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许光达大将的革命情谊

姚新婧

许光达是长沙县人，毛泽东的湖南老乡。许光达在读书期间就对毛泽东十分崇敬。在两人第一次正式见面交谈后，毛泽东十分欣赏许光达。此后，毛泽东与许光达逐渐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的革命战友情谊。

“神交”已久 相谈甚欢

毛泽东老家与许光达老家相距不远，语言、风俗习惯等差不了多少。毛泽东比许光达年长15岁，按照中国传统的辈分来讲，毛泽东应算是许光达的叔辈。1908年11月，当许光达在长沙县东乡萝卜冲刚刚出生的时候，毛泽东正在韶山冲的井湾里私塾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古典名著爱不释手。1921年初夏，当许光达从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考入长沙师范学校时，毛泽东则准备从长沙启程，前往上海参加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中共一大。正是在长沙读书的时候，许光达知道了毛泽东的大名，他还经常阅读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对毛泽东写的文章爱不释手。

20世纪20年代的长沙，是一个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活跃的地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在长沙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积极的革命活动，这对渴望新知的许光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25年5月，在学生运动中，许光达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经推荐，党组织决定派许光达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顺利考入黄埔军校后，许光达被编入新生团第二团，后经过3个月的入伍先期训练，进入黄埔五期炮兵科十一大队进行学习。1926年9月3日，毛泽东应邀到黄埔军校演讲，许光达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许光达被毛泽东那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声音所折服。听完毛泽东的演讲，许光达犹如醍醐灌顶，感触颇深。许光达后来与同宿舍的好友廖运周聊到毛泽东的这次演讲时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你听，这句话讲得多深刻、多实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当时在黑板上画了一座宝塔，并且一层一层地指给我们看，他告诉我们，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压在它们上面一层的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俗话说，百姓齐，泰山移。只要我们贫苦大众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推翻这几座大山！”

1927年7月，许光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班长，7月18日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8月南下，在江西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担任排长、代理连长，后又经历了多次反“围剿”。其间，许光达在多次战争中灵活运用毛泽东的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合理的战略战术来弥补武器装备和人数的不足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以及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等的军事思想，取得了胜利。

1932年5月，许光达因枪伤前往苏联治疗并在国际列宁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简称东方大学），而当时在东方大学许光达也是学习汽车、坦克和大炮技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光达等一批人决定启程回国，于1938年1月回到延安。许光达也终于有了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见面讲话。

1938年1月，许光达一批人到达延安后，被安排在军委招待所里。一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他们这批50多个 “留苏人才”。对于这次见面，许光达非常激动，所以若干年后，对这次见面的细节还记忆犹新。许光达后来回忆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哪有不激动的呢？那时候他已是我党、我们军队当之无愧的领袖，连斯大林都承认这一点，让王稼祥捎口信问候毛主席。其实我们只不过等了10分钟，毛主席就从土路上走过来了。他穿件粗布棉衣，走热了，敞着怀，围巾也拿在手上，边走边跟一位同志说着什么。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他比我想像中要瘦一些，头发很长，举止随随便便的，说话时乡音很重，是我们地道的湖南人口音。”当时，毛泽东也听说了许光达是长沙人，跟许光达握手时也特意说了一句：“你是长沙人，湖南老乡哦！”许光达激动地说：“是啊，我是主席的湖南老乡。当初在黄埔讀书的时候，我就听过您讲的课，振聋发聩，受益匪浅呢！”毛泽东笑着说：“黄埔的革命同学都是精英呢！”许光达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毛泽东说：“我们都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接着，毛泽东询问了他在苏联学习和生活的情况，许光达一一详细作了回答。毛泽东勉励他们说：“中央欢迎你们这批在列宁故乡学习过的干部，你们是有学问的，你们是我们党的宝贵财产，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正在发展，今后还要大发展，党需要你们，愈多愈好！”毛泽东谈了抗日是当前主要任务后，接着说：“在你们当中，很多同志学的是汽车、坦克、飞机，现在还用不上，我们还没有机械化部队，但是，将来定会有的，一定用得上……你们学过阵地战，今后还要好好学习游击战、运动战，学会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的一席话，让许光达感触颇深。他从中领会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对他们寄予的厚望。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努力，不负党中央、毛泽东的厚望。

适时鼓励 不负美意

与毛泽东在延安见面后，许光达和阔别多年的妻子邹靖华也重逢了。邹靖华的父亲邹希鲁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的国文老师，当时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为了庆祝许光达、邹靖华夫妻俩团圆，毛泽东邀请许光达夫妇去家里做客。见面后，毛泽东鼓励许光达夫妇努力学习，送了邹靖华几本小册子，有马列的，也有他自己写的，还询问了邹希鲁老先生的近况。在毛泽东的鼓励、关怀和许光达的直接影响下，邹靖华进步很快，不久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光达也始终未忘毛泽东的鼓励，并将之转化为实际行动。他努力学习，及时了解当前的政治形势，专心研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还撰写了不少具有较高理论造诣的军事著作，发展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延安时期，许光达写了《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军队的组织问题》《论新战术》《反敌季节“扫荡”》《闪击战的历史命运》等军事学术论文。这些论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吸收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系统地回答了一些人们当时比较关心的但是仍模糊不清的问题。比如在《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他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气候、时间的配合。”为全文奠定了基调，即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位置。这些论文表现出了相当高的理论造诣，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1946年，毛泽东决定挑选几名既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政治智慧和外交手段的将领，到由美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毛泽东当时选定的第一个将领就是许光达，这足以说明毛泽东对许光达的欣赏与信任。

