弱化，竞技体育迎来了自由且独立的发展时期。

2.2 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

欧洲三大运动为西方竞技体育的观念形态强化注入了内源性的支撑——人文思想。此后，竞技体育作为塑造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的基本观念，在西欧各国得到了普遍性的确立，与此同时，竞技体育规则法理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教育者为塑造完美人格所创设的教育课程长期支配着西方教育的发展，让身体运动进入学校，成为培养人的重要内容[27]。如弗吉里奥(1934—1420)就是首位阐释人文教育的思想家，他在《论绅士的教育》中论述了博雅教育，并认为竞争精神是受教育者的首要品格，竞争精神的基石在人的天性之中。而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又再次提升了竞技体育的理想，并构筑了竞技体育的人文价值堤坝。相较于文艺复兴的“阳春白雪”仅在知识分子阶层有较大影响的特征，宗教改革的思想影响力则更为广泛而深远，原因在于其思想在社会的中下层广阔的空间进行传播。宗教改革在较大程度上冲击了“身心对立”的二元身心观，并使人文主义体育思想被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所认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奠定了博爱主义教育思想基础，并最终孕育出新人文主义的体育教育思想，把身体运动作为培养理想个人和群体的有效方式，借助于对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研究，把身体运动推向教育化，而竞技体育开始走向成熟。经过人文主义思想的教化，身体与心灵不再对立，而是走向统一，人文主义教育观渐成，西方竞技体育被纳入学校教育范畴。至十八世纪初“竞技运动自治”制度在欧洲开始出现，“把比赛活动的组织举办工作权交付给那些学生自行管理”[28]，这可谓近代竞技体育观念形态塑造的直接产物。

不仅在观念方面竞技体育实现了人文化的演进，在规则方面竞技体育的规范性程度也显著提高了。如中世纪的足球运动中的唯一规则就是“禁止杀人”[11]115，由此可见当时体育活动的野蛮程度。也正是因为竞技体育活动规则的规范程度不高，足球运动才会招致政府和宗教的各种限制。而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思想给予了竞技运动价值极大的肯定，于是贵族阶层、学校、新兴资产阶级便开始了对竞技体育实施规则的改造。如16和17世纪贵族对身体锻炼做出了一定的修正，在竞技体育活动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有所转移，不单是对竞技结果的关注。贵族阶级在体育活动中更加聚焦于姿态的优雅和服装的雅致，而非展示强壮的身体[29]177。融入学校的竞技体育活动在具体的开展中也开始被规则化了，17世纪的伊顿公学就规定了足球比赛的人数和禁止用手的规则[30]。另外，著名的足球《剑桥规则》也是学校对竞技规则贡献的实例之一。除贵族阶层和学校的努力之外，各社会阶层均以组织或建立体育俱乐部或协会的形式积极参与其中，极大地提升了竞技体育活动的规范性。

2.3 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近代以前的竞技活动难以称之为竞技体育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既无机构设置，亦无遴选的组织”[29]176。在竞技体育的专门性组织形态发育不完全之前，其作为独立性事物存在的合法性尚不被得到承认。因此，专门性的竞技体育组织机构的出现可谓是竞技体育组织形态得到完整性确立的体现。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很难找到专门的组织对竞技体育活动负责的直接证据，此时竞技体育距离形成完整的系统尚差组织形态的专门性这一关键性环节。

