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关于鉴赏判断普遍性的论述及其对领导决策的启示

谭秋 李科林

[摘 要] 在西方传统美学中，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曾探讨美的本质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把美视为一种本质属性，试图寻求美的客观普遍性。中世纪的神学美学则将绝对完善的美赋予全知全能的上帝，企图为美的普遍性寻找超验的根据。近代经验派美学则将美的范畴纳入人的经验层面，强调个人的感官判断，将审美快感与生理快感相混淆，由此审美就失去了普遍必然性。康德一方面受到了经验派美学的冲击，同时也看到了其弊端。因此，他从先验哲学的立场，对理性主义的独断论和经验主义的怀疑论进行调和。康德在方法论上带有现象学的倾向，他试图为鉴赏的普遍性寻找一种先验的根据，是对前人客观主义和经验心理学的超越。领导决策的过程也如同审美活动一样，需要摆脱独断的话语权，同时还要排除一些主观的偏见，将事情或问题的本质进行还原，通过“反思性的判断力”做出决断，从而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 康德；鉴赏判断；审美；先验哲学；现象学还原；主体间性；“反思性的判断力”

[中图分类号] B5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2-0119-05

一、导言

鉴赏判断虽然是一个哲学问题，但实际上它可以应用于领导决策中。领导决策的过程如同审美活动一样，需要摆脱独断的话语权，同时还要排除一些主观的偏见，将事情或问题的本质进行还原，通过“反思性的判断力”做出决断，从而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二、从特殊寻求普遍

康德将审美称之为鉴赏判断（审美判断），而鉴赏判断则是一种反思性的判断力。在康德看来，判断力是一种介于知性和理性之间的认识能力，它构成了从自然到自由的过渡。至于反思性的判断力，康德提出：“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1]14在这里，康德对规定性的判断力和反思性的判断力作了区分。规定性的判断力是一种用普遍去归摄特殊的能力，而反思性的判断力则是从特殊出发来寻求普遍。纯粹鉴赏与认识活动不同，认识需要借助于概念来统摄特殊，而鉴赏则是要从特殊的现象来获得普遍。因此，康德在“反思判断”这一出发点上就将自然科学的认知方法搁置起来，划清了审美与知性的概念界限。在这一层面上，康德批判了用科学的方式来看待审美的做法，他在方法论上是对客观主义的超越。另一方面，“从特殊寻求普遍”其实也将审美客体的质料和实存搁置了起来，只去探讨对象呈现在外的表象的形式，只有这样，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才能实现。康德认为，我们的“外部感觉”所感受到的质料性的东西，也就是涉及对象的实存的东西，是纯然主观的。这些混杂了个人意图的感官经验都不能够成为鉴赏判断的根据。只有对象表象的合目的性的纯然形式才能构成审美判断的根据，因此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谈论鉴赏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康德避免了经验派美学所陷入的感官的混杂状态，将源自外部感官的“快适”和偏好从纯粹鉴赏中驱逐出去。

由此可见，在论证鉴赏判断的普遍性的起点上，康德就已经将自然科学的立场和经验心理学的立场搁置起来，这与现象学的方法论十分相似。突破自然主义是康德美学体系的潜在信息。“从特殊寻求普遍”（反思判断）接近胡塞尔的现象学精神，而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自上而下地进行科学证明[2] 28-32。而且，康德认为：“反思性的判断力只能作为规律自己给予自己，而不能从别处拿来（否则它就是规定性的判断力了），更不能颁布给自然。”[1] 14审美判断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判断力只是自己规定自己，它拥有绝对的自明性，而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需要经过逻辑的推理和科学的证明。康德由此将鉴赏判断与客观主义的科学认识和经验心理学区分开来，开始从一种新的视角来探讨鉴赏的普遍性问题。领导决策也与鉴赏一样，不需要通过一套一成不变的逻辑方法进行推理和论证，也不同于个人经验及感官上的偏好。它无法照搬已有的做法和规则，而只能从特定情况出发来做出判断。

三、审美对象的本质还原

康德通过类似现象学的搁置，留下了一个“现象”的领域。这里的“现象”既不是自然科学所研究的事物的实存或质料，也不是经验心理学的主观感觉，而是一种纯然的形式直观。比如，我们在观看一只杯子的时候，不是用自己感官去衡量它的硬度、颜色等涉及其实存的质料性的东西，而是直观它的形式，包括它的线条和一定波长的光谱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纯粹鉴赏的对象进行了严格的界定。

康德把美的第一契机表述为“无利害的愉快感”，即“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我们必须对事物的实存没有丝毫倾向性，而是在这方面抱无所谓的态度，以便在鉴赏的事情中担任评判员”[1] 39。也就是说，审美是不带任何利害和价值判断的。在审美过程中，一方面我们自身达到了心无杂念的内心通透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也不再是实存的事物，而是直觀到对象的本质形式。所以，审美愉悦就是一种不带杂质的纯粹的愉悦感。

康德在这里强调了鉴赏判断不应该以事物的实存为导向（因为涉及质料的判断必定是与我们的感官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会混杂利害和偏好在内），而是应该以对象表象的合目的性形式为根据。如我们存在口感上的偏好，认为某些食物口感更好，其实就是关涉食物的实存和质料的，这样的判断其实都只是个人的一些偏好，并不是真正的鉴赏。因为对质料的把握必然将人的外在感官卷入其中，这样的判断显然就会像经验主义那样成为完全主观的判断而无法获得普遍性。相反，在鉴赏中，人不是用关注生理享受的感官来感知事物的质料性的存在，也不是凭借带有经验杂质的“肉眼”来认识，而是用人的“内感官”来做判断，通过心灵能力去直观对象的形式。由此可见，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其实也反驳了经验派提出的“趣味无争辩”的看法。

