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动因

2018-12-04 09:21王广虎冉学东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年5期
关键词:民族国家西方文化东方文化

王广虎 冉学东

摘 要: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是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历史产物。我国的近代史,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民族国家为求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建构史。在此历史进程中,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解,既要分清“体育”“传统”“民族”的3重含义,又要把握好三者的内在联系,使之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现代语境中的学术概念。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历史背景,为揭示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动因,提供了宏大而严肃的历史视野。据此,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动因,可归结为:“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的历史交遇,为其注入了国家理念和国家意志;“国家民族”与“传统民族”的历史交遇,为其注入了民族理念和民族精神;“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历史交遇,为其注入了人文理念和科学精神;“兵式体操”与“武艺武功”的历史交遇,为其注入了体育理念和体育精神。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动因;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近代史;动因

中图分类号:G 85 学科代码:040304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of China are the historical products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n a sense, is the history of nation building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should not only distinguish the 3 meanings of “sports”, “tradition” and “nation”, but also to grasp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 3 parts, and combine them into an academic concept in a modern contex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 states provides a grand and seriou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causes for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history of “nation state” and “dynasty state”, which inject national concept and state will,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nationality” and “traditional nationality” have inject national idea and national spirit. The historical meeting of western culture and eastern culture injected the humanistic idea and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to it, and the history of “soldier style gymnastics” and “Wuyi Wugong” had injected sports ideas and sportsmanship into them.

Keywords:nation state;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historical cause;western culture; eastern culture; modern history; cause

我國的民族传统体育是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历史产物,而历史产物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1]。我国的近代史,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做主为建构目标,自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序幕,经过100余年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不可能是单纯的体育历史问题,而是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的社会历史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其形成的历史意义和揭示其形成的历史动因,提供了宏大而严肃的历史视野,因为“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表明的含义,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2]51。尤其是当前学术界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仍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没有以民族国家和国家民族为认识基点,并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揭示其形成的历史动因,而是孤立地就体育论体育,纯粹地就概念讲概念,割裂了民族传统体育与历史现实基础的联系,由此导致:在观念上,或简单地将其概括为一个古已有之的、自然延续的内生性问题,而忽略了近代西方列强武装侵略引发的外促性动因;或固执地将其认定为一个在近代前就已完结了的历史事件,而忽略了这是一个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发生的历史产物;或习惯性地将其归结为一个逻辑思辨的演绎过程,而忽略了历史的生成不能脱离历史的进程。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17,因此,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认识,必须在我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视野下,立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实践”,梳理其历史关系,明晰其历史前提,进而揭示其历史动因。

1 “民族国家”与“王朝国家”的历史交遇,为其形成注入了国家理念和国家意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传统的王朝国家在由此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的历史序幕,奏响了中华民族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进行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序曲。无需赘言,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不是自觉的,而是被迫的,其建构的历程异常曲折、异常艰辛、异常惨烈,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注入了现代国家的国家理念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意志。

民族国家的国家理念,为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民族”概念,提供了认识基点。民族国家最先出现在欧洲,成为取代王朝国家的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是因资本主义兴起,推动了王朝国家内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滋生及壮大,并随着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和文化整合的不断加剧,生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并逐渐具有了与王朝政权抗衡的实力。当新的民族共同体对国家产生认同,最终达成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时,一种取代王朝国家的、全新的国家形态诞生了,即民族国家;而这种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则称之为国家民族。“民族国家出现以后,由于这种国家形态自身的优势和世界历史的特点,逐步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进而成为基本的国家形态,成为世界国家体系的基本单元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3];同时,也使国家民族成为现代民族的指称,具有了确切的内涵和明晰的外延,获得了广泛认同的世界性意义。因此,没有民族国家的国家理念支撑,就难以理解国家民族的“民族”概念;背离了民族国家的国家理念含义,就难以界定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概念,必然陷入“民族”歧义的困境中不能自拔。联系到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出现的诸多“争鸣”或“争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达成以民族国家的国家理念为认识基点的共识。

民族国家的国家意志,为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使命提供了认识依据。1840年的鸦片战争,就直接起因而言,是英国以我国禁止英商贩卖鸦片为借口,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就国家形态而言,却是历史悠久的王朝国家与新兴勃发的民族国家,为国家权益的争夺而引发的一次历史交遇;就社会文明而言,却是日趋没落的封建主义与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为国家利益的争夺而引发的一次历史对垒。从此,王朝国家“闭关锁国”的大门洞开,西方列强蜂拥而入、肆无忌惮;封建统治“泱泱大国”的形象坍塌,西方国家颐指气使、恣意妄为。虽然,民族国家代表着先进的国家形态,但民族国家形态的世界性普及和推进,却是资本主义通过海外殖民扩张实现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和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255。正是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坚船利炮,对我国领土的瓜分,以及清王朝国家表现出的抵抗无力,使我们见识和领略了何谓“民族国家”,并逐渐有了现代国家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逐渐有了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冲动和历史自觉。因此,脱离了民族国家致力于救亡图存、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历史追求,就无法理解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使命;偏离了民族国家致力于救国救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就无法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价值。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出现的一些庸俗化和低俗化倾向,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在民族国家的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从而不能自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形象。

