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选到自选
——论清人清代闺秀诗歌选本的嬗变与价值

胡小林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一 问题的提出

所谓闺秀诗歌选本，即专收女性诗人诗作的选本。在明清闺秀诗歌专门选本出现以前，中国古代闺秀诗作传世往往有两种方式：一为别集，一为总集，包括选本。然而，对于大部分闺秀而言，其诗作的传世，往往借助于被总集或选本的附录“闺秀卷”选入而得以实现。

明代之前，闺秀诗歌选本的编纂风气尚未大开，仅有唐蔡省风辑《瑶池新集》、宋末元初汪元量辑《宋旧宫人诗词》等极少数几种问世，且规模偏小。直至明代中后期，此类选本的编纂才开始初步呈现出繁荣景象，不过绝大部分属于通代选本，如郑文昂辑《古今名媛汇诗》、周公辅辑《古今青楼集选》、钟惺辑《历朝名媛诗摘钞》、田艺蘅辑《诗女史》、郭炜《古今女诗选》等。关于这种情况，明末崇祯年间人沈宜修已明确指出：“世选名媛诗文多矣，大都习于沿古，未广罗今。”明前期以前，当代人选当代闺秀诗作的情况极少，俞宪《淑秀总集序》说：“古人自王宫以及里巷，皆有妇人女子之诗，盖风化政俗之所关也。三代而下，女教寖废，独李唐以辞赋取士，而一时风气渐及闺媛等作，传于简策者颇多。今考我明，盖落落希阔焉。予刻百家诗，乃搜拾往牍，间得一二，梓而存之，以备典故。”

清代是我国古代女性文学高度繁荣的时期，相应的清人所编专收闺秀诗作的选本之编纂也呈现极度繁盛的局面，主要分为两大类：闺秀诗歌通代选本和闺秀诗歌断代选本。其中，清人的清代闺秀诗歌选本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特点具体表现为整体数量大幅提升，编纂规模趋于宏大，选本类型繁富多样，包括全国类、地域家族类、题咏唱和类和女弟子类等。

根据胡文楷、张宏生《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附录二“总集”统计，清人所编闺秀诗歌选本最少都将不下一百种，而清代之前所编各类闺秀诗歌选本，总计不过三十种。其中，一批规模宏大的清人清代闺秀诗歌选本先后问世，如汪启淑辑《撷芳集》、黄秩模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恽珠等辑《国朝闺秀正始集》系列等。

那么，清代出现如此数量众多的闺秀诗歌选本，其编纂历程如何？清人如此重视清代闺秀诗歌选本的编纂，其背后隐藏的诗学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值得探究的话题。

二 清人清代闺秀诗歌的他选选本

从清代初年至嘉庆之前的清人清代闺秀诗歌选本，处于清人清代闺秀诗歌选本史上的他选阶段。在这一阶段，清代闺秀诗歌选本的编选者均为男性，因称其为他选选本。

在历代男性文人的眼中，闺秀诗作呈现出与男性诗人不同的特质。明人钟惺《名媛诗归序》曰：“诗也者，自然之声也，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三百篇》自登山涉砠，唱为怀人之祖，其言可歌可咏，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安有所为法律哉？今之为诗者，未就蛮笺，先言法律，且曰某人学某格，某书习某派，故夫今人今士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为之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西崑，而自流其悲雅者也。”钟惺之论，是针对明代七子的复古诗学而发，批评其末流诗作，只知模拟而不知创新的弊习，而闺秀诗作没有门派之囿，也没有规矩束缚，往往直抒性情，自然天成，与钟惺以“清”论诗道的诗学观念相吻合，所以得到钟惺的青睐，进而编成《名媛诗归》三十六卷。

除却天然萌发的特质，闺秀之作也有备史弘识的作用。明代郦琥自序《彤管遗编》说：“是集也，采之足以备史，资之足以弘识，礼之博洽，谈之奇诡。”把收罗闺秀之作当成男性文人炫耀才识的媒介。还有文人从诗教角度，提出闺秀诗作弥足珍贵：“上自宫帏戚里，下及荒墅幽闺。或入道而洗铅华，或倚市而攻歌舞。苟谈言之微中，咸咳唾以成珠；倘真意之克宜，传火薪而阅世。大则有关于理乱兴衰之弊，小亦曲阐其深沉要眇之思。”

