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先声”:新民学会的成立与发展

在巍巍岳麓山下，宽阔的新民路路口，有一座醒目的牌楼，上书：“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毛蔡寄庐流芳千古。”这是蔡畅的题词，是对新民学会历史地位的精确概括。

“建党先声”符合新民学会的历史情况

1915年9月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组织团体，共同寻求救国之道。至1917年冬，在毛泽东周围已聚集15个爱国志士，他们经常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经过上百次的讨论，他们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创造新环境”的具体内容最初是“改良人心风俗”，后来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辛亥革命后的先觉者都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民智未开”。新民学会最初把宗旨定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是反映了当年爱国志士的共识，又是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也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似，都把社会制度的腐败归结为人性发展的不健全。要实现国家、社会、人性的改造，就要发展个人健全的人格。1917年9月22日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在讨论新民学会宗旨时就认为：“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需要有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如俄国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以洗涤国民的旧思想，开发新思想。”他们此时尊崇托尔斯泰和克鲁泡特金。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颂扬：“克鲁泡特金的办法是‘和乐亲善，要使人人养成‘互助的道德。”

新民学會成立时，毛泽东就有“经纶天地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而蔡和森提出要“仿效列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设想“三年之内，务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在通信中，他们研讨了“才、财、学”三者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要以“人才为基，有人就可以生财”。人才分配要“要讲经济”，要有人留法，有人去东南亚，有人留在国内，把寻找革命理论与从事实际工作，研究国情结合起来。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以后应分几种：有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基的学者；有从事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有从事社会运动和社会事业的，有从事教育的，培育人才的。这些思想、计划、实践活动，远远地超出了新民学会最初规定的宗旨。

新民学会成立前一年，俄罗斯发生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给人们带来了新希望。新民学会成立不久，杨昌济从北京传来蔡元培、李石曾正在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消息，给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寻找救国真理提供了一条新路。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里写道：“大家都望着前头的乐国，本着冲动与环境的压迫，勇往前进。”这个“乐国”，是指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一项大活动，是发动和组织346名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学会78个会员中，有19人赴法勤工俭学。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年龄较大者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54岁，长沙“教育界的王”徐特立43岁，较小者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的儿子熊信吾14岁，唐灵运（唐铎）15岁。当时，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有女生60人，其中湖南40名。可见发动的广度和深度。湖南《大公报》评论这些勤工俭学学生“头脑清醒，志向远大，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有即知即行不顾危险之特性”。

新民学会成立后的第二项大活动，是领导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在毛泽东、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领导下，湖南成立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毛泽东任主编），号召“民众大联合”，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发展。“驱张”胜利后，又立即发起湖南自治运动，争取民主自由，以利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1920年2月，毛泽东给陶毅写信：“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克服“人自为战”“浪战”的缺点。不久，他又给张国基写信：我们要采取“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5月8日，暂居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开会，着重讨论“如何把中国搞好”和修改学会宗旨。毛泽东在会上介绍自己的第二次北京之行：“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特别是与李大钊交谈留俄问题，“脑子里装满了愉快”。会议讨论结果：宗旨的修改必须征得在法会友意见。这次会议精神由萧三赴法转达。

7月，在蔡和森、萧子昇主持下，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开会，萧三在会议上传达了半淞园会议精神。会议一致确定学会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方法的认识却有严重分歧。会议决定由萧子昇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萧子昇报告说：“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子昇……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新民学会在思想、理论、干部、组织上为建党做了准备，奠定了基础

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致信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现认清社会主义……其重要使命是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蔡和森在阐述无产阶级革命的4种利器时，特别指出组织共产党的重要性：“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的当，和俄一致的党。”并提出：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希望毛泽东物色如彭璜者百人，潜伏各机关。“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是时，毛泽东已有了建党的思想准备。这年5月，他在上海与彭璜拜访了魏金斯基（即吴庭康），了解俄罗斯建党和十月革命的经验。6月，他在上海与陈独秀、李达交谈，获知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正在成立，接受陈独秀要其在湖南建党的委托。回湘后，他立即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他撰写的《文化书社缘起》介绍：“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即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胜利。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传播这种新文化。俄罗斯研究会的任务，一是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俄罗斯的内外政策；二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是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开办的上海外国语学院有学员50余人，其中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输送去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19人，并经该院短期培训后，转往莫斯科学习。

1920年5月至11月，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的思想认识急速发展。11月25日一天内，毛泽东挥笔写了5封信，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呼声革命”行不通，“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在长期的准备工作中，“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因此，“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

这时，又发生了赵恒惕控制的省议会诬陷毛泽东、彭璜是“扯旗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议员追查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的责任。同月底，省警察厅又诬陷毛泽东召集各人民团体开会、运动军队反对政府，传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向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讲述的“逼上梁山”的背景。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经历：“……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沙的早期组织。

12月1日，毛泽东致信蔡和森，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方针，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并告知蔡和森：“知了就要行的”，长沙已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新年会议，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何叔衡最先表态：“主张过激主义”即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的发言是对当时流行的各色社会主义最精湛的评论，也是他對自己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经历的反省。

1月2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信，郑重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建党史上首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党的指导思想。随后，毛泽东在给彭璜信中，又首倡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这是毛泽东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贡献。

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影响下，新民学会涌现了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会有会员70多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者38人，其中留法勤工俭学者13人，赴东南亚者2人，在国内散布长沙、北京、上海等处者23人。这些早期共产党人中，参加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夏曦、郭亮、罗章龙、李启汉（李森）、李声懈（李中）。蔡和森在法国曾与赵世炎、李立三联系，筹建“中国少年共产党”，由于有人反对，没有达成。之后，蔡和森又与李维汉商议，联络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成员，建立共产党。后因蔡和森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失败，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国，在法国组建共产党的使命，便落到了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的肩上了。

新民学会孕育了大批人才：党的创始人毛泽东、何叔衡、蔡和森；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谢觉哉；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谢觉哉、蔡畅、向警予、萧三、熊瑾玎；革命烈士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罗学瓒、陈昌（章甫）、彭平之、陈子博、李启汉、郭亮、夏曦、方维夏、彭道良（则厚）、傅昌钰、谢南岭；科学家李振翩（承德）、劳君展（启荣）；教育家周世钊、张国基、匡互生（务逊）、朱剑凡、周敦祥；教授陈书农、魏璧、曾以鲁（星煌）、任培道（振予）等。这在五四时期众多社团中，是独一无二的。蔡畅将新民学会定位“建党先声”，名实相副，受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