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过渡性遗址景观

郭亦家 黄艳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改造和更新进程的深化，位于城市中的各类历史文化遗址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城市遗址公园便成为平衡城市化建设与遗址保护间矛盾的有效方式，它不仅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城市的生态建设；还是城市文化生态链条的重要环节，有利于历史文明的传承、具有多元的美学价值、教育意义和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现有的城市遗址公园多为遗址后景观，即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结束，遗址本身作为文物展示开放给市民，成为“露天博物馆”。然而，仅仅将遗址作为“物”呈现给大众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使这些曾经活跃在“过去”的“物”在今天焕发出生命，“活在今天”，并使之与大众之间达成有效的情感和信息的双向交流，成为当前遗址场所建设的新方向。“工作中”一词是对此类城市遗址状态、属性和本质的概括，分别体现在其过程性、流动性和生命性之中。“工作中”的概念既是对此类遗址的理论概括和探究，也是对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尝试与实践，是一种新的遗址改造和利用模式，也是对传统遗址公园大众审美的一种思考与探索。

本文将结合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公园项目这一具体设计案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一步阐述“工作中”的概念，为将来此类城市遗址景观的可持续再利用，提出具有实践和参考价值的指导性建议。

关键词：过渡性景观 城市遗址 “工作中”

引言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并将继续下去，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开始城市化发展的高速期，经济诉求与文物保护间的矛盾在不断激化。当城市化遭遇文化遗产，新的冲突出现。实际上，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正面临被同化和逐渐丧失的危机，并集中反映在城市遗址的保护和利用上。

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城市文化遗产的出现已成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出于对遗址保护性隔离的需要，城市遗产的出现打破了城市居民现有的社区生活。然而，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同样也是不可预测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何时会结束。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这终将是一个暂时的过程，而非恒久不变的结果。因此，笔者借此讨论一种过渡性的城市遗址景观——一种解决城市化与城市文化遗产与城市生活冲突的新模式。

一、中西方对城市中古遗址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城市遗址公园是以历史遗址的整体性保护为目标，包含遗址公园的共性——通过将遗址保护和公园建设相结合，使“遗址”这一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公园规划设计中的核心，以原真性和完整性原则为指导，通过运用保护、修复、展示等手法，重新整合现有遗址资源，将已被发掘或未被发掘的遗址完好地保留在公园用地范围的公共空间形式。

城市遗址公园最初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高强度的现代化建设对历史遗产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也敲响了日本人保护历史遗址遗迹的警钟。日本随之提出了“遗址公园”这一保护模式，并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城市遗址公园，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并带动了遗址公园在各国的发展。

研究和实践更为丰富成熟的是欧洲，欧洲在遗址保护问题上同样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早期英国和法国针对古遗址保护问题形成各自的学派，并争论不断，直到意大利学派的出现，提出“要保护，不要恢复”的主张和“年代价值”思想。随后，这一思想便被欧洲遗产保护领域迅速接受，成为新潮流。其典型代表是米兰的斯福尔扎城堡，它是城市历史沧桑的象征，在经历了多次的修复和破坏，最终于二战后重建，作为米兰重要的博物馆。

近年来，城市遗址公园逐渐成为我国城市生态、城市文化和历史可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城市有机体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城市的生态建设；还是城市文化生态链条的重要环节，有利于历史文明的传承、具有多元的美学价值、教育意义和经济效益。北京城为例，北京作为元、明、清三朝的都成，是一座历史悠久、世界闻名的古城。历史为北京留下了大量的遗产，同时，随着北京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北京也成为将这些遗产遗址融入城市整体规划体系的一个典型案例。笔者通过图表和数据针对北京城市遗址公园的分布、面积及形态进行简要比较，不难发现，以遗址公园的形式对历史文化遗址遗存进行保护和再利用，是城市建设重点向纵深发展的体现，也是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基于调研，发现其共同特点和思路是以对历史遗存的保护为主，开展市民日常的娱乐休闲活动为辅，将遗址融入到市民生活当中，使遗址背后的历史自然而然地被人们记住，融入每一代人的记忆中。然而，由于场地内的考古工作已基本完成，未来场所中可能发生的活动将围绕百姓生活展开，因此，此类遗址的功能是相对稳定的，但缺乏多样性（如图1、表1）。

