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广西戒毒所艾滋病专管大队

本报赴广西特派记者　范凌志

“知晓自己的HIV感染状况”是2018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然而，短短几个字对绝大多数HIV携带者来说并不轻松，因吸毒而感染的携带者尤其如此。抵抗毒品的无力再加上艾滋病阴影的笼罩，他们的路在何方？在12月1日第31个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之际，《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实地走访广西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简称“二所”）、广西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简称“女所”）的艾滋病专管大队采访HIV戒毒人员，并与戒毒干警交流。在这些特定的场所里，整洁明快的医疗设施以及干警和医护人员细致入微的关怀正让那些HIV戒毒人员渐渐摆脱艾滋病的梦魇。

“如果再复吸，还能算人吗”

11月22日，《环球时报》记者走进位于柳州的广西第二强制隔离戒毒所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林则徐雕像。纯净的阳光洒在“二所”艾滋病专管大队院内，戒毒人员正在自由活动。50岁的刘某卷起裤脚，给记者看他脚脖子上斑斑点点的暗红色印记，那是昔日吸毒留下的针眼。正是这些恐怖的印记，让他的生活跌入深渊。

2015年，已吸食海洛因7年的刘某刚得知自己感染HIV病毒时，脑子一片空白。他回忆说：“脑子就是转不过这个弯，在染上毒品之前我去献血，身体还很健康。”刘某说，那段时间脑子里只剩下毒品，自暴自弃的情绪很严重。今年3月，他来到“二所”进行强制隔离戒毒。在这里，他慢慢接受了自己感染HIV的现实：“自作孽，不可活。想通这个，心里反而坦然了。”

尽管想通了，但当时的刘某还是没有把握自己从这里出去后不会复吸。直到今年6月，他的父亲去世了。“我3岁就没了妈，父亲一手把我拉扯大，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和《环球时报》记者回想起往事，刘某把头别过一边，盯着远方，尽力不让眼泪流下来。刘某自责地说：“父亲本来身体很好，一次下雨天他来强戒所给我送东西，路上摔了一跤，从此一病不起。是我害了他。”噩耗传来，刘某在强戒所痛不欲生。他告诉记者：“雷京华副大队长24小时没休息，带着我连夜办好出所奔丧的手续。父亲一直教育我没有什么都不要紧，就是不能没有良心。现在他用命给了我一个最痛的教训，干警又为我如此操劳，如果我再复吸，还能算是人吗？”

像刘某这样的惨痛故事在这里数不胜数。毒品曾让这些人陷入生理和心理的绝境。采访期间，48岁的王某看到《环球时报》记者要和他握手，赶忙拘束地笑着摆手：“不用，不用。”王某告诉记者：“在来到这里之前，被人躲着走的经历太多了，那时候就想放弃。以前毒瘾上来时，根本顾不上针头干净不干净，能早一秒注射就早一秒。这能怪谁呢？现在来到戒毒所，才静下来认真反省。”

“既想出去，又怕出去”

“二所”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治艾滋病攻坚工作实施方案》，所内新收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所3个月内接受艾滋病检测率达100%。按照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拿到薄薄的一纸《HIV抗体确证结果告知书》，几乎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抵触的，他们认为，‘不可能，肯定是搞错了！但事实就是很残酷。”

在艾滋病专管大队，这些携带HIV的强戒人员能得到很好的医疗和生活保障。《环球时报》记者在“二所”医疗戒毒中心的诊室看到：医生将一名强戒人员的心电图传到自治区人民医院，5分钟后，诊断报告就返回了。据了解，普通病人去现场排号，都不会这么快。而“二所”大力推进院所合作机制，2018年6月加入广西龙潭医院医疗集团，和广西艾滋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组建传染病专科联盟，在所内设立关爱病区，大大提高发现和处置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和抗病毒治疗副反应的水平。

完备的医疗条件在位于南宁的广西女子戒毒所也可以看得到，这是全区唯一收治女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强戒所。2009年组建专管大队以来，共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220人。“女所”强戒人员的宿舍很干净，被褥统一选用暖色。

