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田的蛾

潘小楼

一、失眠症

一只蛾蛰伏在墙角，等待它的夜晚。

我不知道它是否意识到，自己生就了一副好披挂：明黄色硕大的翅膀上，一对瞳孔深不见底，没有任何过渡，连上弯刀状的双角，躯干则是坚挺刚正的鼻梁，也没有任何过渡，连上尾部的一口尖牙。

它终于扑扇起来，明灭中像张傩戏面具。空气中被划开了一圈小小的涟漪，等到纹路平复，蛾消失了，暮色中，一辆绿皮火车已经趴在轨道上喘息。

失眠的第二十一天，世界开始黏稠，光滑，柔软，富有弹性。它变得善于吞噬，并不着痕迹。

比如说，一只蛾。

比如说，一辆火车。

比如说，一个夜晚。

我的座位在硬座的第一节车厢。现在是傍晚六点。真正的夜晚还没有到来，只是云层很厚，像一条巨大的龙低低地盘过。下一场雨还没有来，车窗上还留着上一站的雨点，车厢里也还存着上一站的人，我就像站在一个夹层里。老实说我讨厌这个样子。一切即将发生，却还来不及发生。像极了我近段时间以来的失眠。

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入睡的可能。

大概在凌晨四点，我的肉身会被地心引力一点点浸没。我以为是梦。但梦是没有重量的。可那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你感知到肉身的沉重，我带不动它。有时候意念忽而飞升起来，而肉身却拖着它坠落下去。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终于使我明白，肉身是意念在扑腾时最沉重的累赘。我想把两者的粘连处剪平，我想从肉身的束縛中解脱出来。但我也明白，一旦我这么做，我的意念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掉落在某处的最深处。失眠有时候就是这般让人惶恐。所以，我有时候不得不反过来，求助于肉身，用它去牵制意念。它像锚一样，把意识牢牢囚禁在固定的水域。有时候我看起来双目放空，或是闭目养神，其实都是为了疲于奔命。

将睡未睡的世界，更像一条狭长的过道。我张开双臂，就能摸到两堵墙。这边，是灵肉相安的现实。另一边，是梦。两堵墙一天天逼近。我倒更愿意它们挤到一处，把我榨成肉酱，界线崩塌。那样的话，至少我不会因为这个发疯。

失眠是从第一个舍友搬离大学宿舍开始的，或许还要更早，我不知道。失眠的机制很难搞得清楚，就算弄清楚，也不一定能拿它怎么办。212万，四年前我压根没想过，这个数字跟我有什么关系，现在，它变成了一个个和我一起拼工作机会的人。言归正传，第一个离开的室友找的职位，是郊区一家工厂的厂长助理。五年后，在工厂的原址上建起了一所学校。经营的产品从有形转向无形，主打一种名为“教练技术”的培训项目，量贩个人潜能、人际关系、管理水平、人生规划。厂长变成了校长，她作为元老之一，成了副校长。她开着悍马参加同学婚礼，据说在仙湖的天池山还有一栋别墅。尽管有人说那所学校已经被工商部门盯上，但撇开那些流言蜚语，她还算得上一个成功的人。

第二个搬出去的舍友，曾经有个高速公路管理局的领导对她赞赏有加，但她犹豫再三，还是拒绝了，理由是自己内分泌失调，下盘宽大，套上管理局的制服不会好看。学中文的人能够在学术上走多远，得看她英文有多好。她英文还不错。而我七年后会在一张网红照上认出她。照片里的她躺在床上，穿着大红博士袍，嘴唇刷得猩红，身下铺着她一路升级打怪赢来的三十七张证书。

最后一个室友，每天不是抱着宿舍的红色座机，就是到厕所里干吐。她没有关门。我听得真切。“这世界令人作呕。”她向我解释道。电话终于在她怀里响起来。我才知道，令她作呕的不是整个世界，而是某个男人。他终于说服自己到楼下，把她接走。此后，他们将在柴米油盐，生儿育女里积极避世。她从来没有工作，也再没出来工作。虽然我们常看到她在朋友圈吐槽家庭主妇生活，并不时表现出对职业女性的艳羡，但见过他们一家四口的人都说，她看上去也没那么糟。

大四的最后一个月里，宿舍里只剩我一个人。幻听在死寂中愈发猖獗。意念中的电话铃声一次次把我从迷瞪中拽起。幻听的缘起不是渴望，相反，我抗拒那铃声。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与其说我害怕失业，不如说我更害怕为了避免失业而不得不接受现实。离毕业大限近一天，我就越困窘。

“将来要做什么呢？”旁边的父亲这么问我。

那时候中考刚结束，我和父亲站在刷了绿漆的钢筋护栏边上，在他工作的水泥厂的江边公园，其实也就是用水泥圈起来的几棵台湾相思树，外加几墩水泥砌的座椅。

我没有回答。我眼前是一片迷雾。如果雾气散尽，我会看到一片静止的水域和一个简易的工厂码头。搬运工们正颤颤巍巍踩着木板，把一袋袋水泥扛上货船码好。但浓雾没有散开，那边有可能藏着任何事物，你不想要的，或你想要的。

能做什么呢，我也在问自己。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过于“正经”的事，而我向来在正经的事和人身上就没交过好运。比如说，我的脑子总是走得比话语更快，当话语要试图驯服思维这匹野马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各种困窘：磕磕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跳跃，以致于父亲母亲认定我有表达障碍，而早早放弃了要我在人前“讲故事”的表演——要知道，这可是不少父母的嗜好呢。比如说，上了初中后，我总能在地理、历史、生物这些科目上考得不菲的分数，当它们还是“副科”，对中考最终成绩毫无裨益的时候。而我之所以觉得它们这么有意思，或许正是因为它们还没列入“主科”也未可知。又比如说，我的身体在世界的另一边总能游弋自如，而在这一边则缺乏协调性，甚至在军训走正步的时候，一紧张起来，还会同手同脚，以致于父母后来也断了让我学打篮球的念头——要知道，和乒乓球一样，篮球在机关企事业单位里可是最“正经”的体育特长呢。

我当年的选择，后来被周边的人定性为从小就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很有主意。我眼睁睁看着体制内的末班车在我面前停下，又闭门开走。我放弃了厂里定点的中等专业学校名额，尽管那是中专包分配的最后一届。至于，那些中专毕业回来接父母班的职工子弟，后来因工厂倒闭下岗就另说了，而我去读高中后，真的考上了大学，也都是误打误撞。对我来说，不过为自己的拖延症寻找多一点可以喘息的空间罢了。人总会针对自己的缺陷练就出特别的本领，这是一种生存本能。

在大学最后的一个月里，我每天只出一趟门，去食堂和低年级的混在一块吃午饭，再把晚饭打包回来。觅食路上阳光汹涌，我像某种误入的夜行动物。我发现自己走不了直线，更走不了匀速，总是卡卡顿顿，带着半梦半醒的微醺。我想起宿管科阿姨收养的那只中华田园犬，也就是土狗。它刚被捡回来的时候，才几个月大，被一辆三轮车碾过，脊椎受损。阿姨养了一年多，它毛色金黄油亮，乍一看跟一般的阿黄没什么区别，只是走着走着，后半边身子就慢慢歪向一边，与头部折成九十度，小家伙欢快不觉，它已经习惯在失衡中寻找平衡。我想，在迎面走过来的人眼里，我大概也是这样的。和它不同的是，我因失控而痛苦。