民族国家的世界意义,为民族传統体育形成的“全球”开放提供了认识基础。马克思在1853年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4]故1840年鸦片战争引发的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历史交遇,不仅破碎了“天朝上国”的美梦,而且注定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国家寿终正寝的历史命运。国人不得不“睁眼看世界”,不得不在世界格局中重新确定自己的历史方位,由此出现和展开了民主主义革命,并与民族国家建构紧密结合,在顺应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加强了与世界的主动联系,从而构成了虽灾难深重却悲壮英勇的近代史。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5]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详细分析和阐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建构是“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国家为目的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与之相伴的民族国家建构“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在此历史阶段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一方面应纳入世界革命的历史范畴,立足中华民族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以揭示其深刻的“革命”动力和社会动因,另一方面应纳入世界和平的历史走向,立足中华民族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民族国家建构,以揭示其深远的“建构”动力和国家动因。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出现的一些民俗化或族群化走向,一个突出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以民族国家为主体面向世界开放性发展的创新精神,从而不能自觉地维护国家尊严和国家形象。

2 “国家民族”与“传统民族”的历史交遇,为其形成注入了民族理念和民族精神

民族国家与国家民族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民族国家创造了国家民族,并为国家民族提供政治性庇护;国家民族支撑着民族国家,并为民族国家提供正当性基础。在西方列强通过武力给古老的王朝国家带来民族国家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时,也同时带来了国家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促成了“国家民族”与“传统民族”的历史交遇。

相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言,“传统民族”是与封建社会关联的“古代民族”,“国家民族”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关联的“现代民族”;相对国家形态与“民族”的历史关系而言,“传统民族”在王朝国家中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化取向明显的“文化民族”,“国家民族”在民族国家中直接表现为一种政治取向明显的“政治民族”。正是在“国家民族”与“传统民族”历史性的交遇中,为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强国之梦,唤醒了民族意识、强化了民族观念、凝练了民族精神,建构了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提供了历史现实和确立了历史对象。

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历经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虽有“民”与“族”的称谓,却没有把“民”和“族”联系起来,形成描述社会共同体的“民族”概念,更无从谈起民族国家意义下的现代民族意识。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因国家民族与传统民族的历史交遇而打破: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下,逐渐唤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救亡图存的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明晰了民族理念,并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逐渐汇聚成近代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思潮,其势之广,卷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其流之强,裹挟了社会的各种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近代这一民族主义思潮汇入了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大潮,具有了与封建王朝国家和封建传统民族格格不入的时代气息。吉登斯指出:“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共同体成员对自己民族根深蒂固的热爱和对自己民族利益深切关怀基础上的关于民族生存、发展和权利的思想观念,是一种内容复杂的族体意识体系,包括2个方面:一是要求民族的成员对民族保持至高无上的忠诚;二是要求民族的自主和独立。”[6]民族国家的构建,有赖于形成一个具有很强凝聚力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就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国家民族,亦称之为国族。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时,还必须同步进行国家民族建构。显然,在此历史阶段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其“民族”概念的指称,应与国家民族或国族保持称谓的一致性,其“民族”概念的理解,应与国家民族的建构保持思想的统一性。

“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建构,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认定,培育了民族情感,凝练了民族精神,提供了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过程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7]。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延续中,“天下一统”的王道政治和皇权专制,并没有终结国内传统民族各自为政的“自在”状态和各行其是的“自然”习惯,各传统民族虽有“你来我往、我来你往”的交流和交往,但没有形成“天下一家”的中华民族意识;各传统民族虽有“你进我出、我进你出”的交锋和交换,却没有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观念。西方列强的武力侵略,激起了近代中国国民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民族情绪,激发了全体国民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意识,为摆脱传统民族历史固有的民族局限和偏见,为摒弃传统民族历史遗留的民族恩怨和成见,有了时不我待、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愿和自觉。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状况下,“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的建构历经曲折、坎坷艰险,不仅要面对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犯,还要面对国内各民族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梁启超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有多民族混合而成。”[8]孙中山在早期的国族观念里,具有较重的“种族论”思想,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虽对推翻清王朝统治有直接的感召作用,但不利于团结御侮、齐心抗敌、共襄国是的救亡大局;随后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思想,并領导了辛亥革命,其意义不仅是推翻了晚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更在于终结了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清除了制度性障碍,进而为有效应对国内的民族矛盾,为有力面对西方列强强取豪夺的民族危机,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中国许多的民族也只要化作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成了”[9]。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中提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和”[10],表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对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已有了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方向。概言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对“民族”的理解逐渐由古代民族转为现代民族、由文化民族转为政治民族、由传统民族转为国家民族,使“中华民族的概念体系,最终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得到确定”[11],使中华民族的国族地位,得到了国内各民族的一致确认和高度认同。在此历史进程中,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所培育的民族情感,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在心理上提供了强大的情感动力,共赴国难、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争所凝结的民族精神,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在行动上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动力。

