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如何转化为生产力？
——全球才智论坛热议创新

主 持 人：

高坚：中央电视台、旅游卫视著名主持人

出席嘉宾：

李昌钰（Henry Chang-Yu Lee）先生：世界著名刑事鉴识专家、美国康涅狄格州科学咨询中心名誉主席、康州纽海文大学终身教授

艾伦·布鲁（Allen Blue）先生：全球著名职业社交平台领英（LinkedIn）公司联合创始人兼产品管理副总裁

丹尼尔·卡图（Daniel Calto）先生：全球最大的医学与科学文献出版社之一——爱思唯尔集团科技智库副总裁

琳·理查兹（Lynn Richards）女士：美国新城市理念协会总裁兼首席行政官

毕华（Piva Airaldo）先生：横店集团欧洲总经理、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

陈东敏先生：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第一动力。这句话强调了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化过程中创新的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丰硕。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院长陈东敏，他本身是一位创业者，多年前在美国硅谷一家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也是公司核心技术的发明人，现在陈院长回到国内成为一名创新教育者，在北京大学组织产学研及创新方面的教育，请陈院长介绍一下，近年来我国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有哪些领域已经取得了突破性创新？作为一名创新教育者，您认为创新人才是可以被培养的吗？高校需要做些什么来适应创新浪潮呢？

陈东敏：我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我1981年到美国留学，全额奖学金学习物理。我在美国哈佛大学15年，2003年去硅谷休假，体验了硅谷的创业。2011年回到北大，从事北京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相关工作，最近在筹建一个全新的创新创业学院。这过去五六年当中不断地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创新模式，也获得了很多知识跟体会。

在中国，我们的创新是分层次的，创新从引进到吸收消化到再创新，最高层次是原始创新。中国在前面几个层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高铁、核能、航天卫星、无线通信，这四个领域经过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具有竞争优势。

2000年以后创建了一些互联网公司，今天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比如说腾讯、阿里，它们在全球七大公司占了两席，手机支付在全球已经遥遥领先了。

但是很多重要的核心领域，比如集成电路、半导体、高端材料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中国目前离原始创新还有很大的距离，需要努力赶上。

人才是至关重要的。华为在国内有强大的研究机构，甚至把研究所开到其他国家，在六七个国家建立研究所，广泛应用全球人才，这是了不起的企业。中国政府对创新投入巨大，整体的研发投入占比GDP2.5%左右，仅次于美国。我们的科学文献发表量今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科技文献的发表国。2017年国际专利申请占了全球的第二位，已经超越日本。深圳跟香港加起来的PCD专利申请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二名，仅次于东京跟横滨，正式超过硅谷。

有这么多专利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有充足的创新资源了？显然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创新成果怎么样转化成生产力，转化需要人才，所以人才至关重要。我个人认为，国家急需培养一批既懂得研发又懂得转化的人才。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要把创新跟生产力结合起来，把创新成果有效转化出去，培养一批这样的复合人才是当今教育系统必须积极努力跟上的重要环节。

主持人：谢谢陈院长，多年来不管是在自己创新上还是在人才教育培养上都做出不俗的成绩。李昌钰博士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有自己的心得。您作为刑侦专家，能不能谈一谈人工智能在现代刑侦领域上有什么样的应用？作为专业人士要如何应对这样的新潮流？

李昌钰：我到过74个国家讲学、办案，每个国家的人民最需要、也最重视的就是人身安全和经济的保障。所以，公安刑侦人员责任重大。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回国，当时介绍了指纹自动系统。到90年代的后期，DNA遗传基因被寄予了厚望，我回国作了一系列的讲学，并带来了一些外国专家介绍DNA的技术。现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已经超过了国外，比如说我们的指纹系统、我们的DNA，华大基因作了很大的贡献。刚才讲了安全很重要，不只是破案，要能够预防。在未来，我们破案能够用人工智能知道大概的时间、地点，哪些人会犯什么案件。例如在美国，复活节财产犯罪会增加，夏天性犯罪会增加，所以人工智能能帮助我们预防犯罪，保护人民，这是很重要的。

