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背后的周立波

李良平 龙滔滔

周立波1908年出生在益阳邓石桥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周立波出生前的一天晚上，他母亲梦见一只凤凰落在对面山中的梧桐树上，他父亲援引“凤凰来仪”典故，给他取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周立波是一位著名作家，著有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对他在作家之外的方面，知之甚少。其实，周立波的品格和爱党、爱人民的情怀以及他从事的新闻编辑工作，都值得我们去好好地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的认识这位令人尊敬的人民作家。

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928年2月，周立波第一次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学习。1930年，他因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革命互济会”活动，被学校以“品行不良”为名开除学籍，被迫离开上海回到老家益阳。 1931年冬天，周立波第二次来到上海，当了一名印刷工人。1932年2月6日，他因参加印刷工人罢工被捕，判刑两年半。1934年出狱后，周立波回到益阳。不久，他第三次来到上海，经周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一名左联战士。同年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立波3次闯上海，完成了他人生的蜕变。从此，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事业，其言行，都置于党的监督与要求之内，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

许多人都知道，周立波有3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铁水奔流》《山乡巨变》。从3部小说的历史背景就能看出，每一部小说都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联。

党中央为适应解放区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于1946年5月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解放区各级政府放手发动群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土地改革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源泉，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历史进程。周立波为反映这一历史事件，一头扎入东北农村，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于1948年12月出版了反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破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1953年至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为了宣传这一目标，周立波来到了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生活，于1953年底出版了描写钢铁厂的工人们如何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长篇小说《铁水奔流》。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周立波捕捉到这一重大变革，在1955年携全家从北京回到益阳安家落户，亲身感受巨变，进行文学创作，于1958年出版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学术界对《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对《铁水奔流》提出了批评，主要是认为周立波不熟悉工业，因此作品不太成功。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恰恰可以看出周立波从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里，而是将党的事业放在首位，并用其来指导自己的创作。这正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特质。

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同年9月，根据党的指示，周立波与周扬、艾思奇等撤离上海，满怀希望地奔赴延安。在途经西安时，党组织安排周立波暂不去延安，而是陪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采访八路军总部，从而开始了他近10年的新闻工作生涯。

1937年10月，周立波以记者和翻译身份陪同史沫特莱抵达山西五台山地区八路军前方总部，采访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不久，周立波在汉口《新学识》杂志上，发表了《彭德怀将军论抗战形势》的通讯。同年12月，周立波又陪同美国驻国民党地区陆军上尉伊凡斯·卡尔逊，走访了晋察冀广大地区，行程2500多里，采访了刘伯承、徐向前、宋任穷、陈赓、徐海东、黄克诚、王震和聂荣臻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写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通讯报道，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甚至苏联的《真理报》也翻译刊登了其作品。后来，他将这些汇集成报告文学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散文集《战地日记》。作品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歌颂了英勇的八路军前方将士和不屈的边区人民。

1938年11月，周恩来指派周立波和廖沫沙去湖南沅陵恢复田汉主编的《抗战日报》。周立波和夫人姚芷清来到沅陵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将幼小的儿子寄养在孤儿院。周立波既当编辑又当记者。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抗战日报》在年底恢复出版，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这段日子，周立波还以《抗战日报》记者的身份，走访了湘西山区，对湘西抗日运动和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写了《湘西行》《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雾里的湘西》等通讯。

1939年5月，周恩来调周立波到桂林《救亡日报》任编辑。到桂林后，周立波一面积极工作，一面翻译高尔基等人的报告文学集《白海运河》。当《白海运河》书稿在桂林译校完毕准备出版时，不幸毁于日寇的炸弹。除此之外，周立波在桂林还参加了中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会的工作，并被选为筹委会委员。

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抽调三五九旅南下湘粤赣建立抗日根据地。周立波闻讯后，主动请缨调往三五九旅，受到了三五九旅军政首长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的热烈欢迎，安排他在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司令部任秘书。

