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2018-12-13 04:29:22 环球时报

杨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海军少将

张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孙哲: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

杨希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乔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蔡瑞德:中国美国商会主席

赵小卓: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 究中心主任

中美依旧“非敌非友”

杨毅:中美关系当前正处于一个关键与危险的十字路口。首先,中美两国战略目标貌似雷同却又相互排异:中国要民族复兴,美国要使自己更伟大。相互认为对方的目标是伤害自己的猜疑加剧。

第二,中美互动中的态势是“美攻、中防”。美国综合战略焦虑症导致了动作走形,中国则希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

第三,中美关系互动有恶性循环甚至失控的风险,尤其是“战略意外”发生后都不肯放弃尊严使得双方难以达成“体面的妥协”。

第四,中美战略竞争已涵盖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经济从压舱石到冲突点,政治领域的相互战略定位还在漂移。安全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互有防范,但是尽量避免对决。总体来说中美关系动荡将持续一段时间。

第五,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可能通过任何一方完胜来达到,必须双方都做一定程度妥协。在当前运筹中美关系中,我们要努力做到“不失控、不吃亏,不急不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张树华:世界很大,不光有美国。2018年美国不仅对中国出手,还在全球四处出击。美国国内政治在分裂、激化,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在分裂。中美关系很重要,一定要认真对待美国,美国引领世界的能力衰减了,但制造混乱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2019年,美国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张颐武:在政治、文化上,中美之间都在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于上世纪60年代形成的很多主导世界的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态度变化。在中美关系里,这个趋势也体现出来。过去中美期望借助道义上的制高点来进行博弈、沟通、协调,都试图以更具道德或文化上的优势为基础。现在美国则不顾忌这些,直截了当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发生冲突,美国一些保守主义精英甚至把美国国内的问题都外溢到中美关系上,比如芬太尼问题。

我觉得在两国文化、观念上美国如果闹得太僵了,就会引起社会经济、政治问题都会变僵,这是2019年大家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一些美国人要在文化、观念上与中国“脱钩”,那么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会发生重大、不可逆的变化,这些变化将令中美关系可能回不到前40年的基点。

乔良:我们今天怎么判断中美关系呢?简单地判定是敌人还是对手,没有意义。因为美国与中国非敌非友,从贸易战角度看,它仅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但这个竞争对手今天采取的对华方式是帝国式的,与当年大英帝国约束法国、德国的崛起是一回事。而今天美国对我们的约束不是军事上,而是经济、技术上的。

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该怎么办?一味妥协或一味对抗都不可取。那就应确立共同的游戏规则。我们过去更多从东方的君子思维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但西方与我们完全不同。孟晚舟事件完全超出我们的思维观念,但对中国来讲是一针清醒剂。我们必须熟悉、学习这种打交道方式。

赵小卓:过去一年大家看到很多现象,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转折性的变化、长期性的变化。从去年12月到今年年初,美国官方发布了多份报告,都把中国定位成“对手”。而过去40年美对华政策是接触+防范,以接触为主。现在已经变为以防范为主,甚至是遏制为主,这是一个主要的变化。

这个“对手”是什么性质呢?是竞争对手,还是战略对手?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界定清楚,然后做出相应的回应。

中美关系进入调整期

杨希雨:当前中美关系态势很可能处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我们要思考的是中美关系40年磕磕绊绊有好多次危机,有的比现在更尖锐,为什么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候?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生态的原因,二是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原因。

在政治生态方面,过去中美双方在处理所有尖锐与敏感问题时,都心照不宣地努力控制问题不要外溢。而现在通常会把个别矛盾或具体问题政治化、战略化。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领导人反复讲不打地缘政治的小算盘,但美国许多人仍固执地宣称“这是全球地缘战略”。

在实力对比方面,中美两国开始发生由垂直向水平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这也导致美国的焦虑,打压中国是战略图谋。

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一头通向“新冷战”。如果中美所有问题都被战略化、政治化,那么中美进入新冷战不可避免。但如果双方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就有可能建立一种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经过2018年双方激烈博弈之后,我认为2019年中美关系会进入一个相对比2018年稍平静的调整期,而这个调整期将决定中美是走向新冷战,还是建立起新的大国关系。

袁鹏:我对中美关系没有那么悲观。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两件事情前后相差两天,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中国改革开放那时也无从谈起;没有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也未必可以实现正常化。从此之后40年,这两个伟大的事件都取得了成功。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毋庸置疑,中美关系其实总体也是成功,既没有出现热战,也没有出现冷战。我们现在正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面向未来40年,这两件事情是什么关系?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首先,跟过去相比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在于经贸关系。过去40年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这个“压舱石”出现了重大的问题。第二,人文交流过去是深厚的基础,现在美国开始在人文交流上制造麻烦与噪音,这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第三,可能我们跟全球一样面临重大的困境,不得不面对两个美国:一个是特朗普的美国,一个是其他的美国,而这两个美国有相同的一面,也有手段不一样的一面,我们必须要同时面对。

我们今天有新的优势,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快速跃升。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具主动塑造力,怎么把塑造力用好,第一取决于改革开放,第二取决于高超的外交技巧,第三取决于实力累积。

蔡瑞德: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我一直视自己为中国的好朋友。过去的40多年里,我有25年生活在中国。今天我所代表的中国美国商会,也一直支持着中国与美国经济关系的友好发展。我对2019年的中美关系走向比较乐观,我认为贸易摩擦的结果是双赢。为何这么说?美方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投资与贸易市场,

这对中国的经济有好处。我们回顾历史,只要市场开放的时期,中国经济就会更发达。当然,中国开放市场对美国也有好处,现在一些美国公司认为这个平台是不公平、不平等的。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而要解决所有分歧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不少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

防止意外状况出现

孙哲:我对2019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根据现行的体制性特点,中国的动员能力很强。而且中国官方在今年已经多次表态,根据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需要与人民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开放和进 口。所以,我相信中国领导人在历史关键时刻是有远见卓识的。

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在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的情况下,中国怎么能够在一个新时代变得更强?这特别需要我们考虑大的战略问题。中美关系要走强,中国自身发展要走强,强的标志恐怕就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包括各级官员、知识分子,也包括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幸福感的获得与中美关系的总体态势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我相信只要中国领导人意志坚定,2019年应该说是比较乐观的。但仍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90天谈判不顺利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做好新的准备?第二,2019年中美双方除了比扩大内需之外,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很关键。

张树华:未来中美关系的突发性事件会越来越多,我们希望90天之后中美可以达成协议,这是简单的“休战”。未来“竞争”甚至是“较量”会越来越激烈,因为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和蓬佩奥在布鲁塞尔演讲已经表明,美国人要给世界一个新的规则。当然美国人有没有能力,重新塑造联盟、重塑全世界的秩序,这要打一个问号。

乔良:我觉得国际战略角度看,最大的意外是美国的战略失误。美国认为今天遇到的麻烦与中国的崛起有关,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时代误解。从根本上说,美国今天遇到的麻烦跟中国没有太大关系。例如并非中国顺差、美国逆差就让美国吃亏,因为美国没有中低端制造业,而全世界使用美元,输出必然是逆差的。把责任归咎于中国没有道理,即使不进口中国产品,难道美国不从别的国家进口吗?难道那样就没有逆差?

此外,当年柯达与富士胶卷的竞争,是导致柯达衰落的原因吗?不是,是科技进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问题是互联网经济,中国适应的速度比美国快,虽然互联网是美国率先创建的。美国人应看清问题根源,打贸易战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