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前后

陈立旭

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并且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毛泽东这个全党领导核心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千难万险，获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并且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没有确立毛泽东为全党核心时中国共产党屡遭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全党到底需不需要有一个核心，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自然也就没有确立一个核心。

建党初期，南方的党组织由陈独秀领导，北方的党组织由李大钊领导，时人称为“南陈北李”。但是，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没有任何人确认“南陈”和“北李”哪个是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這种状况，和刚刚建立的共产党还不算成熟有很大关系。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刚刚建立时，它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得听共产国际的。一部连接共产国际的电台，就是中国共产党行动的指示器；中共中央开会研究重大问题，总是在共产国际发来指示之时，并且总有一两个蓝眼睛、高鼻子、黄头发的外国人列席。他们不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并且时常换人，但是他们的意见却对中共中央做出的决策起决定作用。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这些外国人叫什么名字了，记载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籍上，也很少提到他们，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在中共中央里的作用曾经非同小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定，都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做出的。

陈独秀，很有个性。中国共产党建立前，他是一个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建党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脾气仍然不小。他曾经和共产国际派到中共中央左右会议的人发过火，吵过架，拍过桌子，甚至还骂过娘。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陈独秀确实提出过与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主张。但是，一来陈独秀的意见也多为书生之见，不是什么好主意，二来他也要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因此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形：他和共产国际代表吵来吵去，最终还要按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办。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大决策，无一不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做出的。与国民党合作，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以城市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支持国民党北伐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国民党1927年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时，如何反抗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仍然起着主要作用。

应该说，共产国际里，确实有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但是生长于异国的这些人，显然不可能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有深入的了解。他们向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还是根据苏联旧有的经验。共产国际基于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条条框框，难免与中国政治现实格格不入，形成“两张皮”。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早期也曾轰轰烈烈，但一个没有一条独立自主、切合实际革命路线的党，一个没有坚强领导核心的党，注定是脆弱的。当国民党拿起屠刀杀共产党时，共产党在短时间内即损失惨重，几乎垮掉。对于这个结果，陈独秀当然要承担他的历史责任，但说到底，还是与共产党没有形成自己的领导核心有直接关系。

那个时候，无论谁当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拿不出一套独立自主又切合中国实际的方针政策来，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陈独秀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走马灯一样更换，却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听共产国际的，罗章龙听共产国际的，李立三听共产国际的，向忠发听共产国际的，王明听共产国际的，博古听共产国际的。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一套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张来，没有一个是独立自主的决策人。在实际斗争中只能听从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虽然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却屡遭失败。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井冈山起步，发展起数量不算小的红军队伍，开创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并且扩展到福建西部，提出了一整套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们所认可，他的领导才能、领袖地位自然也没有被确立，相反，毛泽东的主张还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本人也屡遭打击，一度被剥夺重要权力。由于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已经发展起来的红军和已经壮大的根据地，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损失惨重，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而党在白区力量的损失则几乎是百分之百。

没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领导集体里没有确立毛泽东这个提出并且能够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的核心地位，使共产党吃了大亏。