炸蛋，是那段时间我吃下的食物里唯一还保有印象的。我不知道这是传统菜谱上的做法，还是本院食堂师傅的独创，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师傅们把鸡蛋打到热油里，把它翻炸成丝瓜络般的一团，然后再用醋溜。他们用的不是米醋，而是人工合成的醋精。一口咬下去，蛋络里饱含的汁液直呛大脑皮层。我要的就是这股劲。那是当时唯一能够刺激到我的食物，也是唯一能够提醒我在进食的食物。

总的说来，在等待的日子里，我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吃，排泄，以及设法无限接近睡眠。前室友没有搬走的粉色健康秤告诉我，在这段时间里，我体重破百，比原来重了十六斤。但这十六斤的实体没有给我带来困扰。相反，我觉得自己越来越轻快。如果你做过飞翔的梦，你会理解那种反重力悬浮。起初我只是觉得自己的质量变小，接近于无。紧接着，周边的人、事、物，都失却了质量的概念。它们从固有的形体里脱缰出来，变成一团团浅浅淡淡的影子，有时候是重影。我既可以被阴影拥抱，也可以被阳光穿透。我可以轻快如风。我甚至可以在一阵痉挛中掠过所有。这几乎让我相信自己身处极乐。但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孤零零悬浮在混沌里，没有任何参照，包括声音。这经历似曾相识。我才又明白过来，失却质量的副作用是，我有可能在一念之间被吹散到时间和空间的任何一个角落。那里有可能是初始，也有可能是终结，不管是哪一个，都不是我想呆的地方。

越是在将睡未睡之时，你就越是想找出它们的边界。那条边界是我唯一想得到的救命稻草。有人说疼痛是睡梦和清醒最好的分界线。要我说，这完全不可靠。早先时候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小时候被妈妈带到厂医务室拔牙。医生阿姨姓庞，清瘦得像鹤属鸟类。她有两个和她一样瘦的儿子。有一次在职工食堂，他们排在我前面，我看到他们向食堂大娘托出铝饭盒，他们抓住饭盒的手也类似于鸟爪。话又说回来，医生阿姨在梦里钳住我一颗大牙。她细长的指关节会让人联系到诸如“灵巧”“轻快”之类的词。这联想让人麻痹。她甚至没有像往时一样，顾左右而言他，猛然奋力一拔，在你的痛感发作前完成作业，而是左摇右绞。我聽到牙神经们在我口腔里失声尖叫，刚刚被唤醒就要上断头台的那种叫法，焦灼感直冲我大脑皮层，直到醒来，我的头皮还是麻的。我第一时间用舌头抵住那颗牙齿，硬硬的还在。我终于明白在梦里也是能感觉到疼痛的。而半梦半醒之间，有时候压根感觉不到疼痛。或者说，完全不在意疼痛这回事。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抡起胳膊就咬。咬合感是绵软的，像咬着块乳胶，而胳膊那边也没有任何感觉，不过或许是我的大脑皮层怠于作出反应。如果不是后来看到胳膊上紫红的齿印，我压根没想到自己会干出这样的事。

安眠有时候离我很近，近在咫尺，却似乎隔着一层膜，你奋力朝那边冲，它会把你反弹回来。让人大为光火的是，它轻拿轻放的，甚至没有把你当成一个量级上的对手——事实上也是如此。

不过和半梦半醒相比，清醒更让我感到害怕。通常会出现在天亮之前。我知道东方即将又出现鱼肚白，一个夜晚即将又平白无故地过去。而恐惧只会让失眠的轮廓更加分明。眼前的镜子就像一汪水面，你伸出手，一圈小小的水晕过后，你就能同另一个黑暗中的自己握手。四下里都是一片死寂，你像是坐在一颗孤独的星球上遥望，一切都如真似幻。窗外大叶羊蹄甲的花朵落到地上又重新站上枝头。树下那两个垃圾桶看着你，不时在耳语着什么。小广场中心的孔子雕像跳下基座，甩开宽大的衣袖，双掌扣合，像是等待着什么。黛青树丛中蹿出一头甪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叫“甪端”，我以为看到的是独角的麒麟）。雕像翻身骑上，绝尘而去。也不知道第二天太阳升起，是否会照在一墩空基座上。而楼下的草地则像一床送到你面前的床垫，柔软无比，似乎拥抱它，就会得到永远不被打扰的安眠……

我终于等来了录用电话，在离校大限那天下午。放下电话，我就在历数半年来参加的双选会。我想不起来这一家是哪一场的。那些招聘会的单位和公司是数以千计的，简历是成捆运送的。何况，我还在网上投出了数不清的简历。

大雨滂沱，在火车开动后不久。端起水盆往下倒的那种下法。简直毫无道理。雨水一瓢瓢淋到车窗上，一波水纹还来不及成形，又被另一波覆盖。乘客中引起了小小的躁动。车厢里的人不是很多，有的挪到靠车窗的空位上，啧啧惊叹向外看，尽管他们什么也看不见。那是上车不久的乘客。而那些没有反应的，不知道已经在车上呆了多久，他们的眼神和隧道一样空洞。

水幕的变幻止住了，车厢变亮了，是火车驶进了隧道。

录用通知并没有能让我安然入睡。不时有那么些瞬间，我的官能感受异常敏感，体验和经验以一种我无法理解的逻辑不断拆分和重组。我并不是没有试图干预——倒不是为建立专属的秩序，而是在求证自己站在界线的哪一边。发现不过徒劳后，我只得退到一旁，观看它们诡变多端的运行。

我看到个蓝靛蚊帐方块，耳边是奶奶的声音。那是小时候我躺在床上听奶奶讲故事。她的牙齿差不多掉光了，吐字漏风，让那些故事显得鲜亮又斑驳：

有个女人，丈夫出了趟远门，再没回来。她想他。她找到了个高人，说，求求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呀。高人说，当真要见么，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以前的他了。她说，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高人说，那你回去，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刻，他会回到家里。她欢天喜地回去了。终于等到那天，她敞开正门，没见到男人的踪影。到了高人说的那个时辰，有团白雾，从堂屋的洞口升起（老家的民居是杆栏式建筑，上层住人，下层圈畜），坐到中堂的太师椅上。她没有上前。没过多久，雾人便悻悻然从来的地方遁形了。

火车驶出了隧道，云层还是很厚，但变成了雾雨，密密匝匝的，像雾人的族人，在窗外连排站着。

我正进入他的国度。我现在知道他的哀伤了。我能看透他那双藏在迷雾背后的双眼。

二、傍晚六点的火车

车窗上映照出一个黄色身影，是那个女孩。自从我上车后，她就一直盯着我，从车厢头到车厢尾。三排两排地朝我挪位子。确认我在玻璃里看到她后，她干脆坐到了我对面。她和我年纪差不多，扫肩头发，穿着件半旧不新的明黄棉布衬衫。对于最亲近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当你对着她时，她脸上的所有细节都是合理的，而当你别过脸去，再试图拼起她的脸时，却不知道该如何说起。奇怪的是，我和她从未见过。