在“女所”医疗戒毒中心的检测室，医护人员指着一台烤面包机大小的盒子给《环球时报》记者看——这是一台专门检测血样中T辅助细胞绝对计数（一种重要免疫细胞，通常称为CD4细胞计数）的便携仪器，将血样放入其中，20分钟即可检测出结果。医护人员说，这样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检测室，仪器总价值约400万元。

“既想出去，又怕出去。”“二所”强戒人员李某这样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很多携带HIV强戒人员的矛盾心理，毕竟，强戒所内的医疗设备和规律的生活可以让他们的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李某告诉记者，每晚8时45分，他们都会在干警的监督下按时服用抗病毒药，“只要按时服药，将病毒控制在极低水平，跟普通慢性病没啥两样。但如果在外边没人监督，就很难说了”。

冒着“职业暴露”风险

2009年初秋，“二所”警察谭庆坦、韦国雍、雷京华、兰港、黎建登上了前往广西北海市的列车。当时，这5名年轻的警察是所里精心挑选出来的第一批“吃螃蟹的骨干”，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艾滋病戒毒人员集中管理与治疗的工作方法。上车前，他们甚至都不敢告诉家人实情。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很多人都不愿从事艾滋病的管理与治疗工作。“女所”的情况也一样，22日，记者在这里见到的女干警人人春风满面，但大多数人刚被分到这里时并不是这样。

“刚来这里时，我就怕在工作中被感染上什么疾病，也担心未来生活学习受到不良影响。”90 后干警焦远芳说。后来，看到其他干警对HIV 戒毒人员不抛弃、不放弃，零距离管理教育，她的情绪慢慢被感染。

新干警的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在艾滋病专管大队工作，“职业暴露”是最可怕的，有些紧急情况甚至来不及做相应的防护准备。爱笑的女干警黄燕球就遇到过这种险情。一次，一名HIV戒毒人员因患脉管炎，患处瘙痒不小心把小腿动脉挠破了，当时血就像水龙头一样往外喷，这名戒毒人员吓得一边尖叫一边满屋跑。黄燕球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拿起一块纱布就用手捂住戒毒人员的伤口。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一年，“二所”艾滋病专管大队戒毒人员因琐事群殴，老干警黄义平一马当先冲进人群将双方分开。“二所”艾滋病专管大队医院副院长兰港在为戒毒人员做手术时刺伤左手食指，经过正确防护处理后，第二周就又为患者进行了数台手术。

干警和医护人员的付出也被戒毒人员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专管大队刚建起来的时候，戒毒人员不服管，对干警很敌视，每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琢磨怎么为难对方一下。”“二所”干警韦国雍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的情况好多了，戒毒人员离开这里，我们还会保持联络，他们在外边受到歧视没人倾诉，也给我们打电话聊聊天。”

“挽救一人就是挽救一个家”

据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截至2018年底，我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估计新发感染者每年8万例左右。

11月2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王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成效显著，经注射吸毒传播得到有效控制。2017年报告显示，经注射吸毒感染者较2012年下降44.5%。

情况正在慢慢变好，但一些质疑声也不免传出：为什么要为这些因吸毒而感染HIV的人员提供如此完备的戒毒及医疗环境？这些司法干警如此夜以继日地照顾、教育他们是否值得？社会上，一些人对此心存困惑。有的人说：“是不是同情心泛滥？毕竟他们跟普通病人不一样。”

“我们认为，吸毒人员既是违法者，也是毒品受害者和成瘾病人。”针对这个问题，广西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吕登云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小男孩在海滩往海里扔冲上沙滩的鱼，有人问：‘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谁在乎？但小男孩回答说‘这条鱼在乎，那条鱼也在乎。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而且我们不光是挽救一个吸毒者，而是挽救他们一家，挽救一代人。更关键的是，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转变。”

广西戒毒管理局生活卫生办公室主任黄杰明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些感染HIV的吸毒人员在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前，确实有自暴自弃，甚至借HIV携带者身份威胁、报复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这并不是他们应该被抛弃的理由。

黄杰明说：“我们不断向这些人员宣讲‘艾滋病到我为止的正确观念。在生理上，通过完备的医疗体系将强戒人员的病毒水平降到最低。在心理上，通过关怀让其打消报复社会的错误念头。不理解的群众可能不会明白，其实我们是在保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