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先生语法研究的朴学特性

邢福义先生的语法研究浸润着浓厚的朴学学风，具体表现为：事实考察的全面性；思维程序的逻辑性；研究方法的实证性；所得结论的简明性；思想内涵的人文性；语言风格的朴实性；学术视野的包容性。

“朴学”一词本指上古质朴之学，初见于《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才，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明清鼎革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对宋明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加以针砭，大力提倡崇实致用的新学风，认为欲经世必先通经，欲通经必先考订文字音义，于是促成了以小学为基础的考据学，又称“朴学”，研究范围一般包括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等。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朴学视为清学正统，并总结了朴学的十大学风，转引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辨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梁先生所总结的十条朴学学风既概括了朴学研究的方法，如（一）（二）（三）（五）（九），又说明了学术规范与道德，如（四）（六）（七）（八），还指出了朴学研究的文风，如（十）。

乾嘉时期，朴学进入全盛，19世纪后期，随着清朝的衰落以及西方新思潮的冲击，朴学渐趋式微，最终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然而，朴学学风并没有消亡，直到现在仍影响着文学、史学、哲学、医学、艺术等多学科领域，汉语语法研究也不例外。

本文结合朴学的风格特点来阐述邢福义先生朴学风格语法研究的七个特性。

一.事实考察的全面性

“孤证不为定说”是朴学的学风之一，朴学语法学家也强调事实观察、描写的充分性和全面性，常常通过扩大语料的范围来不断修正规律，由此归纳提炼出的规则也较为周全可靠，黎锦熙先生（1924）曾总结过自己做研究的规则：“例不十、不立法。”在过去技术不发达的时代，研究者往往通过卡片记录整理语料，这需要扎实的专业训练和极强的语言敏感性，但当今语料库技术的发展为语料的搜获提供了便利。

邢福义先生于1990年购买了“奔腾286”电脑辅助自己的研究，2000年以后开始注重使用语料库搜集、分析语料。他在研究趋向动词“起去”一词时谈道：“要特别感谢现代科技，电脑的使用，使笔者有可能对现代和古代的作品进行大幅度的搜索。”语料库技术的应用为邢先生的大量文章提供了精当、充分的事实证据，比如《“由于”句的语义偏向辨》（2002）、《“起去”的普方古检视》（2002）、《连词“为此”论说》（2007）、《“X以上”纵横谈》（2008）等等。

二.思维程序的逻辑性

朴学家在研究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等学问时运用了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他们认为正确的思维首先应当是始终一贯，具有内在的自洽性，凡是前后抵牾，上下相舛，则很难断定为真。赵华、胡永翔（2008）将清代朴学与实证科学的方法进行了类比，指出朴学家具备严格的逻辑推理思维，研究所得结论也有可验证性。

邢福义先生的语言研究处处渗透着逻辑学思维。早在197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邢先生的《逻辑知识及其应用》，后来，邢先生在《现代汉语复句研究》（2001）开篇便运用逻辑方法对以往的复句二分法进行了检视，并独树一帜地根据复句语义提出了复句三分法，这种分类方法对廓清复杂的复句语义有重要作用。在对于具体复句句式的研究中，邢先生也注重使用逻辑方法，比如《试论“A，否则B”句式》（1983）、《“但”类词对几种复句的转化作用》（1983）、《现代汉语的“要么p，要么q”》（1987）等大量研究复句的文章都体现出对复合命题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俄罗斯国际刊物《语言研究问题》2010年第2期译介邢先生的论文《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时，称其为“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奠基人”。

三.研究方法的实证性

“朴学”又称“实学”，以“注重实证”为学术特征，清代朴学是对宋明理学好谈性理、束书不观风气的纠偏，因而朴学家提倡无证不言，论必有据。朴学中的证据，就是古代文献，如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的观点，就是从《尚书》《诗经》《吕氏春秋》《周礼》等先秦古籍中征引多条例证得出的论断。

自1994年以来，邢福义先生以“事实”为题的论文有八篇之多，他在《讲实据、求实证》（2007）一文中指出：“事实胜于雄辩，不管是讨论能不能说的问题，还是讨论词类归属、结构性质和历史演变等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以事实为依据，进行令人信服的求证。”在实事求是、讲求实证的学风指引下，邢先生发现了许多前人研究中的问题，并作出了更为可靠的结论。比如关于复合趋向动词的研究，差不多所有的现代汉语教材都认为可以说“起来”，但不能说“起去”，邢先生考察了普通话、方言、古代汉语中大量语料后认为“起去”的说法成立，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话语场景的条件共容、语义关系的句管控、匀整系统的总体趋同”是“起去”一词成立的条件。

四.所得结论的简明性

清代朴学“考据”的目的是对古代典籍进行校勘、辨伪、辑佚，通过文字训诂来去除宋明理学对经典的穿凿附会，从而还原经典本义，因此朴学家必须将典籍中文字的意义、词句蕴含的道理以及科学的音韵规律说明白、讲清楚。林文锜（1989）也认为朴学家“主要是靠资料说话，间下断语和己意，往往寥寥数言，画龙点睛，便能说清问题”。