“去哪儿？”

“工作。”

“噢——”她拉长的调子意味深长。

就算是陌生人，无意中刺到点子上，还是会让你心虚。

“什么工作？”

按理说先报名号。我又心虚了。我不清楚“那边”是委员会、文化协会、研究中心，还是出版社。负责人匆匆带过了。而我总觉得要是刻意去问，和挑战他们的权威无异，换句话说，我还不如直接弃权——弃权？不存在的。就像趋光是飞虫的本性，和在原地呆着不动相比，有路可走先走起来，似乎是更好的主意。

“编字典的，《规范汉语辞典》。”我在“规范”二字上加重语气，试图扳回些底气。

她点了点头，但她紧抿的嘴唇和微微皱起的下巴却表示出相反的意思。

我继续说：“这么说吧，如果你姓‘肖，小月‘肖，读“消”是不规范的。规范的做法是，要么改读第四声‘笑，要么改姓‘萧，萧山的‘萧。”

“还好我不姓肖。不过我还是更愿意管姓肖的人继续叫‘肖。”

“你可以那么叫，但我还是要说，那是不规范的。”

刚才的煞有介事都是瞎扯。事实上，那边给我提供的岗位，不是汉语言文字学编辑，而是资料员，平时的工作各自为政：每天领取辞典的打印稿，核对是否按音序音调排列正确，每个字或词的读音是否正确，存疑或有更好的修改意见，标注清楚。争议比较大的，则在每周四的例会上提出，由编写委员核定。等到后期，则是一二三校。当负责人在电话里和我描述这个岗位时，我产生了莫名的亲切。我是在工厂里长大的，各自为政的流水线作业，我不是第一次听说。固定等同于稳定，我的经历和经验对此是认同的。

“好吧，”她没打算跟我争下去，“你在哪一站下车？”

“终点站。”那边的负责人跟我说了，就在这趟车的终点站下车，找到老城区，在一条叫“华光里”的巷子尽头，竖条木板上白底黑字写着“《规范汉语辞典》编纂会”的，就是。

她的嘴唇抿得更紧了，下巴也皱得更厉害，不过她还是点了点头。当你知道的事远比另一个人多，但你不得不安抚他的无知，并且还为此感到得意的时候，可不就是这样的吗。她四下瞟了一眼，凑近我：“我想你可能没有搞清状况，这趟车——没有终点站。”末了，她伸出食指轻压在唇上，做一个“嘘”的动作。

我已经向她透露了太多个人信息，而自己对她还一无所知，意识到这一点，我第一反应是：她是不是从疯人院跑出来的精神病患？她的皮革包里是不是藏了一把即将要刺向我的尖刀？她会不会在微笑着和我聊天气的下一秒就扑倒我，用寒光闪闪的尖牙咬断我的喉管？

她似乎觉察到我的顾虑，大笑起来，又倏地收了声，说：“你这趟行程要花多少时间？”

“二十四小时。”我在火车站的电子屏上确认过。

“从你上车到现在，已经过二十四个小时了。”

“我刚坐下不久。”

就在这时，火车上传来了广播声：“……列车即将到达上地站，请在上地站的旅客准备好自己的行李下车……”

上地上地上地，我知道这个站名。那是我上车的站名。

她耸耸肩，往椅背一靠，抱起手看着我，仿佛在说：“看，到底谁疯了？”

在我失眠的第二十一天，不，应该是第二十二天。一个二十四小时莫名消失了。“模糊”和“消失”是两个概念。如果我不做点什么，下一个二十四小时，剩下的无数个二十四小时，都有可能消失。到那时，我还能在哪呢。

我赶忙去翻手机，但黑屏了。

我试图拉过周边的几个乘客求证。

我甚至想要去找列车长。据说，他会呆在第8或第10号车厢。

“没用的，”黄衣女孩说着，弹了弹衣袖，仿佛那上面有时间的碎屑，“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不会意识到，又过了一天，就像你一样。”

她试图帮我找出其中的节点：“还记得你经过的那条长长的‘隧道吗，那不是隧道，是一个夜晚。”

我才想起來，作为隧道，它不算短；而作为夜晚，它也足够长了。

车窗外变得刺眼，像我小时候那些无法直视的夏天。就算是赤道上的阳光，也不过如此。过于强烈的阳光会让人心生幻觉，因为事物的光影都是在变形的气流里折射过来的，像海市蜃楼。一排排芒果树，结下一串串硕大的长条青芒，像女人低垂的乳房。再过去，是一座小小的水泥厂，烟囱里正冒着曲曲折折的浓烟。忽然，它们全都飞甩了过去。

车厢的气压忽然变低。空气因浑浊而浮力巨大，仿佛是我的意识赋予了它们能量似的，所有的气味在我意识到这一点时都撒泼起来。我仿佛置身一条时速一百二十公里的大鱼腹腔，由座椅皮革，PVC旅行箱，以及旅人吃食（其中一定会有方便面）组合成的腥气瞬间将我的鼻翼撑开，将我的肺部充满。空间在我眼前打开了又收缩。我全力后退，但还是有一股不知明的力量，将我往前推。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等我缓过来，火车已经过了站。

我说：

我一定要在下一站下车。不出站，直接跳上一趟方向相反的火车，去找我的站点。运气好的话，也许来得及在天黑前找到编纂会。

她问：你要去做的，是什么工作？

我说：

就是校准字词的流水线作业。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但我认真细致，平心静气，和这工作天生一对。这职位也就是板凳冷点，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这没什么，我会铺上加厚坐垫，冬天我会在板凳下加个小火炉，用敲击起来响得清脆的木炭。有道是，坐得冷板凳则百事可做。可能我还会有个小小的野心：从后面连排的资料员位置，挪到前排的汉语言文字编辑的单人格。不过，如果实现不了，也没什么——编辑的板凳坐上去一样冷。

我说：

要知道，现在能找着个饭碗，就够不容易的了。辞典原先每十年编一次，现在是五年一编，将来也许还要更短。因为人总要说话的，而语言则在流变，辞书永远都会编下去。编纂处不是单位，但照这么看，几乎可以算得上是长生的事业单位。这份工作算个准铁饭碗，只要我端好了，这辈子不会没有饭吃。前半年的试用期我会领到一千二百块钱工资，和一张可以在员工食堂刷到一日三餐的饭卡，还有员工宿舍。我暫时在集体宿舍睡上下架床。我不一定有室友，但她们有可能在任何一个傍晚或清晨搬进来，填满那些空铺，和我抢厨房和厕所。不过等试用期结束后，我会领到一千五百块工资。熬一熬，我还会分到单人宿舍，每个月只要象征性地交五十块。虽说没有所有权，但只要我想住下去，也不会有人赶我走。单人宿舍是青砖瓦房，有个前屋，有个天井，还有个后屋，冬暖夏凉。说不定会有蛇、老鼠、蟑螂，和蚊子。但地上撒上雄黄，装上纱门，就不怕了。我会把墙重新粉刷一遍，给裸露的玻璃窗挂上碎花窗帘。