南下途中，周立波跟随部队，突破日、伪、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包围，历尽艰险，冲破100多道封锁线，往返7省战场，行程计1.5万余里。南征中，他不肯接受任何特殊照顾，始终是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背着背包，走在队伍之中。脚打了血泡，他手扶拐杖，一跛一拐从不掉队；夜行军时，为了不掉队，他让前面的同志在背包上缝块白布，用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块白布行进；夜晚宿营时，很多战友都酣然入睡，他却通过微弱的油灯，以膝为桌，记录每天的行军和作战情况。在南下途中，周立波既是司令部的译电员，又当编辑、记者，一个人办起了《解放》小报。小报不但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声音，还及时地报道了南下部队中的各种新闻和战士们的英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大家由衷地夸赞周立波说：“这才是我们共产党的作家！这才是我们八路军的作家。”王首道这样评价周立波：“如果说我们南下的同志是钢铁战士的话，那么周立波就是钢铁的文艺战士！”

1946年8月，周立波调冀热辽区党委机关报《民生报》，任社长。这时，东北局为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动员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周立波第一个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同年10月，周立波以一名土改工作队员身份，来到松江省尚志县元宝屯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元宝屯工作期间，周立波一边积极参加土改工作，一边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与贫苦农民交朋友，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其间的1947年，周立波还主办了松江省《松江农民报》。土改工作与办报，让他对土地改革有了更深的了解。1948年，周立波着手写作反映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同年12月，周立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诞生了。它的问世，是周立波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

周立波对文学编辑工作也具有极大的热情。在《暴风骤雨》第二部创作期间，周立波担任了东北《文学战线》的主编。任主编时，他曾热情地指导作家管桦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的创作。即使是后来担任了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他还亲自兼任《湖南文学》主编 ，提出“出作品，出人才”的办刊宗旨，要求每期至少发表1篇至3篇新人新作。此举为湖南培养了大批文学青年，周立波本人为文学湘军的崛起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一个大爱无疆的人民作家

周立波在上海左联时，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稿费很可观，但他的稿费一部分用在左联的刊物上，一部分用来支援朋友。当时沦落在上海的文艺青年很多，经济状况大多不好，周立波对任何人都愿意帮一把。那年，他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出版后，得了600块大洋稿费，当时1块大洋可买1担米，大学教授的薪资也只有二三百元。他除了留出部分大洋贴补刊物、拿出20块大洋寄给老家父母外，余下的就堆在桌子上，任大家自己取。当看到过去因缺钱而愁吃愁穿的文艺界朋友，过了一段丰衣足食的日子，他感到非常高兴。

解放后，周立波生活安定，收入也不少，但仍然“勤俭以律身”，不乱花一分钱。1962年的一天，因写作在益阳挂职的周立波去街上邮局发信，回家时路遇大雨，为了不使一双八成新的布鞋损坏，他硬是打着赤脚走回了家。不理解他的人想，这样一个大干部，又有那样高的收入，一双布鞋都舍不得，太小气了。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周立波对自己小气，对别人却非常大方。

周立波在益阳农村挂职体验生活时，坚持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上山，他砍柴挑土；下田，他插秧、踩田、挑谷、做凼肥。由于长期坚持劳动，他那纤弱的身板能挑100斤的重担（他非常高兴，还特意为此照了张相）。农闲时，周立波细致入微地了解农村、农业、农民。他经常张家坐坐，李家看看，与老人聊过去，与妇女们话家常，甚至农民吵架，他也津津有味地边听边记录。在益阳农村，他把农民当亲人。

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时，与作品中的“亭面糊”原型邓益亭成了好朋友。周立波得知邓益亭有风湿骨痛，特地从北京同仁堂买来虎骨酒送给他治病。邓家的猪得病死了，邓益亭的老婆气得哭。周立波为安慰她，便买了一只小猪送给她喂养。邓家的长子邓焕章在市一中读书，邓益亭感觉经济负担太重，想让他回家帮自己做事，缓解家中的困难。周立波知道后，力劝邓益亭让邓焕章继续读书，同时鼓励邓焕章努力学习，并赠给他参考书和日记本。后来，邓焕章考取了华中工学院。去学校时，周立波送给他1件大衣和15元路费，一再勉励他好好学习。邓焕章在后来的学习工作中，一直很努力，成为了军队的一员，1993年授少将军衔。他的研究成果先后获全军一等奖和国家二等奖。