对于城市遗址公园而言，仅仅将遗址作为设计中的核心是片面的，缺乏辯证看待遗址在城市环境这个大脉络中的潜在可能性。城市遗址公园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还具备城市公园的属性——是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部分，为人们提供休闲和娱乐的空间和场所，并具有成为区域中心的潜质。因此，城市遗址公园是一个更为复杂的概念，其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场所——对过往历史文化的回忆与传承，对当下社会现状与问题的理解和反思，以及对场所本身与周边环境未来发展的启示和引导；换言之，城市遗址公园的设计是在一种多维度的时空状态下进行。随着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遗址在作为遗址公园的同时还要进行考古发掘，也为遗址公园的设计带来新挑战，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解决这些新问题。

二、城市中古遗址保护的困惑与难点

随着城市遗址公园的兴起也出现了许多困惑与难点。城市遗址公园是否城市遗址保护的最佳途径？能否解决遗址保护同城市发展间的矛盾？是否会对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绿地产生积极影响？在此难以一一列举。显然，由于城市建设的阶段和模式不同，遗址的种类、构造和规模等也各不相同，这些备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不仅不会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和统一的标准，而且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困惑

对于“保护”的理解。保护是意味着博物馆式的陈列展示，把遗存与市民相对隔离开来，在物与人之间设置一定的距离；还是小心谨慎地使用，使得遗存能够继续发挥原有的或者新的功能？对于城市遗址公园而言，“遗址”和“公园”是两个平级的修饰词，传统意义上的“保护”只满足了对于遗址的关注和重视，却忽略了公园所应具备的属性和功能。对于遗址的保护程度应有一个标准，不应过分保护或一概而论，尤其是在城市公园的语义下，应多考虑人们对场地的参与度和认同感，否则场所的价值和意义将会受到极大的质疑。

对于“开放与展示”的表达。城市遗址公园的设计重点是协调遗址保护与开放展示间的矛盾。展示的理解不只是“看”的概念，而是从人们的五感出发到内在的感受性体验，都是展示所要考虑和顾及的范畴。就遗址景观而言，除对一些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重要现场进行特殊保护外，对绝大多数场地应尽可能避免出现一种封闭的、室内的、博物馆展览式的展示方式，景观遗址的保护和展示要从景观的角度出发，而非从室内或建筑的层面进行设计思考。作为公园景观，人们对于场地是否能够产生丰富的感受、体验和认知才是城市遗址公园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

（二）难点

场地的弹性如何实现？场地弹性主要是指场地的恢复能力和流动性，体现在御窑厂遗址公园景观布局和形式与未来难以预料的开发之间的矛盾。目前，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公园由于长期处于考古发掘的过程中，缺乏统一合理的可持续设计规划，场地已经处于极为混乱的状态。因此，通过景观的设计与规划，为后续场地的考古发掘再利用提供一条可持续的方式，为公园今后考古后的恢复与再设计留有充足的余地将成为场地中的难点之一。

经济的压力如何缓解？遗址公园将来改造带来的经济成本。与早期城市遗址公园设计最大的不同在于此类遗址公园自身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除公园中市民的日常活动、参观外，考古发掘也成为场地内活动的重要组成之一，同时伴随着场地内地表景观的不断变化——发掘、填埋、植物移植等地形、水文和植被的调整。因此，此类城市遗址公园不是一次性的设计，而是需要长久的规划，能够灵活应对场地未来的种种变化，如何以最小的人力物力达到可持续又满足人们使用和情感需求的目的，为之留有充足的余地，是此设计中的第二个难点。

三、“工作中”的过渡性遗址景观

“工作中”一词是对此类城市遗址景观的整体概括，分别从三个角度反映了场所的状态、表征和特性，以及场所的内在本质。体现为“工作中”的城市遗址景观具有过程性、流动性和生命性。“工作中”概念的提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

第一，近年来我国二三线及更落后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使得城市中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遗址越来越多出现在公众视野。由于这些遗址发现时间较晚，处于被考古发掘进程之中，因而无法对其进行永久性的固定保护。此外，此类遗址大多都占用城市用地，如若保留遗址，相关部门不得不考虑综合开发利用城市遗址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效益。因此，通过“工作中”的概念将此类状态复杂的城市遗址系统化地归纳提出，并深入研究。