胡塞尔的现象学强调要对事物进行本质还原，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说要抛弃任何潜在的认识和知识上的成见，摒弃那些独断的思想而直观到事物本身，即终止判断。康德的鉴赏判断其实与胡塞尔的“还原”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在审美中，我们首先对对象进行了本质还原，不再把事物当成具体的实存来考察，而是直观到对象的本质形式。这样的形式直观是直接被给予的，它不带有个人的意图和目的，但却具有形式上的合目的性。所以，康德说纯粹鉴赏的对象对我们而言没有任何客观目的，但却有着一种先天的合目的性，也就是第二契机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比如，当一个人说“一朵花是美的”，另一个人说“一幅画是美的”，这两个判断都不带任何目的，但在形式上的合目的性却是二者所共有的。因为在进行鉴赏判断时，我们已经对鉴赏的对象进行了还原，使之成为不关涉质料的表象的纯然形式，而我们所做的判断也正是依据于这样一种直观形式。通过这种类似于现象学的本质还原，鉴赏判断就不需要借助科学知识的概念，也不再拘泥于经验心理学的感官，因此能够获得一种非客观概念的普遍性。领导决策同样也要对事情进行还原，直面问题的本质才能排除多余因素的干扰，从而做出正确的决断。

四、审美主体的先验还原

康德认为，鉴赏判断不具有概念的客观普遍性，但是鉴赏判断既然能够发生，并且能够要求人们的普遍赞同，那么人的审美活动必然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先天结构，因而使得鉴赏判断具有主观意义上的普遍性。也就是说，鉴賞判断的普遍性是一种主体之间的普遍性，也即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关于“主体间性”概念，现代西方哲学在诸多领域都有所涉及。胡塞尔认为，认识只是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由此提出了主体间性概念[3]。尽管主体间性概念的意义在社会学（伦理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等领域存在一些差异，但它的基本涵义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而鉴赏的普遍性正是在寻求这种主体之间的统一性。

那么这种主体间的普遍性的达成又是何以实现的呢？康德立足先验哲学的立场，从人的主观条件出发，试图为鉴赏的普遍性寻找某种先天原则。“鉴赏判断必定具有一条主观原则，这条原则只通过情感而不通过概念，却可能普遍有效地规定什么是令人喜欢的、什么是令人讨厌的”[1] 74。而这个原则就是“可普遍传达的共通感”。也就是说，共通感就是鉴赏判断得以普遍传达的主体间性原理。基于这种共通感的主体间性原理，所有主客体关系都变成了主体与主体的关系，鉴赏判断也得以在主体与主体之间传达。所以，在审美过程中，只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而不存在人与对象实存的关系。个人的审美判断也能够在共通感的前提下要求其他人的普遍赞同。

共通感是鉴赏判断能够普遍传达的主体间性原理，同时也是人的主观先天条件。康德说：“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象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1] 37也就是说，审美是通过主体想象力的自由活动从而产生愉悦，而想象力与其他认识能力如知性和理性的区别在于它的自由性和创造性。想象力的自由活动不受规律的约束而自己规定自己。严格说来，康德所说的“共通感”其实就是主体想象力与知性能力的自由游戏，是主体层面的心灵状态和能力。而这样一种自由游戏的心灵状态只有在鉴赏中才会出现，在认识活动中是不存在的。在这里，康德的论述其实暗含了对审美主体进行“先验还原”的倾向。其实康德所说的“反思”就是回到认识的原点，重新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考察。而审美的主体正是经过自我反思的主体，他不再是经验心理学层面的个人，而是被还原为先验的主体。如果说先验自我是现象学还原的终点，那么康德意义上的审美主体也就是达到了这一终点的先验主体。审美主体的诸认识能力处于自由游戏之中，想象力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主体也因此成为自在自为的主体；并且在鉴赏中，主体的心灵具有直接明证性和被给予性，因此不需要借助概念的传达就能够获得主体间的普遍性。领导做出决策的过程必定也是与他人相关联的，而最终做出的决策只有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共识，才能保证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五、结语

康德在先验哲学的层面上论证了鉴赏判断的普遍性，他认为鉴赏判断的愉悦来源于对象的表象形式与诸认识能力的协调一致，鉴赏的普遍性最终被归结为主体先天层面的共通感，也就是想象力与知性能力自由游戏的心灵状态。在方法论上，康德的论述方式带有现象学的倾向。这样一种倾向其实反映出康德对客观主义和经验心理学的传统方法论的反叛，他试图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超越前人的局限。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康德最终没有摆脱传统哲学的残余。但尽管如此，他的努力无疑启发了现代美学的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现代西方现象学美学和符号学美学对美的普遍性的强调。现象学美学从重建普遍性的立场出发，在美学领域继承了康德对美的普遍性的论述；符号学美学则继承了康德的思想，把艺术家独特的情感体验提升为人性的普遍结构，在艺术领域达到了普遍性。

在实践领域，康德的美学思想为艺术创作和审美欣赏提供了合理性。只有审美不是纯然主观的感官体验和心理现象，我们对艺术的鉴赏和评判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康德对鉴赏判断普遍性的论述也维护了艺术和审美的地位。

领导决策的过程也如同审美活动一样，需要摆脱独断的话语权，同时还要排除一些主观的偏见，将事情或问题的本质进行还原，通过“反思性的判断力”做出决断，从而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康 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戴茂堂，韩 菲.超越认识论美学——康德美学的现象学意义[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

[3]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M].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胡 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