在公安刑侦领域，人脸识别已经是很重要的一项技术了，可以直接应用。在未来除了网络安全，我们还要注意到“一带一路”投资的风险，还有飞机的安全等。刑侦人员牵涉到的范围很广，需要不断创新。

主持人：谢谢李博士。接下来请问琳·理查兹女士，您是新城市理念协会总裁兼首席行政官，这个关于城市建设的新概念能不能在中国的城市尽快落地呢？

琳·理查兹：新城市理念协会是25年前成立的，主要是为了进一步探索美国经历“二战”之后新城市的需求。建筑师跟城市规划师在一起，需要找到一个替代性的城市发展方案，所以成立了这个协会。我们的原则是让城市的生活更美好。很有趣的一点是，中国现在也在重复或者说也在经历一些美国在“二战”之后的发展过程。过去我们发现了很多以汽车为中心的大集群城市的发展，这些也是过去25年里我们一直着手解决的一些问题。技术、科技在改变美国城市的发展路径，我觉得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光看交通网络，用地铁、巴士就可以解决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如说，你从火车站下车之后离你的最终目的地还是有2—3公里的距离，中国现在有很多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它其实是进一步用一种创新的方式来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所以，我们最重要的问题要找到方法把人从一个点转移到另一个点，而不是把车从一个点转移到另一个点。我现在在深圳看到了很多共享单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就是自动驾驶汽车，现在对于自动驾驶的讨论也是如火如荼，我觉得在这方面既有机遇，也有挑战。自动驾驶可以让停车更加方便，城市更加宽敞，把空间更多地让给人们的活动，而不是给汽车。但不好的一点可能是，车辆在购物或者是在看病的时候，可能就自己开在马路上，导致更多的交通拥堵。我觉得我们需要拥抱科技，同时一定要记住，城市规划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人服务的，是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服务于技术。

主持人：除了城市规划领域外，在座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会关心在创新方面企业的发展。随着国力的提升，很多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兼并国外企业的例子也层出不穷。对国外的文化或法律知识不够熟悉，国外的创新理念和技术很难和我们的企业融合。请毕华先生谈一谈，中国企业怎样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吸收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同时做好准备，避免陷入到国际化的陷阱当中。

毕华：并购确实是很好的国际化的方式，让中国公司能够更好地吸收国际经验技术。这个过程非常迅速，并且有选择性，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有成本效益地实现发展。

随着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年轻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它们会面临很多的挑战，甚至是失败。因为我们走出去的过程不仅仅是应对国际供应商、国际客户，更多的是要应对一些更加复杂的国际化的问题。我注意到很多中国公司在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国际化的能力，但是并不一定带来了国际业务的上升。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战略的定义，或者说对于并购项目公司的挑选就存在一些问题，而且有时还有合作模式的问题。比如说一些中国的民营企业，它们在兼并的早期阶段参与比较多，在后面关于运营和控制阶段就参与较少，这些现象有很多的原因，就说两个关键点，一是公司治理，二是融合发展。说到公司治理这个话题，有一些案例，特别是中国的民营公司，它们在走出去的时候喜欢把自己的管理人员和管理团队以及管理理念直接应用到新的公司中，其实在中国的环境下，这些理念确实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它们走到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市场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发现很多的中国民营公司在走出去的时候没有很好地抓住这个公司的控制或是管理权。这就好像购买进口车，买来之后要能开，我要知道这个车能开去哪，知道这个车要停在哪，车库在哪。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事故，事故发生了要知道怎么处理。

第二个问题就是融合的问题，融合就是说要怎么样在不同的资源之间创造一种协同的效应。如果你要把这些不同的因素分开可能就会面临一些问题，融合意味着在赋权与控制之间找到平衡。

当然，现在有很多公司的并购是一种趋势，而且在未来越来越多的并购案将由中国公司完成，这也是一种进行创新非常有效的方式。但是我想，这并不应该仅由单一的中国公司来进行，而应该由更有全球经验的经理或有综合治理经验的公司进行，如果并购之后能进行比较好的融合也是非常有效的。（根据嘉宾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全球才智论坛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