从具体发展历程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组织形态发展与体育俱乐部之间密切相关——早期的体育俱乐部为竞技体育组织形态走向成熟提供了可直接借鉴的模式。如17世纪50年代，赛马、拳击及板球运动的性质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些运动有了普遍的规则，并能够系统性、有规律地产生收入[31]7。而运动性质的变化动力来自于专门性的体育组织的出现——体育管理机构。此类组织最初以体育俱乐部的形式在17世纪的英国相继出现，如1742年首个滑冰俱乐部——爱丁堡俱乐部成立[32]，1751年至1752年间赛马俱乐部成立，1787年板球俱乐部成立。显然，早期成立的体育俱乐部有很强的阶级属性，俱乐部的成员大多为贵族或资产阶级，但该类俱乐部的具体运作模式纷纷被社会各阶层所效仿。随着欧洲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中产阶级诞生，限于工作特点，中产阶级群体需要有规律地锻炼身体，这就激发了其对竞技体育的参与热情。这类人群在创立早期现代竞技体育组织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首先是参与者，而后便成为俱乐部的领导和干部。在中产阶级的推动下，带有中产阶级特色的竞技体育俱乐部或协会纷纷成立，1860年足球协会成立，1870年橄榄球协会成立。随着诸多竞技体育组织的成立，竞技体育赛事活动加速了对军事训练、宗教仪式、集市节日等事物附属的摆脱，竞技体育的系统性渐成，竞技体育组织形态的专门性开始体现。得益于专门性体育组织对竞赛规则的制定及标准化，赛事的规范化提升，区域性大规模定期赛事开始举办。

3 转变期：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特征——世界化

根植于希腊罗马文化沃土，经漫长中世纪时间沉积，又经三大思想运动洗礼的欧洲竞技体育，终在19世纪左右具备了独立的运动形态、规范化的规则形态、专门化的组织形态。此后，西方竞技体育形态突破欧洲区域化限制，向世界化的现代竞技体育形态转变，表现为运动形态的同质化、体育观念形态的内化、组织形态的标准化。至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体育从此再也不能脱离其他体育形式而单独存在了，它与其他不同体育实践形式连成一气，并具有了世界性[12]90。

3.1 运动形态的世界性转变：同质化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竞技体育的运动形态发生深刻转变，竞技体育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上呈现解构与重构的特征明显。形态日渐走向独立的西方竞技体育，在对宗教、战争、节庆娱乐等原有依附载体之间的关系方面有所解构的同时，与经济、科技、政治、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关系实现了快速的重构，西方竞技体育在运动形态方面实现了快速的世界性同质化。即 “民族化、地域化的前工业化社会活动特色”[33]被世界性的同质化所代替。

竞技体育行为方式层面的同质化主要表现为“工具主义倾向”[34]。欧洲三大运动之后，身体逐渐脱离宗教“窠臼”，逐渐成为后来科学、教育、军事训练的重要研究内容，竞技体育的功用为不同群体所重视，竞技体育的“工具主义倾向”开始出现。如教育界利用竞技体育的健身功能，注重强调对生产合格劳动力的培养，军队开始利用竞技体操培养身体素质优秀的士兵；经济界则利用竞技体育追求名利后的经济及娱乐价值，政治界则将竞技体育视作“政治表现的舞台”[35]。因此，在19世纪初期英国竞技运动、德国体操和瑞典体操迅速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代表形式，并且西方竞技体育发展趋势及传播特征也表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特征。多元化的传统竞技体育项目逐渐被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代替是竞技体育同质化的又一表现。工业文明的发展彻底地改变了前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与传统竞技项目相适应的文化关系遭到破坏，未能转型的传统竞技体育项目无法实现跨地区的传播和发展，进而逐步边缘化。现代竞技体育项目依靠与社会工业文明相契合的自由、法制、竞争等优势，被迅速纳入到世界各国的工业化文明进程中来，西方竞技体育的同质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3.2 观念形态的世界性转变：内化

西方竞技体育之所以有世界性影响力，其原因在于现代竞技体育具有普世性，这种普世性来源于西方竞技体育观念与规则的内化，这得益于“人们对体育认知的转向”[36]。随着人们对体育认知的不断深入，体育在人们行为意识与观念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清晰。因而在现代人的观念中——体育场成为最后一块“所谓”净土，它是一种崇高的象征，代表一个有序的领域[37]。换言之，观念的普世性增强与竞技体育规范的规则性细化是竞技体育形态世界性转变的两方面的重要体现。