朴学风格语法研究继承了简明性这一优点，邢先生（2017）在谈学风和文风时提出了“文章九字诀”——“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其中“看得懂”要求文章作者心里要有读者，所写的文章要让读者读起来感到通畅易懂。为了让读者“看得懂”，邢先生十分注重提炼文章的语言及结论观点，使之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简明性。举一个语言教学的例子。朴学风格语法研究提倡的“归总性”解释就事论事，规避了语法理论的阐发，便于语言学习者接受。比如《发展汉语·中级综合（Ⅱ）》第5课《再平凡也可以活成一座丰碑》中有一句话：“吴庆恒老人生前都想不到的是，他去世10年后，又回到了鸟兒们的中间。”留学生对句子里的“生前”感到困惑，他们按照“死前”将“生前”误解为“出生之前”。邢先生（2003）对“生前”一词作过研究，他指出“‘生前包括活着的所有时间，‘死前可以只指临近死亡的极短时刻”。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不仅解释了“生前”的意义，还比较了“生前”和“死前”的异同，在教学中已经足够。另外，邢先生还指出了“生前”的使用范围：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不能用于动物。如果再将这一解释告诉给学生，“生前”一词的教学就比较完满了。

五.思想内涵的人文性

朴学承载了丰厚的文化内涵：首先，浩如烟海的古代经典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结晶；其次，为了解读历史久远、内涵丰厚的经典文献，朴学家必然会推本溯源，对文字、音韵、训诂进行研究，而语音的流变、文字的理据以及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与文化息息相关。因此，从文化角度解读汉语自然也成了朴学风格语法研究的旨趣之一，学者们在探寻语言客观规律时也很重视发掘其中的文化因素。对于语言现象的考察，朴学语法家一般采用“聚焦法”——语表、语里、语值齐头并进，共同指向研究对象。语表、语里的验证揭示语法规则，语值的探究则能发掘语言现象中蕴藏的文化内涵。

邢福义先生（1991）在其主编的《文化语言学》的序言中说：“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语言中的许多现象，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比如他曾结合前人研究对“三羊开泰”一词做了解释：“‘三羊怎么会跟‘开泰联系起来呢？原来，‘羊由‘阳演变而来。《易》中泰卦，下为三阳，表示阴消阳长，冬去春来。‘三羊开泰本来是‘三阳开泰，利用同音关系，把‘阳变换为‘羊，可以增强言辞的语用价值。年历上，贺年片上，工艺品上，三羊组画，比‘三阳更具体，更形象，更有动感，因而更具感染力。”结合文化学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是邢先生文章的一大特点，品读先生的文章，常常会感受到其中涌动着的浓厚的文化韵味及人文关怀。

六.语言风格的朴实性

“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是朴学的学风之一，注重条理且不尚雕饰是清代朴学家所普遍共守的为文之道。林文锜（1989）曾讨论过清代朴学家的语言特色，他认为朴学学者“治学提倡实事求是、重实证、不尚虚论，影响到文风上，也就形成了简明有法、不尚华彩的特色……简约素凈这一特色可以说是朴学家语言风格的基调或底色。”

邢福义先生阐述问题时的“元语言”也质朴平实、深入浅出，鲜有术语的堆砌，其文风与吕叔湘先生一脉相承。邢先生认为“理论越精辟，话语越简短”，其文章最后一部分往往是一个简短的“结束语”，用寥寥数语把整篇文章的核心观点展示出来，极见语言之功力。例如邢先生的《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1991）一文最后阐明了复句中形式和语义的关系：“在具有二重性的复句语义关系里，客观实际是基础，提供构成语义关系的素材，主观视点是指针，决定对语义关系的抉择。”这句简短的总结性话语贯穿了邢先生的整个复句研究，揭示出复句的形式、语义、逻辑、客观实际、主观判断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其复句研究的灵魂所在。像这样精辟的论断在邢先生的文章里比比皆是，在此不一一举例。

七.学术视野的包容性

随着西学东渐的冲击，晚晴朴学家积极引进西学，尝试用西方学术理论诠释经典，强调“会通中西”。安树斌（2005）在《晚清朴学流变研究》中指出“清末朴学家注重中西结合，但往往‘以国学囊括西学，即以中学比附西学。而且朴学家从通经致用出发，力求贯通中西政治思想，服务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探索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张允熠（2007）也指出“实证的考据方法，内藏着一种跟西学会通的接应点”。

如果说晚清朴学与西学的会通是在当时社会、政治的巨大危机下被迫做出的选择，那么新时期朴学风格语法研究在面对西方理论时则显得更加主动，既包容又自信。

关于引进国外理论，邢先生（1991）明确指出：“国外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对促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当然，国外理论的引进需要接受汉语事实的检验，做到理论和事实的有机结合。邢先生（1991）更倾向于这类研究：“根据自己语言的特点，不排除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理论”。后来，邢先生（2005）进一步阐述了“引进提高”和“自强自立”的关系，他指出“引进提高”只是一种发展途径，“自强自立”则是一种原则立场，“引进提高”和“自强自立”应相互补足，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我们的语言学科才能够真正发展起来。此外，朴学风格语法研究的包容性还体现在邢先生对“学派意识”的倡导。正是由于邢先生的宽容和包容，其诸多弟子的研究视野超越了“普—方—古”大三角，在话语分析、生成语法、儿童语言学、语言翻译、中文信息处理、语言规划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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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王耿，青年学者，文学博士，现执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