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万物生长
——评《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上）

文/ 邵莎莉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语境下也朝着更多元的方向发展。

如果说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启蒙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那么1978年的“改革开放”则是中国音乐多元发展的重要转折。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思潮指“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级或阶层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情况而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音乐思潮属于思想潮流的一个分支。冯长春在《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对音乐思潮的定义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内在音乐实践中发生重要影响的思想潮流”。不难看出，音乐思潮作为思想潮流的一部分，它不仅反映了音乐内部规律自身嬗变的过程，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对音乐思潮的影响。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特殊的历史时间重温《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思潮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理性的审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发展的特点更有特殊的意义。

《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是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2003年10月正式立项，作者是居其宏、乔邦利。这本书于2005年通过由王安国、戴鹏海、田青、魏延格、戴嘉枋等5位专家组成的审定组鉴定，2008年9月出版。这本书主要研究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新时期音乐思潮的发展嬗变，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属于纵向的历史脉络梳理，采用以史为主、史论结合的写法，力图勾画出新时期音乐思潮发展演进的清晰轮廓；下编属于横向的专题性研究，采用以论为主、史论结合的写法，即对曾在新时期音乐思潮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批评命题或争论事件，按其自身性质进行分门别类的回顾与分析①。

关于中国新时期音乐思潮，在梁茂春、明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949—2000）》、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1949—1989）》、居其宏《共和国音乐史》专著中都有部分章节对其进行阐述，但是完全把新时期中国音乐思潮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还是第一部。读完此书，我认为书中的各个章节对客观事实的阐述非常科学合理，内容通俗易懂，全书突出的特点是：一、史学脉络清晰；二、各个音乐思潮专题研究透彻。本文拟在这两个方面和书中内容结合进行评论。

一、以“改革开放”为起点，以“政治分期”为特色的纵向梳理

本书上编的内容是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的发展脉络，作者以改革开放为出发点，同时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为主要分期依据，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思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音乐思潮领域，创建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艺术氛围，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音乐思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音乐思潮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曲折经历，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也超越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国情的需要，中国的政治经济也在不断地设立新的目标，从而衍生出不同的历史阶段。本书上编的内容便是紧跟时代潮流，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把握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音乐思潮，从而给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思潮发展更准确的定位。

（一）改革开放 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纵观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中西关系”一直是影响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大碰撞，在音乐界出现了学习西乐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以西方音乐为参照的音乐文化逐渐在中国扎下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指出中外文化各有所长，都应该认真的学习和研究。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中西文化大碰撞，它给中国带来的各个方面的影响要比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碰撞更有意义，比如说在音乐发展方面各种思潮的共同存在，中西关系贯穿始终的影响，市场经济对音乐发展的关联等。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的发展，是中国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通过音乐思潮研究，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其发展规律，为当下中国音乐研究乃至见你过来中国音乐的发展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学术参考与档案备忘。

（二）政治分期 中国社会宏观语境下的必然选择

作者在绪论中就指出，新时期的历史分期是以政治分期为主要依据的，将改革开放新时期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5），即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到1985年中国音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以李焕之为主席的新一届领导班子；

第二阶段为阵痛与转型时期（1985—1989），即从1985年第四次音代会到1989年中国音协党组改组；

第三阶段为曲折与回流时期（1989—1992），即从1989年中国音协党组改组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前；

第四阶段为恢复与重建时期（1992—2004），即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

第五阶段为多元争锋时期（1994—2004），即从香港回归到新世纪最初4年②。

很显然，这种根据政治分期为主要依据的分期方法是中国新时期最具特色的分期方式，因为新时期中国音乐的发展和政治因素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按照音乐艺术本身内在的发展去分期而忽视了政治因素，那么很多的音乐现象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作者在文中也指出，政治分期法只是用以记叙20世纪中国音乐史这一特殊音乐文化现象和特殊历史过程的特殊方法；同时，使用这一方法并不必然意味着忽视对于音乐艺术自身发展规律、音乐风格、观念、语言、技法及其演变轨迹的本体研究，而是将这种音乐本体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在音乐的艺术内外部关系的整体互动中探知其发展演变的奥秘并给予历史的和逻辑的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语境下，每一段历史分期下都有哪些特点？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哪些联系？出现了哪些音乐思潮？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都在书中有所体现。

例如第一章拨乱反正时期的音乐思潮，作者首先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让读者对这一时期的概况有了大致了解。然后作者从音乐方面出发，谈到了在音乐界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关于音乐的阶级性与“共同欣赏”的讨论、关于音乐美学存在方式和音乐风格的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这一时期，“文革”刚刚结束，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极左文艺思潮是重中之中的问题，书中列举了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音协召开的一系列学术会议，会议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也留下了一些问题和困惑。虽然改革开放的大潮已经汹涌而来，但是长期盘踞在音乐界的极左文艺思潮却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清除掉的。所以作者在章节末尾也指出，这种不彻底的清除与实用本本主义思潮长期的权利统治、思想控制和精神毒害有关，我国音乐家与实用本本主义思潮的争论，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和艰苦的。

又如第二章阵痛与转型时期的音乐思潮。作者梳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西方一系列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方法被一一介绍到国内来，形成了规模更为宏大、影响更深远的第二次中西文化大碰撞。在这种背景下，“新潮音乐”、流行音乐创作潮流应运而生，带给中国音乐观念上的大转变。针对这种转变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而作为“新潮音乐”、流行音乐的创作主体来说，对音乐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已是值得学习的典范。

再如第五章多元争锋时期的音乐思潮。当新世纪来临之时，中国大地乃至全球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政治历史文化方面，也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生活等方面。互联网的普及使信息共享成为学习知识更为便捷的方式，各种文化的碰撞与结合产生了越来越多样的文化模式，在音乐思潮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书中介绍对“新潮音乐”的争论，对第五代作曲家的讨论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直到21世纪一直持续不断。作者认为，“新潮音乐”的作曲家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必要的、当之无愧的，作曲家对于批评持有不同的态度，完全有权利在自己择定的创作道路上继续前行一样，都是多元化时代的体重应有之义。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的伟大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思潮生长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转变的环境中，同时又直接或间接反映出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音乐思潮，它继承了某些改革开放前的音乐思潮，也同样是21世纪音乐思潮的逻辑起点和重要来源，它结束了一段历史，也迎来了一段新的历史。作者以改革开放为出发点梳理中国音乐思潮的历史脉络，对音乐思潮的梳理、归纳和剖析，是回顾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必行之路。

（未完待续）

注 释

① 见《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绪论介绍，第11页。

② 见《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绪论，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