很快，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历史使命伴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始结束了，许光达又开始了自己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1947年8月，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途中，在榆林市葭县遭到国民党军四面围攻，形势十分严峻。16日夜，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机关冒大雨到达葭县乌龙铺东面的曹家庄，周恩来让彭德怀派一名得力将领前来支援。当时，许光达已率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参加了榆林外围的战斗，击碎了敌人外围的“钉子”据点，打了一次非常漂亮的战役。所以彭德怀司令员立马派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前往乌龙铺以保卫中央机关安全转移。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营教导员的于庭兰对当年许光达下达命令时的情景印象很深：“我印象最深的是许（光达）司令亲自到我们那个团里面去下这个命令，说毛主席就在后面这个山头上，你们在这儿，打光了你们都得要守住这个地方。”然而，出乎许光达意外的是，乌龙铺地形狭长，背后就是一条河流，没有防御纵深，如果国民党军队东西两侧同时进攻，我军将处于无法周旋、背水而战的险境，军事上这叫做“侧水侧敌”，是用兵大忌。然而，许光达迎难而上，率领部队背水一战，使中央机关脱离了险境。对此，毛泽东多次夸赞许光达功不可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将才。

许光达能有如此果敢决策，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影响的结果。1948年2月22日到3月3日的宜川、瓦子街战役便是另一个最好的例证。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发挥了新式整军的威力，运用围城打援战法，以一部兵力（许光达部）首先围攻宜川城。蒋匪胡宗南闻讯急令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部来援。我军另一部兵力则预伏于宜川西南瓦子街地区，待敌援军进入我军预伏地区后，一举围歼。宜川、瓦子街战役是西北战场的一次大规模歼灭战，是西北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胜利。许光达在文章中写道：“这个战例非常生动地体现出为什么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如运动战等、毛主席的战术方法如围点打援等统统公布于众，而且总是见效……”在文章最后，许光达也明确地说：“党的政策，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原则，是我军战略战术的依据，一切行动的指针。任何军事指挥员必须领会党的政策方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了解党的政策方针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挥员决不是好的指挥员。不懂得军事辩证法的军事指挥员，就不可能运用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战略战术。”

殷切关怀 无限忠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许光达何去何从？是重拾旧业，在国防军事行业继续奋战，还是改行为祖国做贡献？中央也在考虑如何安排许光达。一天，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和许光达夫妇聚在一起闲谈，谈到了许光达今后的工作问题。林伯渠有意让许光达搞外交。周恩来也表示赞同。许光达则有些犹豫，觉得自己搞了一辈子军队，还是搞军队比较好。朱德说：“许光达在黄埔学习过，打了几十年仗，有带兵的经验，培养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很不容易。”彭德怀同意朱德的意见，认为就许光达的具体条件来说，搞军队更合适些。正举棋不定之际，毛泽东来了。当他知道大家的纠结后，爽快地说：“他愿搞军队，还是搞军队好嘛！”然后，他关切地问许光达：“你想搞哪一样？空军还是海军？”许光达回答说：“还是搞陆军吧！”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朱德说：“我看可以吧！我们从实际出发，先从坦克搞起，就让许光达去拉这个架子。”正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许光达担任了装甲兵司令员，受命组建装甲部队。

上任后，许光达凭着自己对新中国和国防事业的热爱，工作起来不分白昼，兢兢业业。高强度的工作加上他以前多次负伤体质较弱，许光达身体“状况”不断。毛泽东知晓后，颇为担心，经常“严厉”嘱咐许光达要多多休息，注意身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生活上，许光达谨记毛泽东的叮嘱。工作上，许光达谨记毛泽东的军事观点，自觉将之运用于工作中。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任何技术装备之间的关系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第一位的，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技术是可有可无的。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科学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许光达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组建装甲部队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视技术方面的作用，提出“没有技术就没有战车部队”的论断，并很快组建起一支年轻而又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树立了国威军威。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冲锋陷阵，还是和平年代的建功立业，许光达的功績是有目共睹的。中央军委根据许光达的贡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1955年八一建军节的晚上，许光达在中央军委的节日晚宴上得知了中央的这个决定。如此高的荣誉，按说许光达应该高兴，但是他却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中。后来，许光达的儿子许延滨回忆当晚的情景：“平常回来以后，他从来没有过那样。他回来以后一般是说，今天晚上弄两个什么好菜，炒个什么回锅肉啊，弄一点什么汤啊！反正就是这样的，很高兴。但那次回来，他什么（都）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爸爸反正有什么事了。”邹靖华回忆，将军获知将授大将衔消息的当日，一夜未眠，翻来覆去。次日，授衔命令公布，将军于屋里转来转去，不言不语，似乎压力很大。我问他，他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衔授得太高了”“还有许多人比我强”“好多人性命都丢了啊”！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许光达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呈上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毛泽东熟知许光达的经历，知道许光达为了实现降衔的“企图”，有意地回避了许多在战争年代作出的贡献。许光达主动让衔之举令毛泽东感慨万分，直夸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毛泽东还赞扬道：“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对许光达高风亮节品格的最高评价。最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没有同意许光达的降衔要求，仍授予他大将军衔。

“文革”时期，许光达遭受到“批斗”，但他仍对毛泽东无限忠诚。他对夫人说：“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含冤去世，专案组企图强行将遗体火化并想将骨灰一扬了事。当周恩来把许光达去世的消息报告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沉默了良久，最后明确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批示虽短，但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毛泽东对许光达的信任，表明毛泽东并不相信林彪一伙对许光达的诬陷，而依然认为许光达是中国革命的有功之臣。有了毛泽东的这一句话，许光达的骨灰盒也就进入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也是毛泽东为许光达做的也是最后能做到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