3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历史交遇,为其形成注入了人文理念和科学精神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进行现代的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民族建构,不可避免地使民族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使民族文化传统经受了触及灵魂的洗礼,并烙上了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印记。这是一次由1840年鸦片战争引发的“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历史交遇,从而使我国的近代史表现出“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相交织,历史地呈现出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12]。

“西方文化”的人文理念和科学精神,所触发的“思想启蒙”和“新文化运动”,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观念,带来了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化活力。在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承的古老国家,进行现代的民族国家建构,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沉重问题,从而不仅引发了“东学”与“西学”交替的文化碰撞,使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聚居地域相关联的、相对封闭的空间格局被打破,也引发了“旧学”与“新学”更替的时代碰撞,使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日常生活相关联的、相对稳定的时间节奏被打乱。就“西学东渐”带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变革而论,晚清的曾廉曾概括为“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13]。在“言技”阶段,碰撞主要发生在物质文化层面,表现为传统的工艺器械与西方的科学技术的冲突;在“言政”阶段,碰撞主要发生在制度文化层面,表现为传统的君主专制与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冲突;在“言教”阶段,碰撞主要发生在精神文化层面,表现为传统的孔孟之道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冲突。正是在这不断递进、不断深入的碰撞中,我们逐渐明白和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需求,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需要,从14世纪到18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3大思想文化运动,这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进步文化。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倡导以人为中心,用“人性”替代“神性”,主张人的解放,用“人权”取代“神权”;宗教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打破神学的精神束缚和思想禁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争取更大的精神独立和更多的思想自由;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是“理性崇拜”,希冀用理性的光芒驱散黑暗,引导人们走向光明,因而是一次更彻底地批判封建专制、特权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次更激昂地宣传资产阶级主张的思想解放运动。无疑,“西方文化”这些人文理念和科学精神,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来说,无异于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不仅对传统文化的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具有空前的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的启蒙意义,也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赋予了与时俱新的文化内涵,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文化动力。

对于民族成分众多、民族关系复杂的大国,要想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稳定的多民族国家,就必须使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机结合,一方面积极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整合和维系的精神纽带,另一方面极力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使之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能动载体;因此,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建构,有赖于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思想基础,而这种“文化认同”又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全面的反思和彻底的批判的基础上,由此爆发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虽有对传统文化的挑战,但在内容上多集中在反对科举制度,提倡学校教育,反对八股旧学,提倡实证新学方面。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过程上表现为进步与倒退、革新与复辟的不断反复。对于传统文化,重视儒家的伦理道德本无可厚非,但借“尊孔崇儒”倒退怀旧以复古,是不合时宜的;借“尊孔崇儒”倒行逆施以复辟,是不得人心的。“袁世凯政府所推崇的尊孔崇儒运动,其本质是借文化之名,就专制之实。特别是其复辟之心暴露之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皆成为众矢之的,这也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14]94。然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传统文化被瞬间而彻底地否定,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和凝聚力就会极度缺乏。而长时间的文化积淀在人们心中形成的集体无意识,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吸纳和内化西方文明,这就极易造成传统文化本身的失调和紧张,这与民族主义驱动下的国族构建形成了深层次的悖论”[14]96;因此,在“五四运动”后,批判传统文化与构建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中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传统文化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并非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顺应天时、地利、人和的调适流变中,表现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活性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历史交遇,虽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但并非是一个舍己从人的全盘西化过程,而是在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重新审视中华民族5 000多年的文明史、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重新界定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这种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使我们在文艺领域推出了以京剧为引领的“国粹”,在教育领域推出了以儒家为主干的“国学”,在绘画领域推出了以山水为代表的“国画”,在医疗领域推出了以中医为主体的“国医”,在体育领域,推出了以中华武术为代表的“国术”,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赋予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也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弘扬,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特质。