我说：

纱门我自己没法装，这时会冒出一个年轻的单身男人来帮忙。他过后还会帮我装灯泡，修水管。一来二去，我们日久生情。我们的婚礼会在员工食堂举行，经济又实惠。像我父亲母亲一样。主婚人该是工会主席，如果有工会主席的话；如果没有，就由我的师傅，哦，不，由我的部门领导担任。我们会响应国家政策，只生一个孩子。现在国家二胎政策开放了，那就生两个。不请月嫂保姆，我们的工资负担不起。我的父母或他的父母会过来帮着带。

我说：

我们的开销还是吃紧。这难不倒我，我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生存，并让自己活得还算舒适。别问我为什么，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境况里长大的。我最先能想到的是从一日三餐上俭省。荤菜，我们用饭卡从食堂刷回来。至于素菜，我会在门前的空地上开荒，种上茼蒿、生菜、莴笋、茄子、豆角，和西红柿。我还会专门留出一小块地，种葱、蒜、茴香、香菜，和辣椒，用以调剂口味。我还要准备瓶瓶罐罐。辣椒树只要冬天剪枝，可以活好几年。吃不完的辣椒可以用酱油、酒、蒜瓣腌制，这能帮我们捱过乏味的冬天。我还会种上一棵葡萄。娇贵的嫁接品种我是不会要的，我会去找滥生的本地土种，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到深秋，果子还算酸甜可口。我会在屋前的硬化地面上搭起架子，让它顺着架子爬满整个屋顶。葡萄架上会掉下肥大的青虫。孩子们可以凑近了，观察蚂蚁是如何斗青虫的……

她说：你有喜欢的人吗？

我不说话。

她说：“你有喜欢的人。你的眼里有光，你的身体里有蛾，它们在扑腾，把你带离原来的地方。”

我想起自己正对着本书，在大学图书馆里。忘了是《文学概论》还是《中国文化概论》，这不重要，我的心思在余光四十五度角那个人身上。四月的光只朝他照过去，五月的风只向他吹过去。我不一定能够在人群中认出他的脸，但没有人能比我更熟悉他在四十五度余光里的样子。他头发不长，当他低下头，刚好能把眼睛盖住。而他的肩颈，则微微挺出弧度。说实话，直挺挺的人有种公干的神气，让人放松，无谓的放松。而你只要想象着，他站在你跟前，绷出弧度倾向你的温热，那真叫人焦虑，让人亢奋的焦虑。

其实资料员的职位并不适合我。倒不是因为我在大二时补考过《语言学概论》。补考这事，那边的负责人没问，我也没刻意去说。教我们《语言学概论》的老师姓张名小克，长相朴实，喜欢穿胳膊肘上打补丁的西装，据说这在欧洲是很时髦的设计，游学的师母为他挑的。作为一名补考生，我在张老师的课上找不到任何破绽。换句话说，张老师是一位很好的语言学老师。补考只是我和语言学这门课程之间的过节。我对语言有一种执念。对我而言，遣词造句更倾向于本能和直觉。如果非要用理性和逻辑来结构它们，无异于花前月下，一个医科学生在恋人凑上前来，即将要吻上她时，她看到的是他的骨骼结构和五脏六腑。就是这般扫兴。

但我还是说：“这趟列车让我害怕，我不要永远困在这里。”

“当然不会。”

“那我该在哪一站下车？”

我注意到上地站也不是原来的站点了。生着一排排芒果树的工厂，那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就算我看错了，被白花花的阳光炙烤的感觉不会错。我想起小时候在路上遇到的那只白玉蜗牛。正午的阳光把我俩的影子齐刷刷连脚剪平。水泥路上还看到它的黏液，晶晶发亮。那足迹从路的一边起，在路宽的三分之一处止住了，空了一小段后，它横在路中间。不知道是谁的恶作剧，把壳口朝上摆着。在它翻转过来之前，阳光一箭穿心。就算我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掷到树阴下，草丛里，也来不及了。它原本硕大丰润的腹足缩成小小一团，边缘一圈焦黑。

“我不知道。”

“那我就一站站去试。”

“你下了车，就不一定能回来了。”

“那又怎么样呢？”

“对有的人来说，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一旦你下错了站，你会活在‘某一种生活里。你会慢慢忘掉和这趟车有关的事。在今后的日子里，你偶然会想起来，自己应该还有‘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爱人，另一份工作，另一种人生。如果你在‘某一种生活里过得还算顺利，对‘另一种生活的念头，只会给你带来甜蜜的惆怅；如果不是，你会很难熬，但你还是不得不埋下头，把眼前的生活继续下去。”

我想起马克·吐温的事。其实他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兄弟两人连他们的母亲也分辨不出来。有一天，在保姆给他俩洗澡时，其中一个掉进浴缸里淹死了，但谁也分不清淹死的是哪一个。“最叫人伤心的就在这里，”他说，“每个人都以为我是活下来的那个人，其实我不是，活下来的是我弟弟，那个淹死的人是我。”

车上的旅客上了又下，下了又上。很多人没意识到，他以为下车的那个人是自己；可下车的其实是另一个人，而他自己还留在车上，奔赴一个未名的站点。这是我听过的最惊悚的故事了。

我第一次强烈地想要在当下做点什么。和连日来偏离地心引力的状态不一样，这想法是有质量的，起初只有胡桃仁那么大，很快就占据了我的整个身体。我因为这个想法变实体了，不再像那个在堂屋正襟危坐的雾人。我豪情万丈，干劲十足。既然时间的刻度在这里没有意义，空间的标记总该是有的吧？但我很快想到，长久滞留在这趟车上的人一定也会像我一样，试图寻找过什么，可没有结果，否则他们就不会还在这里了。意识到这一点，我又泄了气。

三、抱猫的女人

我不清楚自己在那辆火车上呆了多久。对我来说，那段时间像团透明的软体，大小取决于我的记忆。当它纳入更多人和事，就会变大；反之，就会变小，甚至消失。

我還记得那个抱猫的女人。

“我在找我的猫。”她对我们说，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她抱着手的姿势很奇怪，掌心向上，像是无时无刻不在抱住那只走失的猫。

她的桌面很干净，泛着一层釉光。不像有的桌子，什么卤得酱紫的鸭掌啦，苏丹红鸡腿啦，臭得可疑的臭豆腐啦，果皮蛋壳瓜子壳啦，堆得拉拉杂杂。

我一时没法判定她年纪，她的脸绷得紧实，颧骨上的皮肤朝太阳穴提拉上去，像某种大型的猫科动物。最后是眼神而不是眼纹泄露了她的年纪。她使了个眼色，要我们在她对座坐下。年过三十的女人总有一种压过年轻女孩的盛气。

