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杨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孙哲：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杨希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乔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蔡瑞德：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赵小卓：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 究中心主任

中美依旧“非敌非友”

杨毅：中美关系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与危险的十字路口。首先，中美两国战略目标貌似雷同却又相互排异：中国要民族复兴，美国要使自己更伟大。相互认为对方的目标是伤害自己的猜疑加剧。

第二，中美互动中的态势是“美攻、中防”。美国综合战略焦虑症导致了动作走形，中国则希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

第三，中美关系互动有恶性循环甚至失控的风险，尤其是“战略意外”发生后都不肯放弃尊严使得双方难以达成“体面的妥协”。

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已涵盖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经济从压舱石到冲突点，政治领域的相互战略定位还在漂移。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互有防范，但是尽量避免对决。总体来说中美关系动荡将持续一段时间。

第五，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可能通过任何一方完胜来达到，必须双方都做一定程度妥协。在当前运筹中美关系中，我们要努力做到“不失控、不吃亏，不急不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张树华：世界很大，不光有美国。2018年美国不仅对中国出手，还在全球四处出击。美国国内政治在分裂、激化，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在分裂。中美关系很重要，一定要认真对待美国，美国引领世界的能力衰减了，但制造混乱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2019年，美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张颐武：在政治、文化上，中美之间都在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于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很多主导世界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态度变化。在中美关系里，这个趋势也体现出来。过去中美期望借助道义上的制高点来进行博弈、沟通、协调，都试图以更具道德或文化上的优势为基础。现在美国则不顾忌这些，直截了当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生冲突，美国一些保守主义精英甚至把美国国内的问题都外溢到中美关系上，比如芬太尼问题。

我觉得在两国文化、观念上美国如果闹得太僵了，就会引起社会经济、政治问题都会变僵，这是2019年大家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些美国人要在文化、观念上与中国“脱钩”，那么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会发生重大、不可逆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令中美关系可能回不到前40年的基点。

乔良：我们今天怎么判断中美关系呢？简单地判定是敌人还是对手，没有意义。因为美国与中国非敌非友，从贸易战角度看，它仅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但这个竞争对手今天采取的对华方式是帝国式的，与当年大英帝国约束法国、德国的崛起是一回事。而今天美国对我们的约束不是军事上，而是经济、技术上的。

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该怎么办？一味妥协或一味对抗都不可取。那就应确立共同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更多从东方的君子思维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但西方与我们完全不同。孟晚舟事件完全超出我们的思维观念，但对中国来讲是一针清醒剂。我们必须熟悉、学习这种打交道方式。

赵小卓：过去一年大家看到很多现象，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转折性的变化、长期性的变化。从去年12月到今年年初，美国官方发布了多份报告，都把中国定位成“对手”。而过去40年美对华政策是接触+防范，以接触为主。现在已经变为以防范为主，甚至是遏制为主，这是一个主要的变化。

这个“对手”是什么性质呢？是竞争对手，还是战略对手？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界定清楚，然后做出相应的回应。

中美关系进入调整期

杨希雨：当前中美关系态势很可能处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我们要思考的是中美关系40年磕磕绊绊有好多次危机，有的比现在更尖锐，为什么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生态的原因，二是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因。

在政治生态方面，过去中美双方在处理所有尖锐与敏感问题时，都心照不宣地努力控制问题不要外溢。而现在通常会把个别矛盾或具体问题政治化、战略化。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领导人反复讲不打地缘政治的小算盘，但美国许多人仍固执地宣称“这是全球地缘战略”。

在实力对比方面，中美两国开始发生由垂直向水平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这也导致美国的焦虑，打压中国是战略图谋。

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一头通向“新冷战”。如果中美所有问题都被战略化、政治化，那么中美进入新冷战不可避免。但如果双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就有可能建立一种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经过2018年双方激烈博弈之后，我认为2019年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相对比2018年稍平静的调整期，而这个调整期将决定中美是走向新冷战，还是建立起新的大国关系。

袁鹏：我对中美关系没有那么悲观。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两件事情前后相差两天，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中国改革开放那时也无从谈起；没有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也未必可以实现正常化。从此之后40年，这两个伟大的事件都取得了成功。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毋庸置疑，中美关系其实总体也是成功，既没有出现热战，也没有出现冷战。我们现在正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面向未来40年，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首先，跟过去相比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经贸关系。过去40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这个“压舱石”出现了重大的问题。第二，人文交流过去是深厚的基础，现在美国开始在人文交流上制造麻烦与噪音，这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三，可能我们跟全球一样面临重大的困境，不得不面对两个美国：一个是特朗普的美国，一个是其他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有相同的一面，也有手段不一样的一面，我们必须要同时面对。

我们今天有新的优势，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快速跃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主动塑造力，怎么把塑造力用好，第一取决于改革开放，第二取决于高超的外交技巧，第三取决于实力累积。

蔡瑞德：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我一直视自己为中国的好朋友。过去的40多年里，我有25年生活在中国。今天我所代表的中国美国商会，也一直支持着中国与美国经济关系的友好发展。我对2019年的中美关系走向比较乐观，我认为贸易摩擦的结果是双赢。为何这么说？美方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投资与贸易市场，

这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我们回顾历史，只要市场开放的时期，中国经济就会更发达。当然，中国开放市场对美国也有好处，现在一些美国公司认为这个平台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要解决所有分歧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不少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

防止意外状况出现

孙哲：我对2019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根据现行的体制性特点，中国的动员能力很强。而且中国官方在今年已经多次表态，根据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与人民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开放和进 口。所以，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在历史关键时刻是有远见卓识的。

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够在一个新时代变得更强？这特别需要我们考虑大的战略问题。中美关系要走强，中国自身发展要走强，强的标志恐怕就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包括各级官员、知识分子，也包括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幸福感的获得与中美关系的总体态势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我相信只要中国领导人意志坚定，2019年应该说是比较乐观的。但仍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90天谈判不顺利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做好新的准备？第二，2019年中美双方除了比扩大内需之外，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很关键。

张树华：未来中美关系的突发性事件会越来越多，我们希望90天之后中美可以达成协议，这是简单的“休战”。未来“竞争”甚至是“较量”会越来越激烈，因为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和蓬佩奥在布鲁塞尔演讲已经表明，美国人要给世界一个新的规则。当然美国人有没有能力，重新塑造联盟、重塑全世界的秩序，这要打一个问号。

乔良：我觉得国际战略角度看，最大的意外是美国的战略失误。美国认为今天遇到的麻烦与中国的崛起有关，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时代误解。从根本上说，美国今天遇到的麻烦跟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例如并非中国顺差、美国逆差就让美国吃亏，因为美国没有中低端制造业，而全世界使用美元，输出必然是逆差的。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没有道理，即使不进口中国产品，难道美国不从别的国家进口吗？难道那样就没有逆差？

此外，当年柯达与富士胶卷的竞争，是导致柯达衰落的原因吗？不是，是科技进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是互联网经济，中国适应的速度比美国快，虽然互联网是美国率先创建的。美国人应看清问题根源，打贸易战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