虽然闺秀诗作亦有禅于诗道人心，但是这些作品往往会因为视野狭窄和内言不出等原因，无法流传于世，甚为可惜。王鹏运为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作序时，便指出闺秀诗作所传不远这一事实：“盖生长闺阁，内言不出，无登临游观唱酬啸咏之乐，以发抒其才藻，故所作无多，其传亦不能远，更无人焉为辑而录之。亦如春华时鸟，暂娱观听已耳。不重可惜乎？”戴鑑《国朝闺秀香咳集序》即指出：“我朝文教昌明，闺阁之中，名媛杰出。于撚脂弄粉之暇，时亲笔墨，较之古人，亦不多让焉。不有好事者为之表彰，譬诸落花飞絮，随风湮没，可胜惜乎?”充分肯定了清代闺秀诗作的自身价值与诗史地位，强调编选闺秀诗作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所以，从明代中后期至有清一代，男性文人对于闺秀诗作极为重视。清人王士禄曾辑录《然脂集》二百三十卷，将自汉魏而下至清初的大量女性别集收入其中，尤其是明清之间散失的闺秀诗歌别集，其遗文佚篇全赖《然脂集》得以存世。

表一 清人清代闺秀诗歌的他选选本举隅表

从表一可以看出，清人清代闺秀诗歌的他选选本大约有二十余种，大约可以分为全国、唱和题咏、女弟子等三种类型。

(一)全国类选本。包括胡孝思辑《本朝名媛诗钞》、汪启淑辑《撷芳集》、蒋机秀辑《国朝名媛诗绣鍼》、吴翌凤辑《女士诗录》、许夔臣辑《国朝闺秀香咳集》、钱三锡辑《妆楼摘艳》、黄秩模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李锡珪辑《国朝闺秀所知集》、蔡殿齐辑《国朝闺阁诗钞》和《国朝闺阁诗钞续编》等。从表一可以看出，在清人清代闺秀诗他选选本中，收录千人以上者共2部，一为乾隆时期安徽歙县汪启淑所辑《撷芳集》，咸丰时期江西宜黄黄秩模所辑《国朝闺秀诗柳絮集》。沈初序称《撷芳集》收录作者“二千家有奇”，黄秩模《凡例》则称所收“一千九百三十八人”，二书可谓规模宏大，足见清代闺秀诗作之繁盛。

(二)唱和题咏类选本。主要指江迪所辑《孙贞媛诗集》等。江迪《孙贞媛诗集》，主要收录清代闺秀三十二人关于元至正年间闺秀孙蕙云事的唱和题咏诗，参加题咏的闺秀有王蕙增、殷智园、钱芝玉、殷湘英等人。根据江迪《孙贞媛诗集序》记载，孙蕙云，本姓王，父名晞，字林瞩，官于元。明师破燕京，父殉国难，举家皆死。时蕙仅四龄，乳媪孙负之以逃，居淮十余载，媪又病殁，乃为黠少年掠入扬州，陷身花堑者越月，荼毒备尝，守贞以卒。江迪《孙贞媛诗集序》曰：“嗟乎！乌衣狼藉，化作青烟；红粉飘零，仍完白璧。惜芳名未著，彤管无闻。宜其灵爽之不昧也。为诗以吊之，非敢谓发潜德之幽光，亦以见古今来深闺贞烈湮灭无传者，不知凡几，是可慨也已！”

(三)女弟子类选本。主要包括袁枚辑《随园女弟子诗》、陈文述辑《碧城仙馆女弟子诗》、胡履春辑《麦浪园女弟子诗》、张晋礼辑《棣华馆诗课》等。从清代蕉园诗社开始，清代闺秀诗人已经开始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与闺阁同道像男性诗人们一样结社唱和，交游论文。至嘉道年间，闺秀诗人甚至群体性地拜谒男性诗人为塾师，从而出现清代特有的“女弟子”群体现象，因此产生了清代女弟子类诗歌选本。其中，袁枚所辑《随园女弟子诗选》共六卷，嘉庆元年(1796)刊本，共选入二十八家闺秀诗作，分别为席佩兰、孙凤云、金逸、骆绮兰、张玉珍、廖云锦、孙云鹤、陈长生、严蕊珠、钱琳、王玉如、陈淑兰、王碧珠、朱意珠、鲍之蕙、王倩、张绚霄、毕智珠、卢元素、戴兰英、屈秉筠、许德馨、归懋仪、昊琼仙、袁淑芳、王蕙卿、汪玉轸、鲍尊古。清人汪谷非常推崇袁枚培养并提携闺秀诗人的识见和魄力：“随园先生，风雅所宗，年登大耋，行将重宴琼林矣。四方女士，闻其名者，皆钦为汉之伏生、夏侯胜一流。故所到处，皆敛衽扱地，以弟子礼见。先生有教无类，就其所呈篇什，都为拔尤选胜而存之。久乃裒然成集，摧过苏州，交谷付梓。”袁枚所辑《随园女弟子诗选》当为清代女弟子类诗选中的开山之作，在清代此类选本中具有关键性的引导作用。