车窗外忽然变暗，火车驶入一大片藤蔓森林。阳光还来不及照到地面，就被悬在空中的条蔓蚕食了。地上的苔藓得以疯长成草本的模样。等我适应黑森林的光线，我看到每一条藤蔓都在招摇和顾盼。有的还凑近车窗，斜视一厢厢疾驰而过的旅人。它们的体态妙曼而优雅，让人容易忽略它们掠夺的本性。它们的枝干饱满丰润，零星的叶子反而成了点缀。没有叶片，并不影响它们对阳光的贪婪。上面，上面有阳光，它们深深地知道。单条的藤蔓很软，它们找来同伴，交织在一起，坚挺地向上攀升。一开始的纠缠总是含情脉脉，但这改变不了相互绞杀的本质。当活下来的最后一条藤蔓沐浴在阳光下，它的伙伴早已成为一架枯骨。

“我在找我的猫，是一只斯芬克斯猫。”抱猫的女人再次说，把我的视线从车窗外拉了回来。奇怪的是，她并没有要起身去找。她只会跟每一个愿意在她对面坐下的人叨起这件事：

达夫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动过，就像他随时都会回来。但我知道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而凯莉，我一直等它回来。

“你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那天在画室里，达夫对我说。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只猫。我叫它凯莉。凯莉是一只斯芬克斯猫，也就是无毛猫。我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就像后来我也不知道它怎么走掉。

第一眼看到它，多少让人有些害怕。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还没适应猫没有毛的样子。没有了一层缎子似的毛，它的身体小了一倍，脑袋也大了一倍，眼睛显得更大，颧骨更突出，稍一扭动，身上每一根褶皱都清清楚楚，肉粉皮肤下每一根血管也都弯弯曲曲透出黛青。它完全像一只异星生物。可那时候它才三四个月大，小小地蜷成一团，躺在我怀里。它裸露的皮肤摸上去就像丝绒一样柔软。这么柔软娇嫩的宝贝，它是怎么找到我的呢？我抚着它，第一次觉得自己可以这样温柔。

我不确定达夫看到了什么。隔着画架一角，我看到他身体微微前倾，卷曲长发油黑乌亮，往后捋去。他画笔刷得飞快，呼吸急促，每一个毛孔都在散发着蒸汽。是的，他在沸腾。

他上一次这样，还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同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算是件了不得的事，但在一个市郊的艺术培训学校，没有左邻右舍，就另当别论了。这里白天很热闹，晚上学生离开之后，一间间教室便安静下来。达夫说，他很喜欢这种间歇性的静谧。他对于日常总有与众不同的发现。经他指点，我才发现这个时段的妙处。和纯粹的死寂不同，它就像一个把白天的喧闹严严实实隔绝在外的包厢，身在其中，有一种禁忌之乐。可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它未免也太大了，大到我们都能听到自己的回声，不过还有什么比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回应更热烈和刺激的呢，就好比有人喜欢对着镜子办事一样。“你那扇门打开了呢。”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

可在后来的一年里，同样还是对着我，他会长时间沉默下去，还会没来由把之前那些画作扯下来，丝毫不在意自己在上面倾注的心血。“不是你的错。”他总说。但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感到抱歉。现在回想起来，或许他就是希望我对他抱有亏欠也未可知。大多数时候，他总转过身去，抽着烟，脚下是无数个被撕碎的我。尽管他曾经赋予我们生命又毁掉，他身上依然有神的光。他对眼前任何事物都满不在乎，可他专注着，他眼里就有天空和海洋。这让我疯狂。

我们没对凯莉的到来作任何准备。生活里平白无故多出了一只猫，我接受了。因为它，我甚至觉得其他猫的毛都是多余的。我让出自己的青花瓷碗给它当餐具。我把大袋的猫砂搬上楼。我在一只旧藤篮里铺上毛毯和旧线衣。我还给它准备了橡皮球、线球和彩带。

“一只无毛猫？”达夫应和道，“有意思。”

但只要看他眼睛，我就知道，他压根没看见它。他只是喜欢我和它在一起的样子，这能给他带来灵感。

可照顾一只无毛猫是件复杂的事。而当时我太年轻，我享受它的手感，享受它的温顺，享受它的陪伴，却不能一个人处理和应对照顾它的种种繁琐。一切都是因为它没有毛。昼夜温差大，得注意给它防寒保暖。不能随便带它出门，因为就算是冬天温暖的阳光，都能把它皮肤灼伤，更不用说夏天了。非带出去不可的话，得给它全身涂上防晒霜。它的体温要比同类高，喂食不能让它一次吃饱，得少食多餐，均衡体温。还有，它身上的褶皱太多，一旦沾上食物，还得及时清理，否则很容易引起感染……

达夫没有帮我做任何事。

我让他去换猫砂。

“可猫砂还是干净的呀！”

我让他去加猫粮。

“这不是满满的还没动么？”

我认为这都是他的借口。他拒绝承认凯莉的存在。他从没看见过它。或许是它不愿意被他看到。可凯莉是一只真实的猫呀。直到有一天，达夫醒来，在自己脖子上发现了抓痕。

“该死的猫！”他说着，困兽一般在房间里团团转，四处找寻无果后，他捡起猫碗摔得粉碎。

猫粮四处飞溅。凯莉一下蹿到了我身上，死死扒着，再也不肯离开。它害怕他。似乎从一开始，它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你身上有股猫味。”有一天，达夫跟我说。他背对着我睡觉已经有大半个月了，那天晚上他正抱了毯子，要转到沙发上去睡。

我套着件宽大的睡袍在清扫。我把所有的化纤衣服都清理掉了，只穿棉质衣服，就怕伤到凯莉的皮肤。借着吸尘器的嗡嗡声，我假装没听到他的话。他这完全是无理取闹。无毛猫的体味比其他猫要小，何况我每天还费心尽力给它作清洁。

他盯着我看了大半天，又一次提高音量问：“你多久没洗澡了？”

“从你摔猫碗的那天起。”我停下，把头发扎起，夹上鲨鱼夹，像一个市井主妇那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变得享受这种琐碎的日常。

“我摔碗和你不洗澡有他妈的什么关系？”

“凯莉就在我身上，”我继续清扫，“要知道，猫都怕水。”

达夫常爆粗口，在他作画一黑到底的时候。但我不以为意。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做太出格的事。虽然他已经很久都没有作画了，这有些奇怪。尤其是这段时间我还要他戒烟，因为凯莉不喜欢烟味。起初我以为他不会答应，没想到他真的不抽了。他现在最大的消遣，就是坐在一旁，斜飞着眼看着我忙里忙外。

他忽然问：“那只猫，在你身上什么地方？”

他终于主动跟我聊起凯莉的细节，这似乎是我们可以其乐融融的开始。我丢开了手里的活，径直走到他面前，张开了双臂。那会儿凯莉正在我小腹上趴着呢。

他第一次叫唤它的名字：“凯……莉！”

他笑了起來。那一瞬间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事后回想，是我听不到凯莉发出任何声音。当我张开双臂，把它送到他面前的时候，它该是多么害怕。但它只会蜷紧身子死死地扒着我，就这么安静地承受他从侧面抡过来的重重一拳。

他的笑容凝固了：“你在流血。”

不是我在流血，是凯莉在流血。血不知道是从它嘴里流出来的，还是脸上的伤。它的身体在抽搐，它小小的骨骼错成一团，它的皮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皱得厉害。

