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奇崛于平淡:汪曾祺小说的矛盾性

2018-11-30 01:49邓雨浓
文学教育 2018年13期
关键词:锋芒淡泊小人物

邓雨浓

1948年4月,汪曾祺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可谓一抬脚就迈进了文学史。主流批评家普遍认为,汪氏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和意义就在于它“别一样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中。简单来说,就是美学价值高于思想和历史价值。具体表现在语言的平静淡泊、叙述的从容淡定、思想的波澜不起上。但是我却觉得,汪氏小说的“凝重”和“矛盾”却恰恰深藏在这表面的心如古井、不起波澜下面。

汪老先生的文学,固然是风俗画,固然是小品文,但是,如果仅仅将他的文学定义为风俗画、小品文,仅仅重视其美学价值,而忽视了其深沉凝重,暗藏锋芒的思想性,则是对汪老先生鉴赏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我认为,汪氏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审美的平静淡泊,而是于这份平静淡泊之下隐藏的激烈冲突和锋芒。用老爷子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寓奇崛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沉默,不是看不到激烈的矛盾与锋芒,而是千帆过尽后的“第二次平淡”,是时间的微笑,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和静寂。简言之,我认为,汪氏小说的精髓,不在其和谐性,而恰在其矛盾性。

本文我试以《晚饭花》、《水蛇腰》等短篇小说为例,论述汪老先生小说的矛盾性特色。

一.“作品呈现的平淡顺从”和“创作模式的自由不羁”之间的矛盾

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汪老先生写作,是特意地压制自己的主观感情对读者的干预的,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首先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文本话语,是一种冷静而置身事外的。汪老先生本人所受的教育和本人所形成的气质就是淡然自矜,这让他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先生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他最愤懑最有针对性的话,也不过是一句:“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随遇而安》)”汪老先生说,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怪不得同样是京派,汪曾祺的文风会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差别这么大,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气质的原因吧。很多人说沈汪的风格像,像吗?我一点也不觉得。加上废名,这京派的三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在我看来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废名古朴,是一种“修辞立其诚”的天真;沈从文“鲜野”,带着一股新鲜的野性的倔强,而汪曾祺呢?水润润的,家常而有味,顺从而平淡。

但是他的创作模式却不是这样顺从,乃至于随遇而安的。他的创作是探索化的,是自由不羁的,是创新别致的。“我的看似平常的作品其实并不那么老实。我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自报家门》)

《徙》是一篇奇异的小说,“淡泊与凄美结合,超然与讽世交融,平淡与隽永平行。”《徙》开头的极富风味,淡泊从容,潜藏着深厚的底蕴,是典型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风格。汪曾祺在现代作家中喜欢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中喜欢契诃夫和阿索林。汪曾祺这样写废名:“他用写诗的办法写小说,他的小说实际上是诗。他的小说不注重写人物,也几乎没有故事。…他不写故事,写意境。”而这也正是汪曾祺自己的风格。小说《徙》前半部分显然属于这种风格。但《徙》读到后头却不是一味的平淡,倒是有点情节有点起伏的。《徙》象极了精心泡制的陈年美酒,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后发制人的。越往下读,后劲越上来。让读者在称赏称奇《徙》结局的奇崛和不寻常同时,忍不住还要翻翻前面,把玩《徙》前半文字的朴素干净及描写的有味道。整篇小说结构自由不羁,浑然一体。

二.“美学风格的单纯清新”和“思想内涵的凝重锋芒”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首先表现在,其语言典雅美好,却借这样的语言托生出人物和故事的悲哀。

他常常写短句。简洁干净。他有烟火气。总的来说,他的语言以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为基础,充分吸收民俗话口语,显示出一种简雅隽永的古朴和田园气息的鲜活滋味。他自己说他的语言“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是尤其简丰有味,有明清小品风味。由于篇幅的原因,语言的典雅美好从容不再赘叙,本文着重表现语言的典雅美好同选材、视角的矛盾。

他本人风雅的士大夫气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他惯用一些不以为然的笔调来叙述有悖常理的事情,给人的心理和视觉都是一种全新的不大不小的冲突。

汪曾祺的小说中的人物,给人一种传奇的印象。这些人大多有自己所擅长的一两样事务,却要么际遇离奇,要么性格古怪。这些传奇的人往往又有些或可爱或洒脱的性情,他们中有些仿佛流落人间的落魄名士,有一点骄傲的神气,骄傲里往往又使人觉得一些苦谑。《八千岁》里的八千岁,开着当地最殷实的米店,性格却极勤俭,总是穿一身老蓝布二马裾,吃最粗糙的米,喝最粗涩的茶,吃最简单的青菜豆腐,下午茶永远是两个草炉烧饼。他性格异于常人“概不作保、僧道无缘”,可谓抠门到了极致。可是,在他历经大变,被强行夺走八千个钱后,他终于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吃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庐烧饼,他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去给我叫一碗三鲜面!”