清代男性文人编纂本朝闺秀诗作的动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存人存诗，张扬诗教。胡孝思编纂《本朝名媛诗钞》，就是以期有裨益于风化，以备官方采风之目的：“名媛诗之有钞也，予采择于本朝，盖已有年；其间或购之坊家，或受之亲友，或觅之书贾，或承四方之惠教，或于残编断简中拾其瓣香寸玉，汇而集之，得温厚和平，不愧风雅者，合五言七言共计三百有奇。至若调近香奁，句裁伪体，则概屏而弗录。”与历代选家一样，选录清代闺秀诗作的清代男性选家们，也往往追溯至《诗经》，寻找选诗的依据和标准。在《诗经》中，《周南》《召南》约半数为女性诗作，孔子将其留存而不删，足以证明女性诗作亦关乎风化之体，且具可采之资。

蒋机秀在《国朝名媛诗绣鍼例言》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秋士多悲，春女善怨，然而《二南》钟鼓，音节和平。不闻桃未灼其有花，梅即摽而无实也。遇不同，所以贞其遇者无不同，是谓无乖风雅。”因此，戴鑑为《国朝闺秀咳唾集》作序时，再三强调闺秀诗作对于普及诗教的重要性，他说：“诗所以道性情，固尽人而有者也。世多云女子不宜诗，即偶有吟咏，亦不当示人以流传之。噫！何其所见之浅也！昔夫子订诗，《周南》十有一篇，妇女所作居其七。《召南》十有四篇，妇女所作居其九。温柔敦厚之教，必宫闱始。使拘拘于内言不出于梱之说，则早删而去之，何为载之篇章，被之管弦，以昭示来兹也哉？”

第二，个人偏爱，消遣之资。钱三锡在《妆楼摘艳序》中，谈及此选的编纂缘起时说：“壬辰省试未售，雨苦风凄，连朝不霁。既与山水无缘，第以诗酒遣兴。至八比一事，畏若师保，束之高阁。因取古今诗集读之，其间可惊可喜，可泣可歌，足以驱睡魔而为下酒物者，指不胜屈，而闺秀诗为甚，而我朝闺秀诗为尤甚。锦绣连编，珠玑满牍，几同登宝山而入鲛室，目炫神迷。择其获我心者，手抄录之，两阅月得数卷，共若干首。”就消遣娱乐而言，阅读、编选闺秀之作相对枯燥乏味的八股文，当然是赏心悦目之事。但是，对于奉科举制艺为圭臬的男性文人看来，编纂女性诗选，确实属于费心力却无实用之举。因此，钱三锡自身对操选政一事颇为矛盾，并且曾一度放弃：“欲再访求，乃父兄师友，以费无用之心思为戒，余亦无能自解；谓操选政则非其人，谓作读本则何取于闺秀，遂置不复观。”事实上，个人偏好与现实无用之间的矛盾，这是历代操选闺秀之作的男性选家所必须面对的难题。甚至，男性选本朝闺秀诗作，还要面对世人的质疑。胡孝思《本朝名媛诗钞》辑成之后，与友人讨论是否将其付梓时说：“是(谋付剞劂)亦不可以已乎？举世孰可庄语者，公之于世。凡今之人，不曰射利，即曰病狂。”因此，还不如将其珍藏于书阁之中，闲时与二三好友共赏：“盍若窗明几净，焚好香，烹苦茗，与一二知己辄读一过，珍以自乐，斯以足矣。”