首先，西方竞技体育阶级属性观念发生扭转。在欧洲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竞技体育总是以上层阶级的文化形式出现，而随着有“闲”阶级社会普遍来临，参与体育活动成为社会个体的基本权利和需要。在此推动下，竞技体育的普世性得到了增强，身份特质与竞技体育实现了较大程度的剥离。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上层阶级放松了对体育的控制、竞技体育的参与方式多样化了、竞技体育被引入了学校教育等，但最不能忽视的原因在于竞技体育所提倡的核心理念——公平竞争，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的公认行为准则。其次，竞技体育中“法”的规则性增强。根据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理论”阐释，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西欧社会里，发生了一个对礼仪和社会规范的精致化与提炼的长期过程，迫使人们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施以更加严格控制[38]。埃利亚斯根据18世纪的英国社会结构变化提出了“体育竞技化”的概念：“议会政治中所体现出的规则精神向体育领域的渗透推动着文明和体育竞技化的进程”[39]，在该过程中体育规则越来越明确、精细，“公平竞争”理念为社会各阶层文化所吸纳。另外，商业化的发展使得所有运动都有了普遍接受的法律规则[31]15。总之，支撑现代社会运行的契约精神，其影响范围的扩大对竞技体育观念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3.3 组织形态的世界性转变：标准化

19世纪之后，运动形态的同质化、观念形态的规则内化标志着西方竞技体育自身已发育成熟，而推动竞技体育走向外部更为广阔空间的外部组织形态亟需转变。而此时出现的世界性竞技体组织承担了竞技体育组织形态现代化转变的重要任务。此后，任何的现代竞技体育实践活动都有了明确的“责任人”，且不同地区的竞技体育活动均以统一的模式与规则出现，即竞技体育组织形态已经没有国界概念了。

从区域性、国家性体育组织延伸到国际性体育组织的发展模式是竞技体育组织形态世界性转变的具体表现。1850年，除伦敦之外的体育俱乐部仅有几十个，而19世纪60年代末，除非洲之外的国家，现代运动的某种(组织)形式已经根植了[6]218。1875年，在布达佩斯举办了按英国规则组织的田径比赛，19世纪90年代，多个单项的国际运动中心成立，为了整顿竞赛的混乱状态，一些国际通行的规则手册问世了。除此之外，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历史重点转折出现，德意志民族实现统一，很多史学家把体操看成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极大地促使了体操组织在美、日、澳等国的传播，无形地加速了竞技体育组织的国际化进程。除此之外，此时的欧洲兴起了举办泛希腊运动会的尝试，最终顾拜旦男爵以奥林匹克观念为基础，奠定了组织世界性体育竞赛和促进世界各民族相互接触的思想基础，于1894年成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随着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与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之间关系的确立，西方竞技体育形态的现代化转变完成，竞技体育组织形态规则走向统一，西方竞技体育走向标准化。

4 结语

“从仪式到记录”[40]是西方学者对现代体育本质的解读，而本研究基于文化形态的的具体视角，对西方竞技体育演变解读的结论是：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的“文明进程”是其外部生存文明圈不断扩大，内部逐渐走向独立化、规范化及专门化的过程。由区域性文化发轫，逐渐演变为地域性文化，最终定格为世界性文化，是本研究对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变迁中阶段性特征的粗浅勾勒。与当今世界其他主流文化的发展模式变迁相类似，西方竞技体育的“文明进程”是其文化的世界性不断伸展的过程——运动形态的独立性不断提高、观念形态的规范性持续增强、组织形态的专门性不断突显。此为西方竞技体育形态演变对中国体育文化发展道路所提供的直接借鉴。

此外，对西方竞技体育形态演变的认知，还有助于对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境遇的深层理解。从中国体育的外部生存空间来看，其根植于相对单一的古代中国农耕文明文明圈，缺少多种文化类型的“共同化合”的内在驱动动力，除导致自身发展缓慢之外，亦会导致很难被其他文明所接受。而从中国体育的内部形态而言，其运动形态、观念形态、组织形态尚未发育完全，尚处于一种“准体育形态”层面。因此，处在“准体育形态”的中国体育文化在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交流与交锋中难免会遭受一定程度的“碾压”。唯有认清以上事实，才能在中西方体育文化交流中做到“知己知彼”，并以此为基，探寻中华体育文化发展的最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