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红高粱》的叙事视角

内容摘要：莫言小说《红高粱》在全知的第一人称视角“我爷爷”、“我奶奶”的引领下，综合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显示出一种自如和成熟的叙事调度。但小说中叙述人的介入略显频繁，缺乏节制。

关键词：《红高粱》 叙事视角 我爷爷 我奶奶

莫言在回顾《红高粱》的写作时，认为这部小说引发广泛关注的缘由在于“独创性”。随后，他虽未直接指明小说的具体独创之处，却明确说明，二十年过去之后，自己对本部作品仍较满意的地方就是小说的叙事视角，尤其是“我奶奶”和“我爷爷”的视角。但是，在对《红高粱》诸多的品评中，叙事视角的分析却相对较少。莫言小说《红高粱》在全知的第一人称视角“我爷爷”、“我奶奶”的引领之下，综合运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显示出了一种自如和成熟的叙事调度。但小说中叙述人的介入略显频繁，缺乏节制。

一.真实的第一人称叙事

一般認为，小说《红高粱》运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将“我”的声音与我父亲的视域结合起来，讲述了一个家族跌宕起伏的生存传说。行文过程中，作者似乎担心读者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并且为了现实作品中的虚构世界与自身经历的叠合，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一方面让故事本身变成了一部家族史，另一方面好似告诉读者，这就是个真实的故事，我虽未亲身经历，却有着可靠的发言权，因为我的父亲看过、经历并感受过。

第一人称“我”在文中首次集中出现在小说开篇第四段。“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叙述人不置可否，态度含混。如若是我，那么这就是“我”唯一一次作为故事人物的出现。倘若不是“我”，那么“我”在大多数时候总是身处故事之外，如电影画外音般用一种回顾性抑或评判性的口吻追忆往事。例如，

我听说奶奶会吸大烟但不上瘾，所以始终面如桃花，神清气爽。

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我查阅过县志……

由于第一人称“我”的存在，整个故事便有了一种让人不得不信的韵味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故事的主角。徐岱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第一人称叙述的真正重心其实不在“我”，而在“我”周围的其他人物。”[1]因此，“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故事的主人公则是我爷爷、我奶奶、罗汉大叔、我父亲等。但是，由第一人称视角来独立承担这样繁重的叙事任务似乎有些艰难，于是，作者便使用了一种在当时看来非常独特的叙事视角——“我爷爷”和“我奶奶”的视角。

二.全知的第一人称视角——我爷爷、我奶奶

莫言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中提到，“我爷爷”、“我奶奶”突破了小说中三种人称分立的局限，将第一人称与全知视角合二为一。这体现了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叙事角度的关注以及期望用创造性的方式来突破常规叙事局限的愿望和有益实践。一方面，作者本人并不想拘囿于单一的人称叙事，另一方面，又不想因第三人称叙事使已经由第一人称视角创造出来的真实感打折，或者说，作者并无意因视角的转换拉大叙述者与故事间的距离，便提出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一方面延续了第一人称的亲切和真实感，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作者在叙述时自然合理、不动声色地转换视角，直接进入第三方的感知范围。

莫言曾解释到，“写到我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一写到我奶奶，就站到了我奶奶的角度，她的内心世界可以很直接地表达出来，叙述起来非常方便。这就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得开阔得多。”以小说中开头首段为例，作为孙子儿辈的“我”，不仅知道奶奶、爷爷和父亲的对话，还能洞悉父亲内心的想法和感受。这都得益于“我父亲”这个独特的称谓。它一方面带着第一人称叙事的直接性，另一方面又具备了“父亲”这个第三人称视角自由切入人物内心的便利性。应该说，“我父亲”与“我爷爷”和“我奶奶”在消解第一人称叙事局限、扩大叙事范围上所发挥的作用是基本一致的。其不同之处在于，“我”虽然是小说的叙事者，但因我本人对爷爷、奶奶的故事从情理上并没有参与的可能性，因此，“我”只承担了叙述角色，却不是真正的感知者。“我”只能在有限的时空内发出“我”的声音，并且必须借助“我父亲”这个事件亲历者的眼光来完成大部分叙事。换句话说，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我”并不能像真正的第一人称叙事那样实现一种“进行式”，第一人称的“我”因为游离于故事之外实际上具备了第三人称的某些特征：距离感。因此，“我”可以与叙事接受者一起以一种洒脱的姿态对人物品头论足。但作者似乎并不想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他借助“我父亲”把“我”也带入了故事中。这就有了开头我知晓一切的那一幕。我不仅知道我父亲知道的东西，甚至还比他了解得更多。