但是，个人对闺秀之作的偏爱，往往可以让此无用之事得以继续。汪启淑《撷芳集》收录清代闺秀诗人二千余家，乾隆五十年(1785)沈初在为《撷芳集》作序时，提及汪启淑对闺秀之作的偏爱，以及为选政之事所付出的努力：“驾部曰：‘吾欲从事于此，凡足迹所至，搜辑遗闻，其有流传佳什，必录而藏之。至于地志家乘，丛编杂记，一切刻本所载，无不遍采。积之既久，今始成集，诚未易也。’驾部之博闻嗜古，穷览载籍，欧阳子所谓物聚于所好，有如是夫。”

三 清人清代闺秀诗歌的自选选本概况

从清代嘉庆年间至清末，清人清代闺秀诗歌选本处于清人清代闺秀诗歌选本史上的自选阶段。在这一阶段，清代闺秀诗歌选本的编选者均为女性，因称其为自选选本。

需要指出的是，闺秀诗闺秀自选当代闺秀诗歌这一现象，最早出现于明代末年，如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四十卷后集二卷。明末以来，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读写能力的不断提升，女性诗歌创作在清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促使男性文人开始正视女性的诗作，重视女性诗作文本的整理，并致力于选集的刊刻。同时，闺秀受到当时诗坛男性文人以编纂当代选本来交游同道、标榜声气的影响，产生出保存闺秀文献的意识，开始着手编纂当代闺秀诗歌选本。

总体而言，清人清代闺秀诗歌选本的编纂，经历了从他选到自选的变化过程，体现出清代闺秀诗人对于女性诗作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女性欲传才名于后世的成名渴望。例如冯善征在《闺秀诗选序》说：“女士博采名篇，断代为限，近效君子声气之求，远惟风人敦厚之恉，较量分刌，黍絮不差。”其中，明末泰兴人季娴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她不但将自己的诗作结集出版，还广泛收集明朝闺秀诗作，编为《闺秀集初编》五卷，此为当代闺秀选当代诗最早的选本。

表二 清人清代闺秀诗歌的自选选本举隅表

从表二可以看出，清人清代闺秀诗歌的自选选本在清代初年就已经出现，如黄媛介《梅市唱和诗钞稿》。至嘉庆、道光年间，清人清代闺秀诗歌的自选选本，呈现出日益繁荣的趋势，一直持续至民国时期。清代闺秀选家以闺秀身份编选闺秀诗作，体现出编选者试图在男性主导社会文化中，以传统诗学的方式呈现闺秀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才能、文化旨趣和文学理念，并揭示出等级观念对古代性别文化生成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

总体而言，清人清代闺秀诗歌的自选选本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全国类选本。清代嘉庆年间，闺秀自选闺秀诗作成为自觉意识。如恽珠辑《国朝闺秀正始集》，恽珠、妙莲保辑《国朝闺秀正始续集》。恽珠自少女时代起，便留意于抄录本朝闺秀诗作，经过多年的搜集整理，共得诗三千余首。她在对这三千多首诗进行批阅删选后，编成《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二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并于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刊行，共计收录清初至道光间女诗人933家、诗1736首，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大型的由本朝闺秀选家编纂的本朝闺秀诗选本。恽珠逝世之后，其女孙妙莲保在恽珠已有工作基础上，完成了《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十二卷《附录》一卷《补遗》一卷的编纂，并于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将其付梓刊行，共收女诗人593家、诗1229首。

(二)地域家族类选本。比如毛国姬《湖南女士诗钞所见初集》，收录的是清初至道光十四年以前的湖南闺秀诗作；郑瑛《太原闺秀比玉集》二卷，其中上卷收录的是清代太原地区杨廷枢家族的闺秀诗作。

(三)唱和题咏类选本。如黄媛介辑《梅市唱和诗钞稿》，潘素心辑《平西唱和集》和《城东唱和集》，骆绮兰辑《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孔璐华辑《拟元人梅花百咏》等。其中，孔璐华辑《拟元人梅花百咏》，源起于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之夏，阮元之妻孔璐华得元代所刻韦硅《梅花百咏》一卷，遂约同刘文如、谢雪、唐古霞(刘、谢、唐三人均为阮元侧室)、刘涧芳(阮元媳)、阮安(阮元女)五位家人，模拟创作咏梅花诗歌，各赋五律若干首，共计百首，汇纂为《拟元人梅花百咏》一卷。

