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坛：PS事件VS泄密事件

科技真的是利器

晚清历史上，著名的PS事件有三起。

第一起发生在1884年，招商局负责人马建忠为了打击官场对手，也是他的副手沈能虎，就把沈能虎的照片与一个名妓的照片合成在一张照片上，并向洋务派大员李鸿章做了汇报，本以为李鸿章会把沈能虎给撤职的，但是，李鸿章只训斥了沈能虎几句而已，并未深究，这让马建忠好不失望。

第二起PS事件的当事人岑春煊可没有沈能虎的好运气。岑春煊是晚清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度深受慈禧太后的赏识，与袁世凯势力抗衡，史称“南岑北袁”。正所谓“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再者，岑春煊是有名的“官二代”，为人张扬，在各个岗位上得罪了不少掌握实权的人物，于是，想给他使绊子的大有人在。

岑春煊被伪造合影的事件流传甚广，相当有名，通行有两种版本。

一种版本是，朝廷任命岑春煊第二次担任两广总督后，他很不情愿，赴任走到上海就装病不愿意再向南走了，成天与上海的名士交游，这就受到上海道台蔡伯浩的猜疑嫉恨，就把岑春煊的照片与梁启超的照片PS在一起，作为岑与逆党勾结的证据向清朝廷打了小报告，使得岑春煊获罪。清朝有名的“官二代”刘体智在著作 《异辞录》 中有对此事的记述。

另一版本是，岑春煊在第一次两广总督任上，弹劾、查办了一大批地方官员和富有商人，因此得罪了他们的中央总后台庆亲王奕劻，于是，这个利益集团就悬赏港币百万元，要把岑春煊排挤出广州。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种活，一般人是干不了的，但是，中国之大，能人也多，香港同盟会首领陈少白接下了这个单子。

众所周知，慈禧太后最恨保皇党，保皇党当然也把慈禧作为最主要的攻击对象。康有为曾在日本横滨 《清议报》上撰文，痛骂慈禧是武则天是杨贵妃，其中最厉害最伤人的一句话是：“那拉氏者，先帝之遗妾耳。”慈禧对康有为、梁启超可谓恨之入骨。—— 终其一生她没有赦免康有为、梁启超—— 这正好被脑筋灵活的陈少白大做文章。他先将梁启超、岑春煊和康有为的忠实弟子麦孟华这三个人的个人照片分别弄到手上，然后把这三个人的照片用翻拍技法合成在一起，制成了一张联座PS照，岑中坐，梁居左，麦在右，再将三人“合影”在上海、天津、北京乃至南洋、美洲等广为散布。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那时，照相技术刚刚传入中国，国内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毫不了解，于是，陈少白一伙瞒天过海，推动各大报馆纷纷转载三人“合影”，并在报纸上发布相关文章，造出种种假象，即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三人来往密切，志同道合，成了轰动当时的大新闻。

朝廷大员岑春煊与康梁等保皇党结为一伙的传言，很快就传入慈禧耳中，起初她还不信，但是有人把三人“合影”和相关报纸文章恭呈到老佛爷的案头后，她也就不能不信了，气得大骂岑春煊忘恩负义，并罢免了他的两广总督职务，命他火速到京交代情况。此事的前前后后都由陈少白一手策划，悬赏港币一百万除了作为活动经费之外，余数都被他笑纳囊中，在香港置办了好大的产业，这在当时革命党中广为流传。

倒岑派的目的达到了，陈少白的策划也圆满收官，岑春煊的麻烦才刚开始。岑春煊一到北京就赶紧搞危机公关，他找到了救命稻草李莲英。早在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等西逃时，岑春煊在勤王护驾的路上就跟李莲英建立了“友谊”，绝对铁杆。朋友有难，两肋插刀，更何况是足智多谋、手眼通天的李大总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大总管果然不负所望地把岑春煊从生死线上给捞了回来，挽救了他的政治生命。要问李莲英是如何施展魔法的，说白了很简单，他也玩了回PS技法，这在清人著作《世载堂杂忆》 中有记载：“将西太后 （慈禧） 相片，作观音装，中座;李自作韦陀装，立太后左。”就是说李莲英将慈禧的老照片也给PS了！—— 这是晚清历史上第三起有名的PS事件。