4 “兵式体操”与“武艺武功”的历史交遇,为其形成注入了体育理念和体育精神

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中,伴随西方文化涌入的还有西方的体育文化,最初表现为训练“新军”的“兵操”和创办“新学”的“体操”;然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与西方体育文化对应的文化形态,为应对西方体育文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和文化挑战,选择了传统文化中与之相似的“武艺”与“武功”予以抗衡,构成了“兵式体操”与“武艺武功”的历史交遇。

在思想上,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是我国近代的历史产物,而最直接的历史动机源于在“西学东渐”的文化危机中,为对抗西方体育文化的一种诉求。诚然,在5 000多年的历史文明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种类多样的身体活动方式,产生了流程各异的身体锻炼方法;但这些“身体活动方式”和“身体锻炼方法”,既不能直接地称之为“民族传统体育”,也不能自发地产生“民族傳统体育”,只能是“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一种必需的历史储备,有待特定的历史契机出现,才有可能转变为历史现实。正如我国古代就有“四大发明”而闻名于世,却没有产生出近代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我国古代就有“诸子百家”丰富的思想资源,却没有产生出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鉴于此,在情感上,我们也就不难接受“民族传统体育”是形成于近代的历史产物;在理智上,也就不难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是文化危机和认同危机催生的历史事实。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育形态,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必须是先接受、认同近现代意义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观念,然后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体育的资源整合和体育的体系构建。也就是说,没有确立以人文思想为内核的体育理念和体育精神、以科学态度为基础的体育理论和体育方法、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体育竞技和体育形态,就不可能形成以中华武术为主干,以传统文化的修身之道、养生之法、摄生之术为根基,所构成的具有中国人本理念特色和中国人文思想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故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近现代意义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观念的确立,是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体育形态产生的思想前提。由于这一思想前提的构筑,因对抗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发生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就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应归结为在民族国家建构之前就早已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当前学术界有一些人,把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中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传承”等同起来,称其为具有“源远流长”的“形成”历史,视其为具有“根深蒂固”的“形成”依据,这无疑忽略了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动因,陷入了一种“以体育为中心”的认识误区。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相对宽泛的体育文化,从文化学的视野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而造成的文化认同危机,以及为化解这一危机而在体育文化领域表现出的一种文化生存抗争。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文化对峙出现了全方位的争论与交锋,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本土体育与西洋体育的激烈论战,史称“土洋体育”之争。历史地回顾“土洋体育”之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既是一个全球化过程,又是一个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时代”[15]1的矛盾和张力,不仅对近现代体育意识和体育观念在我国的最终确立是一次重大的思想突破,也对民族传统体育在我国的形成与定型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一方面,对以西洋体育为代表的现代体育的认识,不再持有情绪化的偏执或排他性的固执,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奠定了认识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的现代架构;另一方面,对本土“何为体育”“体育为何”有了自觉的认识,形成了以武术为代表的本土体育观念,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确定了运作的价值取向和构成的内容基石。事实上,西方体育文化自身在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其中由顾拜旦发起和推动的奥林匹克运动,不仅对体育的思想认识是一次脱胎换骨的观念更新,也对体育的运动方式是一次大刀阔斧的实践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近现代体育的全球化发展。然而,“正是全球化的意识,使得根源性意识越来越强。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不谈从传统到现代,而是特别突出现代性中的传统”[15]3;因此,最初发生的、以“兵式体操”与“武艺武功”为表征的历史交遇,最终演变为西方近现代体育的全球化意识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根源性意识的历史冲突,以及西方近现代体育的现代化观念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本土化观念的历史冲撞,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不能归结为一个自然生成的、惯有的历史流变问题,而应将其置于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中,视为一个与民族国家建构相关联的、具有特定时代含义的历史阶段问题。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必须自觉地在民族国家的国家观念和国家民族的观念下,认识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形成,进而揭示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动因。我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目标,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成为一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化国家。在此历史进程中,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解,既要分清“体育”“传统”“民族”的3重含义,又要把握好三者的内在联系,使之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现代语境中的学术概念。就“体育”的含义而言,在于明确该称谓的本体功能和行业属性,是对活动内容和活动性质的限定;就“传统”的含义而言,在于明确该称谓的历史特征和文化属性,是对活动底蕴和活动意义的限定;就“民族”的含义而言,在于明确该称谓的国家性质和国族属性,是对活动地位和活动功用的限定。显然,“民族传统体育”把3层含义融为一体,成为一个与民族国家相关联的总体性概念,就不能局限在体育领域“就体育论体育”,把其仅仅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体育形态和以能量代谢为基础的身体活动,而应纳入民族国家的范畴,视其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的一种特殊的体育形态,视其为以民族国家的文化为源、传统为根、民族为魂的一种直接的身体表达,并致力于体育文化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协同、体育精神与民族精神在全球化潮流中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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