四 清代闺秀自选本朝闺秀诗作的动机及价值

考察清代闺秀自选本朝闺秀诗作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肯定闺秀属文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清代闺秀诗选家极力反对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点：“世多谓女子有才，非令德事夫，含五常之性，备五官之用。女子亦人耳，使或违踰礼法，则虽才高柳絮，颜若蕣华，犹当为世所鄙弃。”认为世人对女子评价，仅以德行、妇道为标准，显然过于片面，应当重视女子的文才，并从儒学创始人那里寻找立论的根据：“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纴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从《诗三百》中寻找到了闺秀作诗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清代闺秀选家恽珠还历数以自己的学诗经历，极力证明亦有向学之才：“余年在龆龀，先大人以为当读书明理，遂命与二兄同学家塾，受《四子》《孝经》《毛诗》《尔雅》诸书，少长先大人亲授古今体诗，谆谆以正始为教余，始稍学吟咏。”以恽珠为代表的清代闺秀选家认为，闺秀之文才并不次于男性：“古名媛多通翰墨，班姬续史，伏女传经，巾帼之才，直与须眉相抗。”进一步肯定了闺秀的文学才能。同时从反面指出闺秀不学诗对于家庭和社会的危害：“独是大雅不作，诗教日漓，或兢浮艳之词，或涉纤佻之习，甚且以风流放诞为高，大失敦厚温柔之旨，则非学诗之过，实不学之过也。”

那么，闺秀应该如何作诗呢？清代闺秀选家认为，就抒写性情而言，与男子相比，闺秀作诗较少受到外界繁琐之事的干扰，具有天机萌发之特质：“况女子之于诗，较男子为尤近，何也？男子以四方为志，立德立功，毕生莫殚，吟咏一端，宜其视为余艺，女子则供衣服，议酒食，而外固多暇时，又门内罕与外事，离合悲喜之感发，往往形诸篇什，此如候虫时鸟，一任天机，了无足异。且敬姜不云乎：劳则思，思则善心生。故尝以为女子之读书属文，亦所以习之于劳而已。”就外在条件而言，读书属文实为费思费力之事，但对于习于劳作的女性而言，反而成为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

但是，在清代男性文人看来，由于闺秀的生活阅历贫乏，又无良师的教诲和益友的切磋，欲要工诗，便颇有一番艰难：“然吾谓女子之工诗，更有难于男子者，何也？僻处深闺，非有名山大川以瀹其性灵，非有良朋益友以辨其正伪，而且操井臼，事针黹，米盐琐屑，扰其心思，藉非天资明敏，高才颖悟者，且不知风雅为何事。女子之工诗如是之难。”事实上，闺秀眼中的闺秀“于诗尤近”，与男子眼中的闺秀作诗“难于男子”，二者并不矛盾。前者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与男子相比，女子更具备从事诗歌创作的可能性；后者讨论的核心问题层次要更高一些，是在承认女子能够作诗的基础之上，提出女子欲要提升自己的作诗水平，相对于男子而言，存在诸多不利的条件。但无论如何，这些讨论能够证明，清代闺秀对于文学创作有着迫切的心理需求，认为闺秀属文作诗，是人之性情的天然触发，是合乎儒家伦理规范的，希望得到世人的肯定。并且，清代闺秀对于文学创作的渴求，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得到了清人的认可。

第二，存人存诗，传名后世。清代闺秀选家能够设身处地感受到，相对于男子而言，闺秀诗作的传世极其艰难。嘉庆闺秀诗选家骆绮兰在《听秋馆闺中同人集序》中感叹到：“女子之诗，其工也，难于男子。闺秀之名，其传也，亦难于才士。”女子身处深闺之中，即便能够工诗，由于缺少必要的诗坛交游和当代名公巨卿的揄扬，其诗作也无法传世。如想要传世，必须借助其夫的力量：“至闺秀幸而配风雅之士，相为倡和，自必爱惜而流传之，不至泯灭。”但并非所有闺秀都有这样的幸运：“或所遇非人，且不解吚唔为何事，将以诗稿覆醯甕矣。”

正是由于闺秀诗作传世极难，才造成历代闺秀对于才名传世的渴望，而清代闺秀尤其如此。潘素心在《平西唱和集序》中，记载了与其酬唱的黄氏两闺秀对于欲使其诗作传世的迫切心理：“家君昔日官广昌，余因得遇黄氏两闺秀，儒家女也。唱酬三载，得诗一卷。予随任迁他邑，两闺秀相送，各不忍别。且言愚姊妹僻处山隅，女公子引为同调；他日大集付梓，得以拙作附之，生平幸甚。”而骆绮兰关于传诗名于世而付出的努力，便是闺秀中的典型例子。她以孀居之身，与清代诗坛名流宿学覿面分韵赋诗，并师事袁枚、王昶、王文治，其时颇招世人非议。她感叹道：“夫不知其人之才而疑之者私，明知其人之才而议之者刻，私与刻皆非醇厚君子之用心也。……毁誉以来，颇澹然于胸中，深悔向者好名太过，适以自招口实。”