清溪村有两个五保户，周立波回益阳挂职时，看到她们生活困难，就每月给她们5元钱的生活费。从1959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段时间，他月月如此，从未间断。为了让两位老人生活得更好，1962年，周立波花钱为队上买了两头小猪，指定要两位老人来养，让他们从中挣点工分。两位老人逢人就说：立波与我们不沾亲，不带故，但就是比自己的亲儿子还要好。

被周立波给予生活补助的并不止这两位老人，从周立波挂职时开始，邓石桥村就有很多老人一直受到他的照顾。1978年，周立波因癌症住院。病重期间，湖南省文联的同志们来看望他，周立波仍然拿出3000元钱和一张名单，对他们说：“我在益阳挂职期间，资助了这些孤寡老人、五保户。我还有些钱，请你们今后按名单数目，每月寄给他们，直到他们百年之后。”周立波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想着别人，拿钱出来资助别人，谁会想到他会为爱护一双布鞋而打赤脚呢！

对集体周立波也舍得花钱，只要是集体需要，凡力所能及的范围，周立波都会热情帮助。为了解决清溪村文化生活贫乏的问题，他拿出钱来为村上购买图书和文化器材，设立了文化活动室、广播室；为了村上干部去公社工作方便，他买来了单车等。上世纪60年代初，周立波在益阳桃花仑公社兼任公社党委副书记。一次开社员大会，因公社没钱买不起扩音器，公社党委陈书记扯开喉咙作报告，声音都喊嘶了，但很多农民仍听不清讲话，会场闹哄哄的。会后，周立波问买套扩音设备要多少钱，陈书记说要几百元，周立波毫不犹豫地说：“搞大现代化我力不从心，搞点小现代化我还可以帮点忙，你们马上去买吧，我支援800块。”陈书记惊讶地说：“破费你这么多，那怎么行？”周立波慷慨地说：“我的钱也是人民给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周立波在益阳挂职时，他的老家邓石桥村很穷。为了让家乡靠山致富，周立波建议在原桃花坡上建果园。知道村上没钱买果树苗，周立波主动拿出3000元钱，在外地买了数百株优良梨树苗，和乡亲们一起将树苗栽下。当看到建起来的梨园，周立波当场吟诗一首：“昔时桃花坡，乱石骨头多。如今桃花坡，梨树一棵棵。”一年后，周立波回到长沙，心里仍然惦记着果园，再一次给村上寄去800元钱，信中再三嘱咐村上加强管理，把梨园办好，早些受益，为社员多挣几个油盐钱。

当国家需要时，周立波从不吝啬。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宣部组织人员拍摄彩色电影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周立波参加了摄制工作，任文学顾问。1950年，紀录片《解放了的中国》荣获斯大林文艺奖一等奖，周立波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奖金。当时，全国人民都在积极支援抗美援朝，周立波将奖金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文艺界为抗美援朝购买“鲁迅号”飞机。为此，《人民日报》专门报道和表彰了他的模范事迹。

1948年，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当时，前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日本等国家，都有它的全译本或节译本，举世公认这部作品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现代文学中的一部杰作”。1951年，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同时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有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根据当时抗美援朝前线战士们的需要，将《暴风骤雨》所获2.5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购买书报的费用，受到志愿军热烈欢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的王首道将军，为感谢周立波的无私奉献，将朝鲜人民送给他的朝鲜刺绣转送给周立波。

在周立波故居里，周立波的生平业绩陈列结束语中这样写道：“周立波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杰出作家、优秀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周立波的一生，总是遵循党的路线，紧跟时代步伐，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周立波扎根乡土、热爱人民的创作道路，他广取博采的创作方法，他拥抱时代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纯朴善良、正直无私的人格魅力，永远激励我们。他的作品是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史册。周立波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