我抱着它，蹲下来，凑到它耳边说：“如果你实在太辛苦，就先放手。你以前找到过我，你知道该怎么找回来。”

它听到这话，抬头看了我一眼，我不自信在那里面还能看到一丝丝留恋。它眼里满是哀伤，更多的是无辜。像是流星在陨落前最亮的一闪。我的小腹空了，凯莉放手了。

它就这么不见了。

如果达夫什么都没说，这事或许就这么过去了。就像他曾经在我身上留下的那些伤，时间久了，淤青总会陆续消散的。但他没有给我任何消化的时间，他给我添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他说：“再抱养一只好了，反正流浪猫这么多。”

一把薄而快的刀飞过来。砰！我脑里的那根弦断了。

我没有接他递过来的水。我的身上还留有凯莉的血迹，它们在我的皮肤上灼烧。他把水杯放在我这边的床头柜上，紧挨着我睡下了。看吧，他有多温顺，就该有多心虚。他不知道，他对我的魔力在夜晚会消失。当他的眼睛闭上，也就遮蔽了天空和海洋。我会不再为他疯狂。

我紧盯那只杯子。杯口冒出丝丝寒气，里面的水咯吱咯吱地结晶。我看到了第一朵蓝莲花的脸，它就在冰晶里绽放。月光经过杯子。一朵蓝莲花变成两朵，两朵变成三朵，三朵变成无数朵。数不清的蓝莲花在屋子里浮起。它们闪着磷光，在卧室越堆越满，最后把熟睡的达夫湮没了。

水龙头的水哗哗地流。我看到第一朵蓝莲花和碎冰碴子被冲下了水槽下水口。碎冰碴子会消失在水里，而蓝莲花的影子会消失在黑暗里。

黄衣女孩凑近了我，问：“你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

我感觉到自己又一次站回那间红色的教室里。小学同学齐刷刷盯着我，其实我已经认不出他们了，但我认得那间教室。地板是班主任带着我们在寒假前踩出来的，用的是石灰、砂子、水泥，和煤渣。

我听到姓罗的那个女老师在我背后轻声重复：“最难忘的一件事。”我一定浑身发烫，因为整个教室被映得通红。

我认定是那年夏天的溺水。“孩子坏了。”据说，我被打捞上来后，第一眼看到我的大人都这么说。大概是当时我眼神空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身心被水下一幕占据，几乎容不下其他东西。那是一种发蓝的绿色，温润又清凉。人被浮力托着。任何反重力都会令人兴奋。你的头发和四肢像水草一样舒展。太阳投下光束，穿透水流，也穿透你。你希望一切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最后你干脆希望时间停止，好让你能够在永恒中欣赏这静谧的美。站在讲台上回想这一切，我觉得自己正站在边界上。如果你有敏锐的知觉，就意味着你有了某种责任。我要向“这一边”表达，就意味着，我必须要用一个十岁孩子有限的词汇，置换出“那一边”不可度量的美。我绷住了没说，恪守了某种公平。我仿佛听到蛾扑扇的声音，从身体的某处传来。

“这是最后爬到阳光下的那条藤蔓的一个梦，”我听到自己回答黄衣女孩，“可怜的女人，混淆了梦和回忆的边界，她不得不在混沌里徘徊。”

我脑子大多数时候走得比我的话语要快，有时候则相反，当我被直觉支配的时候。

“我说，”我跟那个抱猫的女人说，“你试着在下一站下车，向东走，找到一片向阳的坡地。土质要松软肥沃，你抓起一把在手里，会像砂糖一样散开。你在那里种上一大片猫薄荷。到了第七个夏天，当猫薄荷成片连上天空的时候，凯莉会回来。”

抱猫的女人等不及在最近的一个站点下车。我们和她隔着车窗告别。她的手依旧抱在胸前，为那只走失的斯芬克斯猫空着。

黄衣女孩问：“你为什么要对她那么说？”

我说：“难道你没闻到她身上即将要散发出来的猫味？难道你没注意到她眼睛里的反光，她朝两侧绷紧的脸颊，和她嘴里时不常露出的尖牙？她迟早会变成一只猫。就算凯莉回不来，猫薄荷也会画地为牢，把她永远困在那里。和我的梦不一样，她在那里没有疼痛。那正是她自己想要的。”

我注意到黄衣女孩一直盯着我。自和那个抱猫的女人告别起，她就这样。似乎和我说的内容相比，她更感兴趣的是我的反应。她的一个个问题，只是一枚枚用来刺探我的绣花针。

我想起刚才说的那些话，我的唇齿叩合着，像打字机的出口，就这么一句句刷出来了。似乎它们早已成形，只等我读取出来。就这么顺理成章。可当我完成这一切，再回过头去，看到的却是万丈深渊上悬着一条细细的绳索。而这，正是自己刚刚走过的路。我不禁一阵后怕，脚底虚空，手心发烫，面部潮红，丹田酸胀。

“就要这样。你只要相信身体里的蛾，它们平时在黑暗中蛰伏，一旦有一点点的亮光，就会躁起來。跟着它们，你才会找到出口。”黄衣女孩说。

四、丝绒披肩

我追随那个明黄色的身影，在车厢里游弋。

形形色色的旅人扑面而来。但空气是静止的，没有泛起涟漪。我忽然意识到，有一种日常事物正在离我远去——气味。旅人们身上没有了我印象中那种不同程度发酵的，热烘的，潮的人味。虽然他们的毛孔张开，他们的嘴巴闭合，他们的身体摆动，但他们早已散发不出一丝气味了。

气味才是意识夹层的黑匣子。它是如此隐蔽，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如果你找到它，打开，取出那张小纸条，就可以大声读出你想要的答案。所有的线条、光影、色彩、情绪、意愿、生长和变幻，如果没有了气味，就只是全息投影，人工的海市蜃楼。唯有气味，能让它们沉淀。

而我自己的气味正在消失。

“闻闻这个，可以让你安静下来。”旁边一个白净轻巧的老太太递过来一只小小的铁皮盒。盒子椭圆形，粉红色，上面印着一个旗袍美女，卷发油亮熨帖，脸颊丰润，胳膊浑圆。

我打开盖子，没有闻到期待中的薄荷脑、樟脑丸，或桉叶油，而是一种带粉味的玫瑰花香。

老太太姓邝，她让我们叫她邝小姐。邝小姐剪着齐耳的银发，眼睛和嘴角弯弯的，有意无意总带着浅浅的笑意。和那个抱猫的女人相反，她的眼神是干净的。她的皮肤也很好，没有老人斑，只有细密的纹路，但还是隐约看出年纪。保养得好的人让人猜起年纪来总心生防备，你可以把她往六七十岁去想，也可以往八九十岁去想。

“这是固体香膏，闻着能让我安心。”她说着，用无名指指腹在膏体上打了个旋，在另一只手腕的脉搏上一擦，两只手腕十字交叉打了个旋，末了用带着残膏的指腹在两耳后根一点。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想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难，如果你能将一个动作重复上几十年，哪怕只是最日常的。

我这才想起来她身上原本就散发出淡淡的花香。现在又叠加了一层。不过固体香膏抹在她的脉搏上，就像抹在冰凉的汉白玉上。两层香气只有浓淡的区别，并没有跟她的体温产生任何层次的变化。