因此，清代闺秀选家具有传人传诗的自觉意识，希望通过自选闺秀诗作选本，来满足闺秀作家对才名的渴望，同时也满足自己对才名的渴望。骆绮兰在深受世人毁誉之后，更有感于闺秀诗作传世之难，遂编纂刊刻《听秋馆闺中同人集》：“每当凉月侵帘，焚香默作，时于远近闺秀投赠之什，犹记忆不能忘。披诵一遍，以付梓之。使蚩蚩者知巾帼中未尝无才子，而其传则倍难焉。彼轻量人者，得无少所见多所怪也。兰编是集，既伤福命不如同人，又窃幸附诸闺秀之后而显矣。”恽珠编纂《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意图，亦为尽量地存人存诗，将清代闺秀诗人诗作网罗殆尽：“兹集所收，有十分之四余皆随时采择，积久成多，滇黔川粤均不乏人，且有蒙古命女、哈密才媛、土司女士、海滨渔妇。末卷又附载朝鲜国四人，更足征圣朝文教昌明，声教所讫，无远弗届。”潘素心《国朝闺秀正始集序》曰：“是编诗不下千七百首，计九百余人，凡浮华靡丽之什，概置弗录，且有不以诗存而以人传者。”而在《国朝闺秀正始集》编纂完成之后，清代闺秀仍然不断地向恽珠投赠诗作，恽珠不忍遗弃，遂着手编纂《国朝闺秀正始续集》。翁瑛《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序》：“当正始集刊成后，仍多投诗及采访邮寄者，太夫人悉收奁中，不忍遗弃，则频加删定。”

清代闺秀选家与男性选家相比，更能体会闺秀诗作背后的心绪，堪称闺秀的伯乐，而这样的伯乐，则实属难得。因此，当恽珠在道光十三年(1833)离世之际，其好友潘素心哀恸不已：“叙正始集之后四年癸巳夏，完颜恽太夫人薨于汴梁官舍，余为诗哭之。盖悼绛纱之月冷，伤彤管之风微。哲人其萎，大雅不作，不止为死生契阔也。”由于清代闺秀选家对于闺秀诗作的细微体认和精挑细选，清代闺秀诗作艺术水平的高低能够在清代闺秀诗歌选本中得到公正评判，促进了清代闺秀诗作的经典化。

第三，倡导闺范，宣扬诗教。清代闺秀诗自选选本体现出清代闺秀选家倡导闺范，宣扬诗教的自觉意识。以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为例，其选诗标准是合于“雅教”：“凡篆刻云霞，寄怀风月而义不合于雅教者，虽美弗录。是卷所存，仅得其半，定集名曰正始，体裁不一，性情各正，雪艳冰清，琴和玉润，庶无惭女史之箴，有合风人之旨尔。”“正始”，意谓正其始，即以诗歌正王道之基，化育民风。恽珠以“正始”命名闺秀诗选本，体现出自觉宣扬儒家诗教的用意。那么，《国朝闺秀正始集》和《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如何体现“雅正”这一诗学标准呢？即要求诗人的人品端正，诗品敦厚。人品端正，即要恪守闺范，主要体现在闺秀诗人的小传中。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闺秀每姓名下各叙里居、表字，与夫若子名位，以备征信。其无可考者，阙疑以俟。如有轶事可传、诗话可引者，或详或略，参以评论，使读者诵其诗如见其人。至其中有曾膺一品诰封者，则特书之，以崇国恩。其有祖父兄弟雅副时望，母姑姊妹夙著文名者，亦标出之，以彰家教。”