确立毛泽东为全党核心使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打了败仗，吃了大亏，并且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全党都有了危机感，也焕发了共产党的自新潜能，引起党内高层深深的自省。这种自省，是多方面的，但第一位问题是生存。说白了，党中央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仗该怎么打？红军和党中央到底往什么地方走？在这些问题上到底谁的意见对？党中央和红军到底应该听谁的？当时，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已经有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认识到，毛泽东提出的那一套是对的，毛泽东确实具有领导全党全军踏过险滩走向胜利的才能。而红军中的高级领导人更在战争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是对的，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才能避免覆亡，才能打胜仗，才能发展壮大。“领导核心”这个提法，在当时还没有。但是，解决党中央和红军按照正确意见办的问题，说到底，实际上就是要党和红军不再听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就是要推出毛泽东这样的人作为全党的主心骨，即领导核心，这是多数党和红军高级干部们已经认识到的问题。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对领导核心的问题。它自建立以来，历经风霜雪雨，一路坎坷，几遭风险，在生死攸关时刻，再也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了，再也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步的、曲折的。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一个叫通道的地方的一个木板房里，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议中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并与博古、李德发生激烈争吵。所幸，他的主张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人的支持而被通过。这是中共中央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掌握红军实际指挥权的李德发怒了，摔门退出会场。会后，掌握中央和红军实权的博古、李德根本不按毛泽东的主张办。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最终，毛泽东的主张被采纳。会后，手握实权的博古、李德仍然不按会议决定办，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于31日至次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会议。实质性的变化，就发生在这次往往被后人忽视的会议上。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不仅再次否定李德等人的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而且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限制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奠定了毛泽东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是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常委，进入中央核心，为他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创造了条件。在打仗是党的中心任务的情况下，毛泽东核心的真正确立，是对他红军指挥权的认可。遵义会议上，负责军事的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张闻天也说：“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由此，毛泽东进入指挥红军的决策核心圈。3月12日在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进入这个核心圈，也有人不服，也出现过波折。1935年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了党和红军中部分领导人对毛泽东领导的怀疑，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遵义会议上决定并在会后实现的党中央的组织变动，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发挥核心作用创造了条件。而毛泽东的领导指挥才能也在实践中被党和红军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所认可，毛泽东的核心地位由此确立起来。

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主心骨，其抗拒风浪、战胜艰险的能力倍增，从此逐步发展壮大，由弱变强。

长征，用毛泽东的话形容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数倍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走的是人迹罕见的雪山草地，红军的人员补充跟不上减员，损失持续增多，但是，有了毛泽东这个核心，党中央和红军的正确战略始终没有改变，中央机构和红军建制得以保存，并且最终摆脱困境，在陕北立足，随后便在陕北发展壮大起来。有了毛泽东这个核心，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每到重大关头，都能独立自主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的全党领导核心地位，也受到过挑战。长征途中，张国焘搞分裂活动，很快就被粉碎了。这其中，有叶剑英冒险把张国焘等人要挟持中央的电报送给毛泽东，有朱德不顾个人安危对毛泽东的坚定拥护，有徐向前果断下令不准红军打红军，有张浩传来共产国际指示等一连串事件，但是分析这些事件后边的原因，不能不说，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核心地位已被绝大多数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所认可。1937年11月王明回国，一下飞机就反客为主地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咄咄逼人，以斯大林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这种“太上皇”的气势，提出了一切经过国民党、在国民党统一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全面否定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迫于共产国际的威望，许多人不得不对以前的行为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之后，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王明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都不让《新华日报》刊登。193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季米特洛夫说：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首”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也宣告了王明试图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梦想烟消云散。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维护。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文件中，反复强调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强调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明确规定“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这些文件所确定的严明党纪，严格制约了王明分裂党的行为，保障了毛泽东的全党核心地位，保证了全党行动的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强劲地推进了党的事业和中国革命的进程。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地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深入论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毛泽东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概括，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的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巩固。