老实说，我并不喜欢这种味道。现在的女孩选的香味更直接。要么形象直接，木香，草香，花香；要么诉求直接，中性的，甜美的，诱惑的。而固体香膏的花香有种老派的粉味，对现代女孩来说古旧又温吞，就像镜面上的一层水雾，隔着它看过去，总觉得是隔了几十年的时光，让人不那么爽快。

“我想让你帮我找件东西，”邝小姐说，“如果你方便的话。”

“当然，”我说，既然时间在这里不是问题，那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不确定能不能帮到你。”

“我在找一件红色的丝绒披肩，短款的，用来搭旗袍。”

我注意到她穿的是件衬衫，白底绿花，螺钿纽扣。

“那披肩不是我的，是我母亲的，”她解释道，给我递过来一个巴掌大的橙红色塑料壳硬皮本，在家里积灰的阁楼上才能翻得出来的那种，“我不确定把它丢在哪里了。”

我接过本子一看，上除了少数页码上的一些词，和末页的计数符号，大多数页码都是空白。不过就算是那些词，我也看不出它们有任何涵义，或是任何联系。

“这是我用本子记事的第280天……”邝小姐这样开始。但在这趟火车上，精确的时间刻度只会让人产生警惕。

“我已经不会和记性较劲了。现在我可以和它坐下来好好聊聊。它想聊的，我会记起来。它一时不想聊的，我会放过去。你看我的记性也就时好时坏。坏的时候，我就不写，我不是忘记，我只是想不起来了。我需要牵引。一找到头绪，我就会牢牢抓住。我写不了大段的句子了，只能用一些字和词，但它们像一级级石阶，引我走向记忆里大大小小的孤岛。

“看看这个，‘花火。那是我十八岁夏天，在我原来那个家的院子里。月光下的红玫瑰开得正好，气味香甜，几乎让人忘了近来发生的事。花是母亲栽的。多年来她一直小心管护。春天出蚜虫，用烟丝泡水喷洒；夏天白粉病，轻则剪掉病枝，重则用波尔多液喷洒。大姐在院子里生起一堆火，让我不间断往里面添加细木条。她自己则把花枝一截截剪下，丢过来，要我扔到火堆里。玫瑰有刺，我得小心捏起它们最娇弱的花托。因为是青枝，它们不会一时烧光，得烤上一会儿，才会和普通木条一样焚化。但我很快发现大姐不是在清理病枝。她扔过来的枝条越堆越高，最后整个花丛都被她剪平了。她还提来两只沉沉的水壶，把滚烫的开水倒到花根上。她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问。她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事实上，母亲去世后，她就替代了母亲的角色。因为有了她，每一波袭来的浪头才不会直接打到我身上。

“我们开始清理旁边的包裹。那是母亲的衣物，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整理的。大多是旗袍，和搭配用的披肩。我知道凑近了，能闻到它们深深浅浅的香气，但我克制住不去闻；我也知道借着火光，能看清它们的样式、颜色和花纹，但我克制住不去看。不过我的指腹依旧在‘看。这件轻薄丝滑，是夏衫；那件温和厚重，是冬衣。丝质的衣物在火里燃烧，散发出像人的头发被烧焦之后的气味。大姐就在我对面。映着火光，她周正的脸上有异样的神采。等火光黯淡下去，她的脸也黯淡下去了。

“我也一样。今天是我住进北京松堂医院的第280天。进来的人都过不了这个天数。所有人最后都被推进一个蓝色的房间，上师会过来，有时候是神甫，我选择一个人。住在身体里，对我来说是种折磨。一开始，我早晚只要吃五颗止痛药，一天贴一帖芬太尼透皮贴剂。再后来，剂量越来越大，也不顶事。最后，我接受了个小小的手术，切除痛觉神经，现在倒可以和身体相安了。也是有趣。

“再看看这个，‘坝上，我不就想起来了嘛。我烧过一年石灰，在坝上。那一年我三十二岁。有人沿着河流采石，我们就跟在后面烧。烧出来的石灰一筐筐装到船上，运到通航的任何地方。每一天，我和连队成员运石块，割芒草，垒土窑。等到烧石灰的时候，得四五个人轮班，一个星期不间断地烧。一个石灰窑可以出到上万斤石灰。我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会做到这样的工作。也是有趣。

“每个月我会跟连队告一天假，去看我大姐。她那时候已经嫁到市郊的一个小镇上。她有肺病，姐夫过世后，继子们就跟她断了干系。我一天有十个工分，可以换到半斤米。油票，我一个月也分到几两。除掉我自己吃的，还剩下一些。大姐住的地方离坝上有十五里路。我早上去，下午回，带上我省下的粮票和油票。

“我知道大姐不光缺米和油，她还要补充营养，她要吃肉。肉票我没有；自由市场上的肉我也买不起。坝上周边村子的村民要吃肉，都是自己养鸡、兔子和猪。鸡和兔子可以自己杀了吃；猪要交边留边，也就是杀好以后剖两半，一边上交生产队，一边可以自己留着。但这也就过年那几天的事。我听说他们以前还可以上山去套雉鸡、獾和猹。但自从山上的灌木被砍光后，这些动物也没影了。你用粮票也换不来。

“又到了我去看大姐的日子。连队上的女干部四叶找到我，说：‘今天挑水这活儿排给你。你到他们开炮点下游的河滩去，多少能找些你想要的东西。四叶长得厚道，肉肉的颧骨上透着两坨腮红，算是女干部里不太为难人的。她说得认真，不像拿这事抓弄我。傍晚，我挑着两只木桶出发了。在距离白天开炮两百多米的河滩，我死死地盯着水面。这里会有什么东西呢，这能有什么东西呢？正想着，两三个白点浅浅地浮了过来。是鱼！它们斜着身子翻出肚白，有的嘴还在一张一合。上游还有零星的白点在漂下来。我才明白过来，四叶为什么要我来开炮点的下游，原来开炮时四溅的碎石子会把鱼砸晕。这种蹭吃，也是有趣。

“做鱼我是无师自通的。我发现自己在好些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上，的确有天分。我把鱼掏洗干净，挖了些野山姜，从工地食堂弄来一勺粗盐，用姜和盐把鱼块拌均，上锅蒸熟，再把鱼肉一点点刮下来，攒成一个大团子，用宽大的蓖麻叶一包，第二天一早就给大姐送去。鱼肉团子她是咽不下的，得煮开一锅水，把团子送进去，化成一锅奶白色的汤。在灶前添柴的时候，我想起双脚在半湿不干的解放鞋里已经沤了一个礼拜了。我把鞋子脱下来，踏踏实实地踩在厨房的硬地上。我的脚捂得像石灰一样白。不过还好不会再起泡了，最容易磨皮的地方都已经起了一层厚厚的茧子。脚心踏实了，脑子也跟着活络起来。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的厨子是苏州人，拿手菜就是松鼠桂鱼。我还记得它可人的金黄色，因为记不起味道了，这回忆在当下也并不折磨人，反而是一种温和的宽慰。