第二，目前此类“工作中”的城市遗址景观保护和再利用的方式出现了种种问题——无论是城市遗址的保护展示，还是将二者结合，很大程度上都反映出当下措施的不可持续或不合理，而这些存在的问题已造成对遗址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因此，对于“工作中”的城市遗址景观来说，亟需一种更为有效和灵活的新模式来解决当下的问题，并为今后类似问题的处理提出更具实践性和指导性的解决办法。

（一）“工作中”的遗址具有过程性

“工作中”是城市遗址临时状态的一种体现，是对遗址场地自身现状的概括——处于被考古发掘的进程中，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工作中”的遗址景观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面对城市发展同城市土地需求间关系的日趋紧张，城市建设不得不将遗址保护同城市绿地和城市公园相结合。然而，这也导致越来越多还没有结束考古发掘的城市遗址还要担负起城市公园的使命，因而，“工作中”的遗址景观将受到较大的人类活动干扰，并且，场所周边较高的人口密度和建设密度，都将会对遗址场地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带来双重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工作中”一词着重强调了此类城市遗址景观自身所独有的过程性（如图2）。

（二）“工作中”的遗址具有流动性

“工作中”的遗址场地自身具有能动性，体现了一种行为能力。“工作中”的遗址景观除遗址普遍存在的叙事能力（故事性）、展示能力（可读性）外，还具备自身快速的适应能力（弹性和流动性）和恢复能力（可持续性），而这与场所中的过程性密切相关。处于临时状态中的“工作中”的遗址景观反映出场地潜在的流动性。城市遗址作为一个复杂的场所，流动性体现在场地的方方面面，并且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例如，场地中遗址保护与再利用之间的平衡，不仅受到了遗址自身特质和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其考古方式和发掘时间的左右，而遗址场地发掘后的处理方式以及遗址遗迹自身价值等因素都会对场地的流动性造成无法预知的影响。然而，这些因素可以被看作为一种干扰，也可以被作为场所发展所需的催化剂。这种边考古发掘，边保护利用的模式是可持续的，这为场地的未来发展留有余地和空间，同时也是对过去的尊重。

相比较而言，“非工作中”的遗址场地往往将遗址遗迹的全部（或场地被彻底地考古发掘后的全部）一次性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保护和再利用。无论是做成博物馆还是遗址公园，场地内的元素将不会再发生变化，因而，设计也是一步到位的完成所有工作，这种一次性开发和一次性设计的模式导致场地本身失去应有的活力，同时还失去场所与周围环境发生互动的可能性，是通过设计师主观的方式讲述场地历史和文化，忽视客观场地本身的能动性，这种一蹴而就的方式也必然无法为场地的未来发展留有足够变化的余地。因此，“工作中”要求我们重视场地的能动性和流动性，场地的发展与变化是上百年甚至千年漫长演变的结果，其过程是无法被替代或被取代的（如图3）。

（三）“工作中”的遗址具有生命性

遗址作为城市历史进程中的临时状态，是城市化发展中的片段，是不断变化的。在埃兰.博格的“废弃景观”一文中曾提到：城市也并非是静止的物体，而是由连续的能量流动和不断的物质转化构成活跃的舞台，其中景观和建筑物及其他硬质实体要素都不是永恒的结构体，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遗址场地也是伴随着城市化发展和更替自然产生的，遗址场地的自然进程与活的有机体的特征并无二致，正如同城市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其复杂性往往难以被感知，并容易被有意识控制和规划的方面所掩盖。当我们将遗址景观放在这样的语义中理解时，发现遗址自身是具有生命的，而非传统哲学定义中提到的生物学范畴。

具有生命的遗址景观要求我们注重对于场地的思考和理解。当下，由于过度关注遗址本身，我们缺乏对遗址场地横向和纵向的解读，忽略了遗址本身由内而外自发的生命力和能动性。进而导致现在的设计师们对遗址的保护和再利用方式单一且耗资巨大。政府以保护遗址为由投资建设遗址公园等遗址保护措施，并没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的模式，即对遗址公园的景观设计集中地关注遗址表象所传达出的视觉化信息，通过抽象、解构或重组的方式对过去的遗址遗迹进行再现，再由枯燥乏味的方式展示给人们，这种基于浅层和表象审美的设计模式，缺乏对于遗址场地本身深层的解读。通过简单回填的方式对遗址景观中考古现场加以处理，也加剧了资源的浪费，不可持续，使得政府投资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而人们也难以理解这种博物馆似的保护方式究竟对于大众有何意义？（如图4）。