笔者注意到，“我爷爷”、“我奶奶”在小说中的出现频次也不同。从意义上看，“我爷爷”、“余占鳌”、“余司令”，指代完全相同。但小说中“我爷爷”共出现了4次（其中一次是“我的爷爷”），“余占鳌”出现了22次，“余司令”出现了142次。而指代相同的“我奶奶”和“戴凤莲”却几乎完全相反。“我奶奶”共出现了41次，“戴凤莲”只出现了1次。莫言在提到“我奶奶”、“我爷爷”时指出，这既是第一人称视角，又是全知的视角。显然，作者对自己视角上的创新引以为豪。但是，为什么在“我奶奶”的使用上相对大胆，而“我爷爷”的使用却如此谨慎呢？

究其原因，可做如下推测：第一，莫言曾经提到，自己是想把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故事和爱情故事放到这里上演。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具有着战争小说的特点。小说以打伏击战始，战斗结束终，中间又穿插了许多与战争相关的情节。因此，“我爷爷”、“余占鳌”、“余司令”三者相较，“余司令”这个身份与小说的整体氛围更加契合。第二，小说开头一段提到：“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大概就是作者对余占鳌的核心定位。也就是说，余占鳌首先是一个英雄，其次才是我爷爷。“余占鳌”过于直白，“余司令”则暗含尊敬之意。第三，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讲述与展示。罗钢在《叙事学导论》中指出，“在讲述的叙事方式中，活跃着一个叙述者的形象，他记录、讲述，对他叙述的故事作出各种评论和解释，与读者交谈……相反，在展示的叙事方式中，我们找不到叙述者的影子。”[2]。尽管“我爷爷”是作者的创新，但却摆脱不了“讲述”之嫌，而“余司令”这个第三人称视角却是一种源自人物自身的“展示”，客观性更强。

在对我爷爷的4次使用中，基本上都留下了叙述人的痕迹，并且与战争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同时，即使是使用相对较多的“我奶奶”这个在作者眼里第一人称兼全知的视角，与指代相近的“奶奶”相比，出现的机会也比较少。在《红高粱》中，“我奶奶”共出现41次，而“奶奶”共出现了337次。多数情况下，二者各司其职：

我奶奶刚满十六岁时，就由她的父亲做主，嫁给了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财主单廷秀的独生子单扁郎。

我奶奶能嫁给单扁郎，是我曾外祖父的荣耀。

“我奶奶”一方面表示出了明确的归属性，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第一个例子中，显示出了一种传统小说中固有的贯通时空的全知意味。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论述到，唯有全知视角才能全方位地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复杂因果关系、人事关系和兴衰存亡的形态。用罗朗·巴特的话说，即：“叙述者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认同。”[3]“我奶奶”虽然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奶奶自己的事，却超越了第一人称视角范围，具备了鲜明的全知特色。

奶奶在拜堂时，还是蒙上了那块臭气薰天的盖头布。在蜡烛燃烧的腥气中，奶奶接住一根柔软的绸布，被一个人牵着走。……奶奶被送到炕上坐着。始终没人来揭罩头红布，奶奶自己揭了……他站起来，对着奶奶伸出一只鸡爪状的手，奶奶大叫一声，从怀里摸一把剪刀，……这一夜，奶奶始终未放下手中的剪刀……

在这段话中，连用了7次“奶奶”。作者似乎有意淡化叙述者的存在，让奶奶用自己的眼光、动作和感受叙述事件始末。第三人称的叙事特点在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这里，不仅有外部观察，还有发自内心的独特感受。

在个别段落中，也出现了二者交替使用的情况：

轿夫、吹鼓手们落汤鸡般站在水里，面色严肃地看着两个枯干男子把一抹酥红的我奶奶架到了幽暗的堂房里。奶奶闻到两个男人身上那股强烈的烧酒气息，好像他们整个人都在酒里浸泡过。

在一般情况下，前一句出现“我奶奶”，后一句变成“奶奶”多半会被理解为承前省略，因为这样更符合语言的简洁性原则。但在这里，理解为叙述视角的转换却更为恰当。前一句是全知视角，而后一句则变成了第三人称视角。“落汤鸡般的轿夫”、“吹鼓手”、“枯干男子”、“一抹酥红的奶奶”都属于全知叙述人的描述，而“强烈的烧酒气”则是奶奶的自我感受。

三.不可或缺的第三人称叙事

总体来看，小说《红高粱》中，第三人称视角的作用不可或缺。在第三人称叙述中，用人物的眼睛和头脑来观察、过滤事件，从而将感知者与叙事者区分开来，有利于形成叙述者与人物的疏离感。以鲁迅先生的小说《伤逝》为例，作者给小说加了一个副标题——“涓生的手记”，以涓生的口吻讲述了一段爱情悲剧，并有意通过这样一种叙事来撇清自己和故事本身的关系，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叫涓生的人的故事，而不是我们老周家的故事。从这一点来看，莫言也注意到了不因单一叙述人“我”的讲述让读者感到乏味，而是让人物自己去展示事情原貌，恢复事件本真的意图。

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总结了第三人称叙事与第一人称叙事的不同，其中之一便是“非人格性”，即在第三人称叙事中，叙述者的存在比较隐蔽，因此拥有更大的叙述空间。