“大姐喝下一碗鱼汤，黑黄的脸上有了一丝丝血色。‘媚儿，媚儿——她唤着我的小名，‘你看，你在什么时节都能活得好，你和我们不一样，要一直这样活下去。说罢，她抚着我的头，把我贴到她怀里。已经很久都没有人这么对我了。只有父亲母亲在我小时候才会这么对我。而我早就是老姑娘了。他们都不在了。妹妹夭折了。哥哥找不到了。我有过一个爱人，结婚一年后，他就走了。就是有我陪着，也没能帮他撑下去。现在我只有大姐一个亲人，但她躺在床上，一天天黑黄消瘦下去。安静了好一会儿。大姐忽然笑了起来：‘小时候玩捉迷藏，你喜欢把自己罩在妈妈的丝绒披肩里，以为这样我们就找不到你了，我们也就假装没看到你。她还说起了好些话，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她的样子让我相信，再多喝几次鱼汤，她的身体会慢慢好起来。但她在当天夜里就走了，而我当时在火急火燎往坝上赶，就这样把她丢下了。

“……那件披肩，我想起来了。‘花火那天晚上，我们就已经把它烧掉了。小时候它曾千百次滑过我的脸，我对它的熟悉就像它对我的熟悉。而我却亲手把它送到了火里。”

车厢变亮了，映着粉的光。无数的玫瑰花垂直落在车厢里和半开的车窗玻璃上。每一朵都形色圆满。满到似乎从下一秒起，它们就开始萎败凋零下去。但这一刻它们是如此美丽，又很快让你忘了这回事。花在车厢里越堆越密，新鲜的花香将我们覆盖，甜蜜而安详。

蓦地，我发现方向不对，空间正以一种魔方的形式重新组合在一起，或许时间也是。我正跌落到一个由众多不确定性汇聚而成的漩涡里。

我发现自己站到邝家小洋楼二楼的卧室，窗下是邝太太早年种下的红玫瑰，二十世纪初从欧洲引进的品种，花形硕大，深红中透着微紫。因为很容易染上白粉病，这品种现在已经不知所踪。那些花朵凑近了闻，芳香馥郁，让人微醺。不过当那香气漫上二楼的窗户，在卧室散发开来的时候，已经是浓淡相宜了。这个院落位于一条骑楼巷的最深处。邝老爷曾说，这是“无尾巷”。他数次向儿子表达了担忧，说这种风水上的缺陷有可能导致家破人散。留过洋的邝先生致力实业，曾推动了广西第一条米轨的修建，现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它的维护上，对老爷子毫无现实依据的说辞，他自恃新式做派，不以为意。孩子们在院子里嬉闹。那是邝小姐的兄弟姊妹在玩捉迷藏。姐姐把弟弟妹妹从花丛里、树丛后先后找了出来。

卧室地板上刚打过蜡，盈盈地反着天光，踩着这一汪天水，我朝那个大衣橱走过去。衣橱是紫檀的，傳统家具里很尊贵的材质，上面刻的却是少见的百合花纹，也是新式做派。橱柜门留了道缝，兴许刚才邝小姐就是通过这道缝，注意楼下的动静。我拉开柜门。衣橱里都是邝太太的旗袍，各种材质，各种款式，各种颜色，以及各种季节，各种场合搭配用的披肩。衣橱深处放置着打开的鸭蛋香粉，散发出带粉味的花香，和着淡雅的紫檀木香。所有的衣裙深深浅浅地都沾染上了这种味道。那是邝小姐在若干年后回忆中邝太太的气息。拨开那些柔软的衣裙，我看到六岁的邝小姐躲在衣橱一角，把自己裹在一条红丝绒披肩里。

我叫着她：“邝小姐，邝小姐！”

披肩掀开一角，露出一张玲珑的脸，她水银一样的眼睛滴溜溜向我看：“你是谁，我们见过吗？”

我是谁？由着一个童声带出来，真是个振聋发聩的好问题。只是我没办法说清楚，对她便有些羞赧。不过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多少还是能答得上来的：“如果我們没见过，我又怎么能在这里找到你呢。”

“我想不起来你是谁了，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一定很小。”

“说不定，你那时候已经很老了。”

“你也是有趣。我们是在哪里见过的？”

“一辆火车上。”

“嘿，那一定是在我刚出生的时候。那天我们这的第一条铁路通车，爹地妈咪和我大姐，都是第一批乘客。妈咪后来跟我说，我提前出生了，她没准备，就用身上的披肩包住了我。”她缩着脖子，耸着肩，试图要向我还原当时的情形。

“媚儿，媚儿——”兄弟姊妹们在院子里着唤她。

我说：“邝小姐，游戏结束了。”

她又把自己给罩上了：“只要我还在丝绒披肩里，就不会结束。”

我说：“下去吧，你的家人都在等你。”

听到这话，她才起身，仍旧罩着披肩，摇摇晃晃推开柜门，推开卧室门，向走廊走去。

我眼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走廊的半明暗里，大声喊道：“邝小姐，向下走时，要小心尽头的拐角，它们很容易让人摔倒。人有时候一倒，可就起不来了。”

“只要还在丝绒披肩里，我就不怕。”她的声音从幽深处传来。

五、蛾

一厢厢旅人的言语，回忆，梦境，她们差一点点就要触碰到的生活，像水母一样在空中散开。那些事物有着自己的颜色，自己的光影，自己的体态。它们交织着，缠绕着，生长着。

车厢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可我们还是走到车尾了，隧道正一段段离我们远去。

面对黄衣女孩，我还有一连串的问题，我等不及一个个去问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在哪一站下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好睡上一觉；如果这是梦，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在什么时候醒过来。还有，你究竟是什么人？”

她咯咯笑了起来：“你会知道的。”

我感觉被人推了一把，说不清自己倒向了哪个方向。我看到一个明黄色的身影在我眼前飘过，它转了起来，越来越快。一群蛾飞起，飞到暮色的火车站里。广播把我从意识的低洼处拽出来，我听到自己那趟车因为洪水，整整晚点了二十四小时。“看，妈妈！”我听见孩子们在窗外的葡萄架下嚷嚷起来，“蚂蚁把大青虫啃得只剩下一张皮了。”而我在窗前坐下，铺开横条稿纸。在一幅名为《抱猫的女人》的画里，一个蓝色的女人小腹微微隆起。猫薄荷地平线上，凯莉朝我欢快跑来。玫瑰花朵垂直飘落，覆盖上邝小姐的生平。我蜷在丝绒披肩里，就像躺在妈咪的怀里。我屏住呼吸，它们依旧生长；我沉默下去，它们迟早将我湮灭。我终于用一种古旧的蓝黑色水写下第一行字。我必须下笔飞快，否则还来不及记下故事，墨渍就会在稿纸上晕开。大学宿舍的床架咯咯作响，有信号从遥远的通路穿越过来，抵达那部红色电话，铃声大噪。在大学图书馆的长桌上，我惺忪爬起，余光四十五度角上的那个人猝不及防由虚变实。我身体里的蛾躁起来，一只，两只，三只……多得我都数不过来了。它们在我的丹田扑扇着，把我带离地面，向他飞过去。

责任编辑 石彦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