在李莲英搞的PS照片中，慈禧依然保持着她观世音的造型，而李莲英摇身一变，由原来照片中的善财童子变成了护驾的韦陀。逢了个太后心情很好的日子，李莲英拿着PS过的照片去叩见慈禧，说：“太后您瞧，奴才什么时候侍奉老佛爷照过这样的照片？”慈禧也很奇怪。李莲英自问自答：“呵呵，我的老佛爷啊，这哪里瞒得了您啊！其实，这不过是民间的小把戏罢了！就像岑春煊与梁启超、麦孟华三个人的‘合影一样，那不过是奸诈之人设计出来讨巧卖钱的伎俩，以混淆是非，陷害忠良，此風不可长，老佛爷您应该颁布命令禁止啊！”

慈禧是何等聪明之人，见了李莲英PS的照片，听了他说的话，一时恍然大悟，对岑春煊的愤恨也冰释了。多亏了李莲英的鬼才和将计就计，岑春煊重获重用。不过，这样的捞人法也只有慈禧太后身边的红人李莲英才可使之奏效。

一百多年前，岑春煊因为PS照躺着中枪，而他再次崛起重新复出，还是靠了PS照片逢凶化吉，晚清大员岑春煊应该对PS技法终生难忘吧！

政坛泄密事件

古话说，机不密，祸先发。要件泄密，在历史上备受关注。晚清曾频发泄密事件。

1.时任江西巡抚刘坤一泄密事件

同治九年 （公元1870年）“庚申，刘坤一以漏泄密谕，褫职留任”。刘坤一时任江西巡抚，作为封疆大吏，竟然泄露了皇帝的秘密谕旨，问题很严重，处理结果是“褫职留任”，此事被白纸黑字地记录在 《清史稿》 中。

《清实录》 也记录了这起事件：同治九年，“吏部奏，江西巡抚刘坤一漏泄密寄，遵旨严议。刘坤一应比照例案，于降一级留任例上从严加等。议以革职留任。从之”。

上述两文献所载刘坤一泄密事件，都是同治九年。然而，另一部清朝史料 《清史列传》卷五十九中记载的是同治四年 （公元1865） 五月，刘坤一“擢江西巡抚。旋因泄露寄谕，部议革职留任”。对刘坤一的处分，同样是“革职留任”，但时间相差了五年。

此三史料均非杂史，或许有两种可能：其一，刘坤一在1865年和1870年各违纪泄密一次，都受到了公开处分;其二，以上三史料所记均为同一事件。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坤一在担任江西一把手期间，确实因泄密事件被处分过。

有意思的是，刘坤一在泄密受到处分后，仕途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运亨通。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翌年晋为两广总督。1880年起，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与张之洞一起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并在晚清诸多历史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香港和上海报纸泄露军事机密

同治十三年 （公元1874） 二月，日本政府派兵三千进攻台湾。三月二十三日，日军在琅乔强行登陆，遭到高山族人民的英勇反击。

三月二十九日，清廷发出密旨：“日本国使臣上年在京换约时，并未议及派员前赴台湾生番地方之事，今忽兴兵到闽，声称借地操兵，心怀叵测……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应如何调拨兵弁之处？着会商文煜、李鹤年及提督罗大春等酌量调拨……并着李鸿章、李宗羲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办。”

这份密谕显然属于国家军事机密。但不到半月，五月十二日香港 《华字日报》 即将全文刊载。此后，“林华书院新报、上海汇报，一系五月二十三日刊发，一系五月二十八日刊发”。而且还刊发了沈葆桢四月十九日的奏折。对此，清政府大为恼火。

上海属于两江总督管辖地。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五日，清政府连发两道谕旨，令两江总督李宗羲严查，并严格规定了文件管理办法：“嗣后遇有中外交涉事件，务当益加慎重，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并着照该大臣所请，嗣后奉到谕旨及陈奏折片，除抄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应行函寄各处外，其余均不必抄咨，以昭严密。”