之后，在毛泽东这个核心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迅速。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有121万党员，130万军队，领导着有1亿人口的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有430万军队，接受了100万日军装备，还获得大量美国武器；国民党几乎占据了全部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国统区有3亿人口；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尽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与之相比，共产党的130万军队基本上是步枪，直接从民兵改编的部队，连只给3发子弹的步枪也配不全，一些战士的武器是大刀长矛；共产党领导的1亿人口根据地都处于贫瘠苦寒地区，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给养主要是民众支援的小米。因此，当时有“小米加步枪”之说。单纯从人数上看，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大约是3.4：1，而且国民党军在自动化武器、机动性上，占有绝对优势。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党内和党外友好人士，有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会被国民党吃掉。但是，在毛泽东这个核心的领导下，弱势的共产党敢于奋起反抗国民党，并且在战争中越打越强。仗打到1948年6月前后，国民党军损失兵力264.14万人，国共双方的正规军比例为1.32：1，在总人数上基本持平。1949年“三大战役”全部结束时，共产党军事力量已经超过国民党。这一年，共产党消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部军事主力，国民党败退台湾。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结束后，共产党只有万余穿着破衣烂衫拿着老旧步枪的队伍，仅仅隔了13年，军事实力就超过了国民党，并且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历史事实证明，没有毛泽东这个领导核心作为全党的主心骨、决策人、统帅者，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度面临危险，其中比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来自外部，就是美国侵略朝鲜，兵临鸭绿江，美机轰炸东北，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则是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积贫积弱的国家；美国军事装备世界第一，并且有原子弹，中国没有空军、没有海军，只有装备落后的陆军。无论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中国都无法和美国比。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出兵朝鲜和美国人打仗？党内很多领导人，军队很多将领，心中没底，不赞成出兵朝鲜。确实，如果出兵朝鲜，被美国人打败了，就不止是战场上的失败，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也将覆亡，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的胜利将付之东流。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这个全党的核心起了决定作用，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经过几年浴血奋战，终于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国，为新中国赢得了生存前提，保证了中国此后有一个相对长久的和平建设环境。毛泽东后来形容这场关系共产党和新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时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另一次来自内部，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没有料到，他出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愿望而发动的这场运动，造成了中国全面动乱。但是，由于有毛泽东这个全党核心存在，由于毛泽东不断调整政策，采取措施，这场全面动荡的运动并没有毁灭国家毁灭党。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在谈到党的领导核心的重大作用时说过：“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王震也说过这样的话：“‘文革中的各造反派还各自说是拥护毛主席的。”“庙里就是要有一个菩萨，不能群龙无首。”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历经曲折，但中国还是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成为跻身世界的强国。这些，如果没有毛泽东作全党领导核心，是办不到的。彭真说过：“毛主席的一生是伟大的，他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一个政党，没有一面旗帜不行。”

毛泽东作为全党核心，是在实际斗争中树立起来的，是通过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正确的重大决策展现的，是在大风大浪中发挥作用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实际斗争中认识到，有毛泽东这个核心掌舵，中国共产党就能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因此，直到毛泽东逝世，他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始终没有动摇，他个人则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彭真在1979年还说过一段公道话：“讲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就不能把账都算在毛主席头上，我们这些人都有责任。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主席与少奇或者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

有一个核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

经历各种风险的中国共产党深深认识到，有一个核心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郑重写道：“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论述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代有英才。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必然把这些英才推到引导历史潮流的前列。其中，必然有人成为党的核心人物。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和江泽民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就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

当历史脚步跨进21世纪第二个10年时，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在這个历史节点上的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困难和挑战越来越突出，不可预测的因素越来越多。国际上，在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和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西方势力遏华制华态势不减；国内，随着改革全面深化、发展全面推进，一些深层次矛盾更多地显现出来，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全面扎实地贯彻落实已制定的各项战略措施，确保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还要提出2020年以后向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民族复兴大业到了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的“主心骨”，迫切需要确立自己新的领导核心，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定力。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选举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挑起了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担。

党的十八大之后4年多，面对复杂局面，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进行了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干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做了许多过去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成就。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展开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确立了。在习近平领导下，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严肃查处了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有效遏制了“四风”和腐败蔓延势头，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在习近平领导下，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全新局面，实现了党和国家事业的继往开来，在治国理政道路上开启了新征程，也在全党树起了使命担当的典范和夙夜在公、励精图治、“抓铁有痕”、真抓实干的标杆，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亿万中国人民看到了催人奋进的光明前景，对国家和未来有了更强的信心、更深的期待。中华民族看到了实现百年梦想的希望。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声音在世界舞台上唱得更加响亮，中国印记深深刻在世界发展图景之上，中国成为了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杭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中国勇立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潮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北京非正式会议，中国引领亚太经济雁阵；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吸引了全球57个成员国加盟……世界看到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崭新姿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又一次实现新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能开新局、谱新篇，根本点在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科学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事实上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他在领导和推进伟大事业、伟大工程、伟大斗争的实践中自然形成的，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证明、实践检验的，是群众公认、全党认同的，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也是形势所趋、水到渠成的。

2016年10月27日，当参加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举手通过会议公报时，一个注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重大决定随之形成。全会公报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由此，中国共产党作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有了更加有力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更强了，这是党、国家和军队之幸，是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