诗品敦厚，即指闺秀诗作要合乎温柔敦厚之旨。恽珠在《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兹将特就见闻所及，择雅正者付之梨枣，体制虽殊，要不失敦厚温柔之旨。”作诗须“温柔敦厚”，本是清代格调派代表诗人沈德潜提出的诗学主张，其《国朝诗别裁序》在编选闺秀诗时，也始终贯彻这一主张：“闺阁诗，前人诸选中，多取风云月露之词，故青楼失行妇女，每津津道之，非所以垂教也。选本所录，罔非贤媛，有贞静博洽，可上追班大家、韦逞母之遗风者，宜发言为诗，均可维名教伦常之大。而风格之高，又其余事也，以尊诗品，以端壸范。”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和《国朝闺秀正始续集》秉承沈德潜“温柔敦厚”诗学观念，显示出清代乾隆以还诗坛风气向儒家诗教回归的趋势。

清代闺秀选家着重强调闺媛诗作对于普及诗教的重要性，潘素心《国朝闺秀正始集序》说：“《诗三百篇》，大半皆妇人女子之作，而二南冠以关雎。盖正始之道，教化之基，所以风化天下而端闺范者在是矣。”那么，闺秀作诗，如何才能符合“闺范”呢？潘素心《国朝闺秀正始集序》给出答案是：“然则学诗者必尽袪艳冶之词，而得其性情之正，斯可继二南之风化，即选诗者，亦必取其合乎兴观群怨之旨，而不失幽闲贞静之德，然后与诗首关睢之义相符。吾盖读珍浦太夫人《正始集》之选，而知其得于诗教者深也。”

除了在内容上倡导闺范、宣扬诗教之外，清代闺秀选家在闺秀诗选本的体例制定上，也尽量向清廷官方认定的选本规范靠拢，表达对官方权威意志的服从，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便是典型的例子：“各家诗集，体例不一，有编年者，有分体者，有随手杂录者。兹集各就本人，以古今体类次，先乐府，次五言，次七言，以归画一。至卷中提行款式，敬仿《钦定熙朝雅颂集》及《国朝诗别裁》体例，恭遇列圣庙讳敬遵史馆成规，以元允宏容等字代之，御名下一字，谨遵缺笔，惟遇人名，请以宁字代书。”此外，清代闺秀选家在闺秀诗歌选本选源的搜集上，也尽量做到精细谨严，避免疏漏。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例言》：“采诗先取专集，无专集者就各选本及诗话辑入。余则访之族里闺友，美不胜收。今所选至多者，人不过十首，缘是集聊备采风，非为专家刻稿。至题壁等作，里居名氏无可征，实不免有文人假托，然前贤既采入诗话，则疑信俱传，故仍选载而汇入，附录卷中备考。”

当然，清代闺秀选家宣扬诗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闺秀选家借助儒家诗教这一宏大主题来宣扬闺秀诗才，从而使其人其诗传于后世的手段。闺秀选家恽珠就特别强调，《国朝闺秀正始集》的选诗标准不仅注重才调，而且注重风雅教化，并针对清初以来专尚才调的闺秀诗歌选本，提出了批评：“我朝专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媛诗钞》、汪心农《拮芳全集》、蒋泾西《名媛绣针》、许山臞《雕华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然多采历代闺秀，且未免偏尚才调。”《国朝闺秀正始集》和《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在具体操作中，去取极其严谨，黄友琴《国朝闺秀正始集序》：“今太夫人是编，操选綦严，实有以整壹人心，扶持壸教，与寻常月旦自命者不同。”翁瑛《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序》也说：“初吾师恽珍浦太夫人选国朝闺秀诗，名之曰《正始集》，盖以闺房贤淑性情为正。圣人删诗，关雎为首。故集中雅尚风格，不重词华，为女史之箴，意微而显。积数十年，搜罗几及千家，虽海疆外域，有才必录，斯真推盛世之雅化，不仅萃兰闺之韵语也。”

总之，清人清代闺秀诗歌选本经历了从他选到自选的嬗变，这一嬗变历程，透露出清代闺秀诗人的诗学自觉意识的张扬。清代闺秀诗歌的选家们通过选本这一载体，不仅给闺秀诗作提供了传播后世的机会，也促进了女性诗作的经典化，体现出清代闺秀诗歌的选家们对于闺秀诗人诗作的认同和推崇。尤其是清人清代闺秀诗歌自选选本的编纂，一方面遵循了中国古代传统价值标准，强调闺秀之品性高于其才情；另一方面借助诗教这一宏大主题，为闺秀写作争取伦理层面的合理性。这其实是清代闺秀诗人对其诗歌文学价值的集体性自我认定，彰显出清代闺秀诗人对己才的自足以及对文名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