导致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场地理解为大型且复杂的景观体系，缺乏对场地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下运转的理解和对场地发展过程的思考。将场地作为一个生命体来看待，通过对遗址场地的历史发展梳理出场地自发的发展规律，在遵循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运用设计加以推动。绝大多数场地起始状态如同白板，人类活动赋予其意义和“生命”，最初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建筑物和产品并不被称为遗址遗迹，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过时、遗弃时，使得“遗址”最终成为这些事物在历史进程中临时状态的代名词。然而，“遗址”一词并不意味场地生命的枯竭终结，朱莉娅.泽涅克曾提出“对景观的思考即是对场地的思考”这样一个命题。这也是目前景观设计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缺乏对于场地本身的思考，正如朱莉娅.泽涅克所说，“大多数设计师可以非常成功地把握传统意义上的场地特征，如备受重视的生态、视觉和地貌特征，但只有少数人创造性地解决了场地在当代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而更少的人会从场地独特的组织体系、变现序列、形式语言、材料模板和用途表征出发思考景观设计的问题。”对此，我们若要重新唤起遗址场地生命的主观能动性，就不应停留在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等具体而表面的问题上，我们需要注入遗址场地新的概念和精心的考虑。

四、遗址场地生命精神的物质形式——新的改造模式

（一）遗址场地的能动性发展与前景

遗址场地的生命体现的是环境中各物质相互转化和作用的一种动态关系。生态学思想十分强调，过程中体现出的动态关系和因素，特定的空间形态的只是物质的一种临时状态，正处于变化成为其他物质的过程中。詹姆斯.科纳在构思一种更为有机、更具流动性的都市主义概念的过程中，将生态学作为一种极为有用的工具，并借助它去分析和了解具有多种选择性的城市未来。引入生态学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动态关系，而对于“工作中”的遗址景观来说，遗址场地的动态关系同样与生态学中的原理相吻合——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是如何在一种动态关系中相互依存的，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将遗址这一没有生命迹象的事物赋予生命，使得遗址本身具有“工作着”的能动性。由此，在遗址生命的动态关系中，物质的相互转化不仅体现在遗址场地的物质生命层面，还反映在其精神和文化生命层面（如图5）。

场地内的物质随時间和空间不断地转化其表现形式，但物质的本质并无变化。遗址场地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经过兴衰破败，断壁残垣埋藏于地下等过程仍在缓慢地演变，它们是塌陷的生命、地下的生命，也是过去的生命。然而，遗址随着人们考古发掘又重现于当下，当遗址遗迹暴露在空气中，又参与到新一轮的循环。一个相对封闭而简单的生态系统的产生，虽不足以成为运作生态学——它并不能满足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要求——规划、推动或最终允许自组织、恢复力生态系统的出现和演变，但这种看似是设计师的生态学的设计方式，却是以遗址场地生命本身的能动性为前提，遵循场地由内而外的发展规律，弱化了人对景观的主观引导。我们通过一个经典而特殊的案例——纽约市的高线公园（High Line）来进一步阐述，它为工作中的过渡性遗址景观的可持续再利用问题提供了启发。透过作为工业遗存的高线公园可以发现，面对城市的快速发展，设计是如何为遗址场地注入新概念，赋予场地新意义的，是如何尊重遗址场地自身的能动性，使其生命得以延续的（如图6）。

高线公园虽然钢架结构仍然保存完好，但是其表面已经由于常年不使用而破败不堪——成为一些城市探险家的乐园。在附近居民们的眼里，High Line原本的铁路已经杂草丛生，环境恶劣。High Line作为一条位于城市中狭长的废弃铁路，对城市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除对城市空间和生态绿地的占用、破坏和浪费外，还存在治安等安全隐患，对经济发展和就业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是一处废弃景观；然而，作为工业遗存的高线公园同样具有遗址的属性和价值，其作为铁路的使命已经结束，缺乏生命活力，但自身仍具有发展的能动性，并需要人们帮助扶持和推动，赋予它新意义。对于highline公园的可持续再利用，人们没有通过高额的资金投入将其拆除，拆除将会导致新的问题产生，一块崭新的空地失去了原有生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需要重新思考场地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意味着更高的资源投入；相反，基于铁路遗址的现状——破败不堪生锈的废弃铁路和基础设施，杂草丛生……人们遵循并保持了遗址场地内在的发展规律，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保护，避开历史遗留的残破铁轨，并对场地中植被生长的潜在可能性加以适当的扶持，将高线铁路焕然一新，并赋予了高线公园新的价值和含义。