九月二十日，两江总督汇报朝廷：“检核上海林华书院新报，载有三月二十九日廷寄一道，及闽省拟购铁甲轮船等事，据刊系由香港华字日报中钞来。饬据苏松太道沈秉成查覆，香港华字日报内有台湾消息一条，已载明由福州寄来字样……此次漏泄并非由于上海，已无疑义。嗣后办理交涉事宜，自当遵旨格外严密，以昭慎重。两江总督李宗羲把皮球踢到了福州，泄密事件并非起源于上海，两江衙门没有责任。

3.泄密者竟被聘为驻美使馆参赞

十一月初二日，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福建巡抚王凯泰等就泄密问题报告中央政府：“伏查闽省洋务，向由督臣主稿，臣鹤年到任后，凡洋务密件，皆由信函往来，不经书吏之手。遇有事，与臣煜、臣凯泰面商办理，非但新闻纸不能道其只字，即同城司道不经管洋务者，亦未尝得闻其详……此外臣等所奉密谕及各处钞寄密折、密函，皆系内署封存，秘之又秘，并无一字外播者。……及先后接到李宗羲来咨并沈葆桢钞寄折，始知前项密件、有刊入香港新闻纸者……即派委同知文绍荣前往香港密查所刊前件，毕竟得自何处，传自何人，以期水落石出。”

于是，把侦查目标放在香港，“续查出主笔陈贤，即陈叆亭，广东新会县属潮连司人”。但 《华字日报》 的主笔陈贤“现在台湾府城”。追查到台湾，台湾道夏献纶汇报：“访闻陈贤有在道员黎兆棠处之说，当经亲往查询，据该道称，祗有陈言即陈霭亭，广东新会县人，已于八月初二日内渡，闻其已回香港等语。‘贤、‘言、‘瑷、‘霭，语音相同，其即系一人无疑。”

同治朝 《筹办夷务始末》 记载了一份十二月初五日福州方面官员的奏折，提出处理泄密事件的关键性方案：“现既已查有主名，祗须陈言即蔼亭究由何处泄漏，一经提讯，不难水落石出。惟自八月初二日到今，已逾数月，难保不回新会原籍。即使仍在香港，按照条约，就近由粤照会英国官解送，似亦易获案……可否仰恳饬下两广督臣张兆栋，密饬设法查孥务获，解讯严办。”

对此，清政府指令：“查明新闻纸刊刻密件之陈言……于八月间由台湾内渡，已回香港……著张兆栋密饬所属，将陈言即陈蔼亭设法查拏解讯，从严惩办。”并将抓捕泄密人陈言的任务交给了两广总督。

此時已是同治十三年 （公元1874年） 十二月。早在九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已与日本议定，赔偿兵费银十万两，修道、建房等银四十万两，日本从台湾退兵。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病逝，对泄密案的追查就松懈下来，渐渐再没了下文。两广总督也没有抓捕陈言。

匪夷所思的是，之后，清朝官员陈兰彬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 （西班牙） 及秘鲁，还聘请了陈言作为驻美使馆参赞及古巴总领事，泄密案再没人提起。

4.晚清社会对泄密案件的态度

晚清的著名报人汪康年在笔记中说：“以己国消息输于外人，从前未有发之者，近乃纠惩一二。意从前吾国之事，坏于此辈者不知凡几，真狗彘不若矣。”可见，他对于泄露国家机密与外国人之举，深恶痛绝。并且，他的笔记中还记载了两件事：

一是“相传从前有密约适在某枢相手中，枢相性谨密，置靴掖中，不外露。某习于其家，则赂相之孙，乘相睡时窃取捷抄去，得巨金”。二是“又前年梓官奉移时，某署人均出，惟留二三供事，则有以重赂入，发其机要之柜锁，抄取密要文件以去。”最后，他又指出了机要密件泄露“为之者固不胜诛，然藏之者亦尚嫌疏漏”。

无论是刘坤一泄密事件的处理，还是陈言的《华字日报》 及 《上海新报》 泄密案，或者是汪康年所列举的泄密事，都暴露出晚清在国家机密管理上的严重问题，而且，政府对于泄密案的处理敷衍潦草，几乎都不了了之，也属于晚清怪事。

（选自《历史是个圈》/李晓巧 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