那一刻,这个故事的整体基调才真正显现——那是一种与这样典雅的语言深深矛盾着的苦谑、深重和悲哀的。他写的也是现实,是历史画卷,只不过没有那么风云变色,没有那么宏大开阔,他的切入点始终关注在小人物和小命运中的。可是,恰恰正是这样的一群小人物,构成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恰似司马迁写游侠写刺客写小人物,只有这些小人物才是真正的历史的灵魂。

其次,他的文章表现出一种叙述的不急不躁和思想之沉痛凝重的矛盾。

汪曾祺赞赏行云流水般的文章,“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他的故事爱跑野马,总是说着说着,就要把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处,说得详细动人。《异秉》的梗概和主题与鲁迅小说多么像!是悲哀的社会诞生的悲哀小人物,这种小人物可悲又可笑,长期受到压迫而不敢反抗,却寄希望于无聊的“异秉”。这是一种阿Q式的悲哀和自我麻木。《异秉》的主角代表的不是‘暴动性’和‘破坏性’,恰恰是流传几千年不绝的,中国小农阶级的‘积累性’。作者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弱质。《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虽然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但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有所针砭。

然而他将这样沉重的故事主题深深埋在不动声色、不急不躁地叙述里。他写王二的卤烧,写保全堂药店的先生与在药店学做生意的陈相公的生活,写酱园的食客张汉轩,写这几种职业的风俗画式的全景图画。他将他的叙述故意地“跑野马”化,东拉西扯,不急不躁,不厌其烦地去描摹风俗画卷,描摹他心中永恒的故乡和乡野,也在其中深深地灌注着作家本人的深切同情和人格的真诚。

最后,这种矛盾表现在自我纠结、锋芒毕露与文本呈现的积极恬淡之间。

汪老先生是深受儒道影响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他的思想是有着本身的矛盾的。他经构过多次的自我否定与自我确立。《复仇》中那两人的挣扎后终归恬淡,同样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经过挣扎后的终归恬淡。中西方思想,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季红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确立艺术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汪老的思想是有锋芒的。他在年轻时为同学代写的作业中就能看出来。《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他品论李贺:“他精神既不正常,当然诗就极其怪艳了。他的时代是黑的,这正作了他的诗的底色。他在一片黑色上描画他的梦;一片浓绿,一片殷红,一片金色,交错成一幅不可解的图案。而这些图案充满了魔性。这些颜色是他所向往的,是黑色之前都曾存在过的,那是整个唐朝的颜色。李长吉是一条在幽谷中采食酿成毒,毒死自己的蛇。”这样的文字,是很难用积极恬淡来形容的,年轻时的汪老先生锋芒毕露。中晚年的汪老,这种锋芒并不是消失了,而是隐藏在文本呈现的积极恬淡上。他看待问题站立的是文学史,甚至是“文化史”的视角上。

现代民族国家都在经历日益严重的文化焦虑,文化认同的危机。新时代的西方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弱势文化,是正在消亡的文化。他以西方文学的视角,来审视故土的乡野,将触角触及民族伟大精神的发掘,文化失范的痛彻感受。汪老先生心呈悲观,却坚持以诗之惆怅作文化的最后回眸,偏偏这回眸是美好而不动声色地,更令人心痛入骨。汪老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作品在我心中,更接近于一种文化史上的“广陵散”。

因此,汪老先生的文学,固然是风俗画,固然是小品文,但是,如果仅仅将他的文学定义为风俗画、小品文,仅仅重视其美学价值,而忽视了其深沉凝重,暗藏锋芒的思想性,则是对汪老先生鉴赏的严重偏差和失误。我认为,汪氏美学,其实质并不在于审美的平静淡泊,而是于这份平静淡泊之下隐藏的激烈冲突和锋芒。用老爷子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寓奇崛于平淡”,这里的平淡不是沉默,不是看不到激烈的矛盾与锋芒,而是千帆过尽后的“第二次平淡”,是时间的微笑,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和静寂。简言之,我认为,汪氏小说的精髓,不在其和谐性,而恰在其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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