第三人称叙事既可以逗留于人物的外部做外视观察，也能够潜入人物内部做心理透视。小说在描写父亲跟着队伍进入高粱地的内容时，从对父亲的外在行动的描写入手，最后演变为对父亲心理活动的描述。在空间上存在一个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转换。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显然不足以展开大幅度的纵横扫描，但在第三人称叙事里，这种转换则格外便利。

从整部小说来看，第一人称叙事由于“我”的使用，以及“我奶奶”、“我爷爷”的参与而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能改变《红高粱》中第三人称叙事的重要地位。叙述人称的选择并非任性而为，它反映了叙事主体对文本总体效果结构的全盘考虑，也意味着一种特定叙事格局的确立，而这也直接关系到作者与读者间的对话方式。[4]

四.叙述人的介入——缺乏节制的评论

在小说《红高粱》中，叙述人频频出现，对小说情节的发展進行评点，而这种评点无论从语言和内容两方面来看，都显得有些缺乏节制。胡亚敏在《叙事学》中指出，所谓“公开的评论”指的是“叙述者直接出面，用自己的声音述说对故事的理解和对人生的看法，告诉读者如何看待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如何领悟作品的意义。”[5]她还指明了公开的评论的两种主要类型：解释和议论。

在小说《红高粱》中，这种公开的评论随处可见：

有嵌入叙事、篇幅较短，表达赞美之情的：

故乡的黑土本来就是出奇的肥沃，所以物产丰饶，人种优良。

我不得不告诉您，我们高密东北乡女人哭丧跟唱歌一样优美……

这道紫印，是我奶奶英勇抗日的标志。

在这些看似平白无华的文字中，洋溢着“我”的赞美之情。也有对前文进行补充和解释的：

奶奶的模样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日本兵愕然止步。

这是对前文的解释和补充，也包含了一种评价。当然，也有篇幅较长，以段落形式存在的。

亨利·詹姆斯曾经说过，小说艺术最好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述，作者的说明应该压缩到最低限度。但是，在这部小说中，诸多的评论却有些“缺乏节制”。这种“缺乏节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二是语言。

首先从内容上看，胡亚敏在《叙事学》中指出，“在叙事作品中，由于人物的轻信、无知、精神上的病态或其他原因，对某些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说明事件真相的责任由叙述者担负。”[6]但是，在《红高粱》中，叙述者的声音不仅没有帮助读者认清真相，反而有搅扰视听之嫌。

奶奶在高粱叶子垛边给他（罗汉大爷）的温暖令他终生难忘。

关于奶奶与罗汉大爷的关系，小说中提到三处：一处是通过父亲的口直接描写。尽管醉酒的奶奶在言语和行为上都有越界的倾向，但结尾处作者却用“父亲记得罗汉推开奶奶走进了骡棚”斩断了好事者的妄想。另一处是村里一位九十二岁老太太的话：“……罗汉，你们家那个老长工……他和你奶奶不大清白咧……你奶奶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紧随其后的是 “我”对这件事的分析与看法。我由不愿承认到感到难堪，再到接受并肯定，其中的态度转变极大。第三处就是罗汉被日军抓住想要逃脱时的心理描写。在“他更惦记我奶奶和我父亲。”之后，叙述人补上了“奶奶在高粱叶子垛边给他的温暖令他终生难忘。”这句话。按常理来看，“他更惦记我奶奶和我父亲。”是罗汉大爷的心理描写，这种“惦记”完全可以并首先应该被理解为虽是主仆但胜似亲人的惦念。但因为叙述人的补充，再联系前文的描述，奶奶与罗汉大爷的关系便真的扑朔迷离了。

其次，在语言方面，《红高粱》中某些表述不仅太过直白，而且在前后文字之间缺乏基本联系：

锄高粱的农民们抬头见白马，低头见黑土，汗滴禾下土，心中好痛苦！

划线的地方读起来像一首打油诗，但诗的质量欠佳。

那天，我奶奶在秋千架旁与一些尖足长辫的大闺女耍笑游戏，那天是清明节，桃红柳绿，细雨霏霏，人面桃花，女儿解放。

由景物转向对人的描述本来无可厚非，但“人面桃花、女儿解放”与前文似乎没有太多关联。

曾外祖母用它，勒断了奶奶的脚骨，把八个脚趾，折断在脚底，真惨！我的母亲也是小脚，我每次看到她的脚，就心中难过，就恨不得高呼：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

“真惨！”叙述人的一声惊呼着实给人一种荧幕上的人物突然现身的感觉。而“打倒封建主义，人脚自由万岁”又免不了流于形式，缺乏真情实感。

参考文献

[1][4]徐岱：《小说叙事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12页，第305页。

[2]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192页

[3]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5][6]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作者介绍：罗璇，宝鸡职业技术学院凤翔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