这种基于场地能动性发展的做法，体现了设计师对遗址场地生命的尊重和理解，对于“工作中”的遗址景观设计应遵循其内在发展的规律，减少人为主观干预，辅之以适当推动，为遗址景观的发展提供物质、理论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以一种顺其自然的设计模式，赋予遗址场地新生命。

（二）大众审美观念的重塑

尊重遗址的能动性发展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遵循和对生命的理解，关注事物的本质，而非从人们自身的主观审美角度去评判这种由内而外自发的演变结果。2010年于加拿大魁北克建成的Jardin de laConnaissance花园12给予我新的思考，Connaissance作为临时性的公园由40000多本书组成，随着公园与森林间地相互作用，书籍已经渐渐腐烂，但是却出乎意料地为当地大量的生物提供了多样的微生物环境。幼苗和昆虫活跃于墙面、地毯和长椅上，经过培育或自发生长的蘑菇、青苔等菌类已经将花园变成它们的家，原来光鲜亮丽的书籍已经渐渐褪色，而人类曾经的知识也正慢慢地消融在自然之中。Connaissance花园简单而直接地反映人类活动或其产物与自然界物质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正如花园中的书籍，书取之于木，自身是木材物理形态的转变，当我们将其丢弃在潮湿的室外时，一段时间后书的表层会出现青苔和蘑菇等菌类……因此，书也是具有生命的，它作为新环境中的一员，自发地与周边环境发生反应，而这种看似腐烂变质的过程却是书本身和周围环境共同完成的。由此，以常人的审美关来看待这个现象，我们是否会把它看作是一种污染？是否会把书扔进垃圾桶里？是否会把书擦拭干净放回书架？还是尊重事物自发的规律，将书留在原地不去理会？（如图7）。

遗址场地主观能动的发展也会受到不确定的因素影响，例如大自然的影响，地震、火灾、暴雨等，是不可预知的，但这的确是生命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而产生的结果也同样是超出常人审美的理解范围。正如1988年的黄石公园火灾引发的“黄石公园效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是无法凭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进行预防、干预和影响的，从更为长远和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活动对自然发展规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多年以前，美国对黄石公园一直采取零容忍的防火政策，一旦发现野火就将其扑灭。这样做看似让森林不再处于临界状态，相反，这样做是森林处于更不稳定的超临界状态——森林里的老树、死树、矮树、野草，地面的树枝、树皮、枯叶，都为火源提供了绝佳的燃料，一但燃烧便难以控制。最终，这场不可预知的大火发生在1988年，火灾共烧掉32万公顷的森林，约占公园总面积的36%，损失惨重。十年后的1998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通过计算机模拟森林野火发现：每次对任何野火都强行扑灭是错误的。由于野火是不可能完全遏止的，这样无疑会推迟其爆发时间，越久越严重。随后美国林业部门也意识到了野火是森林生态系统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因而，对自然因素引起的野火不再意味扑灭，而是任由对生命和财产不构成安全威胁的野火燃烧…一火灾后的森林失去了原先郁郁葱葱的繁茂景象，熏黑的枯枝败叶，一片狼藉，但是这看似一片死寂之中却蕴含了更加强烈的生命活力，新生命即将诞生，实则是一番生生不息的美景，只是没有通过直接的、视觉化的传统审美方式表达给我们（如图8）。

我们的审美观决定我们如何定义美，然而，审美观不等同于形式，而是一种看待事物的观念。对于生命的理解和尊重要求我们需要辩证的看待自然发展带来的不同结果，当我们抛开对于纯粹视觉化的审美来看待身边的事物，我们是否会发现我们很大程度上缺失了对于美的认识和衡量标准。那么这种观念的转变也要求我们要能够透过事物的表现更多关注和发掘事物的本质，从为更为广义和深刻的角度去发现美和认识美。

五、以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景观项目为例

景德镇御窑遗址位于景德镇老城中心地带，是全国唯一一处御窑厂遗址，文化历史积淀丰厚。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公园位于一条狭长的空间之中，在景德镇市现代化城市发展与建设的进程中，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和历史文脉，使之成为此类“工作中”的遗址景观的典型代表，并很好地诠释了“工作中”的概念。自上个世纪下半叶，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便拉开帷幕，迄今为止，场地中遍布着大大小小三大类考古发掘场地，包括已考古发掘过，正在考古发掘中，以及未来可能进行考古发掘的场地。因此，通过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的景观设计，探讨这种新模式下的城市遗址景观的保护和可持续再利用问题，并尝试提出具有实践和参考价值的指导性建议（如图9）。

经过研究和实地调查，场地的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城市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内部问题。场地位于城市中心，周围是旧城、商业区和居民区，但由于保存的原因，它现在被隔离开来，并将该地区分开，就像一个狭长的缺口。场地的内部是一团糟，目前，无组织的地质开挖与随机沉积的废弃物和因降水而造成的土壤遗产破坏是目前的现状条件。

遗产保护不当和不可持续，是造成遗址持续性的损害的主因。由于其化学成分，陶瓷本身也对环境有害。场地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一个现象：通过照片花了三十年前相比，二十年前，一年前同样的挖掘现场，我发现在裸露的土壤表面生长一层草和香草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在城市的中央。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力量，意识到这个场所具有生命性。在时间的大尺度上，遗址的精神是永恒的，遗产和人类活动是时间轴上的一个小点，作为碎片的记忆。自然與地点的互动是永恒的。所以，我所关注的不是如何重建御窑长的过去，也不是如何创造陶瓷主题的遗产公园，而是关注当下乃至未来的身份感和精神归属感。该场所如何自然地转变，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它，记录现在和未来，保持它的韧性，发现并赋予它新的价值和意义，为现在和未来几十年，最终成为城市生活对市民的福祉（如图10）。

设计将围绕四个主要的策略：第一，内部物质的再利用和回收利用，都可以作为未来建筑材料的新材料；第二，可自行修复，解决了沉淀和瓷器污染等问题；第三，信息的传递，自然与网站的互动性和可读性，“自然”将场地的变迁记录为编年史；第四，成长、过渡和交流，在未来挖掘后重新设计，合并边界并返回城市。

设计中，水域景观旨在解决每年大量的降水和渗透所造成的对土壤遗产的破坏问题，同时景观设计将重新利用挖掘中的废物，每一个新建的建筑在新开挖之后都是挖掘的见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植被会生长。人们会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个感知到变化的结构之间的细微差别，它成为了场所中的真正见证。为了减轻污染，避免对未开挖的遗址造成破坏，种植了短暂的生命期和浅根系超富集重金属植物（如图11、12）。

过渡性景观的核心不仅是对现在的适应，同时是对未来的预备，设计为将来的考古发掘做好准备，未来挖掘现场的重新设计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和材料。所有的设计都是为过渡的过程而设计的，没有任何永久性的损坏。该场所最终将以考古发掘而告终，在此期间，它从完全隔离转变为部分开放，部分隔离保存，最终返回城市。景观在这里作为协调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人能够知道场地的最终形态，但笔者相信它的生命力和韧性将会得到改善，相信自然有办法平衡好它们，最终成为城市化的和谐部分。

总结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飞速发展，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二三线城市，尤其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来说，城市中的遗址将会越来越多地随着城市建设而浮现在公众的视野，进入市民生活中。这些“工作中”的遗址景观也将会成为未来城市中的重要角色之一。因而，在这样的城市背景下，“工作中”的遗址景观设计模式是具有普遍性和推广借鉴意义的。

“工作中”的概念将唤起设计师的社会职责——设计师不仅要通过设计解决现实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设计反映对事物或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反映出更深刻，更具有远瞻性的意识形态和观念，以及设计师的立场和态度。“工作中”的概念强调了出于对客观事物能动性的尊重，我们应将人类作为自然中的参与者而非是主宰者。我们要学会控制长期以来养成的一种主观参与设计的观念。

目前，我们对自然生态景观的设计已经渐渐习惯以一种与大自然平和的、友好的尊重生命的方式进行，例如，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设计等；然而，对于遗址景观这一类人文景观而言，如何体现对于场所生命的尊重和理解，如何遵循场地能动性的发展规律还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因此，希望通过“工作中”的遗址景观这一新的设计模式，将遗址景观有机的融入城市建设之中，并为城市或场所的未来发展留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余地，保持场所自身的弹性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