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幅书法谈闻一多、臧克家的师生情

慕津锋

这是一幅1944年10月，闻先生特意用篆文书写《天保》第3、6章，送给学生臧克家40岁（实为39岁）的生日礼物。该书法现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全文共99个字。该幅篆书线条匀实朴拙，圆转遒劲，给人一种古奥、渊博、肃穆、渊静之感。此幅书法让我们有机会探寻闻一多与臧克家14年的师生情谊。

1930年夏，闻一多受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前往国文系任教。不久，臧克家报考青岛大学。因高中开学不久，臧克家便只身前往武汉参加大革命，高中数学他几乎没有学过，所以报考青大时，数学成绩最后为零。而当时青大国文考试共有两题，一个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个是“杂感”，两题可任选一道。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在“杂感”一题中，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人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虽短小却饱含哲理，主考官闻一多看后，却极为欣赏。他以诗人特有的敏锐，看出臧克家是可堪造就的诗才。一向判分极严的他，竞给了臧克家98分的高分。而后，更是力荐学校将数学考试为零，根本无法录取的臧克家破格录入青大外文系。这让臧克家接到青大通知书时，很感意外。因为自己的数学成绩为零，而且青大这次招生要求很严，很多人都落榜了。

入学后，臧克家最初在梁实秋做主任的英文系学习，因臧克家对英文实在吃不消，便想转读国文系。当臧克家鼓足勇气走进国文系主任闻一多的办公室时，已有好几个人站在那里，他们都想转到国文系。闻一多对来的学生们说：“不行了，人太多了。”这些学生都失望地走了，只剩下臧克家一个人。闻一多很诧异，便问：“你叫什么名字？”臧克家回答道：“臧瑗望。”（臧克家是借臧瑗望的文凭考入青大的。）“好，你转过来吧，我记得你的《杂感》。”就这样，臧克家凭借着《杂感》，顺利转入国文系。入国文系后，臧克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虽然之前，他已开始写诗，但他依旧如饥似渴地学习诗歌创作，他时常拿着自己新写的诗向闻先生请教。闻先生总是热情地对他的每首诗作出点评：他告诉臧克家，他每首诗的好处在哪里，缺点在哪里，哪个想象很聪明，哪个字下得太嫩。有时他也会在自己认为好的句子上画上双圈。在闻一多精心教导下，臧克家很快成为青大国文系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那时，臧克家先后创作了《炭鬼》《像粒沙》《老马》《难民》《元宵》等诗歌。其中《难民》《老马》还被闻一多介绍到《新月》月刊发表。受闻一多先生影响，这一时期，臧克家不仅注意诗歌的韵律，而且还非常注意诗歌的遣词造句，对每一首诗，每一个字，他都是反复推敲。正是出于对诗歌的共同爱好，他们渐渐成为了无所不谈、惺惺相惜的“知己”师生。

1932年，当闻一多离开青大回清华教书后，他特地给臧克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已可以无憾，我在‘青大交了你这样一个朋友，也就很满意了。”臧克家则继续在青大（1932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求学。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自己的诗集《烙印》，因他名不见经传，书店都不愿拿钱出版。作为一个穷学生，臧克家无法支付这昂贵的出版费用。当远在清华的闻一多得知此事后，便联系王统照，每人出资20块大洋给生活书店，使得该书顺利出版。不仅如此，闻一多还亲自执笔为臧克家诗集《烙印》作序，在序言中，闻一多对学生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作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在闻一多的大力提携下，《烙印》出版后，很快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茅盾、老舍、王统照、朱自清等纷纷为《烙印》著文评价。茅盾在《一个青年诗人的“烙印”》中说道：“《烙印》的22首诗只是用了素朴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我相信在目今青年诗人中，《烙印》的作者也许是最优秀中间的一个了。”老舍在《臧克家的〈烙印〉》一文中鲜明地表示：“《烙印》里有二十多首短诗都是一个劲，都是像‘一条巴豆虫嚼着苦汁营生的劲。他的世界是硬的，人也全是硬的。克家是对现在的世界和人生决定了态度，是要在这黑圈里干一气。”王统照则说：“‘臧克家的出现真像在诗坛上掠过一道火光。”朱自清则指出：“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歌出现后，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歌。”随着《烙印》的出版，臧克家开始在诗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位。

1937年夏，臧克家因事到北平，他特意前往清华园拜访老师闻一多。当闻一多见到臧克家，惊喜地站了起来。聊天时，闻一多谈到最近自己因忙于《诗经》《楚辞》、史前史、中国神话的研究，已很少写诗，早已是“门外汉”，但他却一直关注着臧克家的诗歌创作。他们那次见面谈了很久，当臧克家起身离开时，闻一多执意要出门相送。此次见面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9日，臧克家与闻一多意外地在北平火车站再次相遇。当臧克家看到老师只带了一点随身物品，惊讶地问道：“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感慨地说：“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臧克家听后很是难过。他们乘坐的火车在天津要重新换车，旅客蜂拥地从车下向上挤，就像沉在水里争着要找一个把手似的。臧克家因为年轻，从窗子里爬了进去。闻先生则凭“红帽子”帮忙，全家安然登上了车。上车后，闻一多一下子给了那个搬运夫五元一张的钞票，这让臧克家很感动。因为战争突发，闻先生随身携带的钱物其实也不多，前途如何？谁也不知道。在德州，臧克家辞别老师，下了这趟列车。此后，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直到1943年，他们才再次互通书信。那时，臧克家在重庆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有一天，臧克家在报刊上看到老师闻一多发表的新作，读后很是感动，便立即致信老师。不久，臧克家终于等到闻先生的第一次回信。信的一开头，闻一多写道：“如果再不给你回信，那简直是铁石心肠了。”其后，他便开始“埋怨”臧克家人云亦云地说他“只长于技巧”，“其实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他痛……”随后，他说自己这些年在搞历史，现在总算搞通了。“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此后，他们便开始偶有联系。有一次，臧克家去信关切地询问闻一多除了研究工作还经常做些什么？老师是否能将自己介绍到西南联大教书？闻一多很快回信，说：“此间人人吃不饱，你一死要来，何苦来。乐土是有的，但不在此间，你可曾想过？大学教授，车栽斗量，何足重你？”那时的闻一多已走出书斋，大声地为中国民主呐喊。因此，他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久，当重庆报纸登出国民政府教育部解聘闻先生的消息时，臧克家立刻在重庆写了抗议文章，并创作了《擂鼓的诗人》寄给老师，以示声援。该诗深深打动了闻一多，他在回信中說道：“你在诗文里夸奖我的话，我只当是策励我的。从此我定不辜负朋友们的期望。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很快，臧克家又收到一封从西南联大寄来的信，明明是老师的手笔，但皮面上却写着“高”寄。臧克家拆开一看，是几张呼吁团结的传单，上面有改正的错字，及添加的小字。闻一多在第一张的边上写着：“这就是我多年来的工作。请把它们分散给朋友们看看。”读完传单，臧克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他在闻先生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勇气与力量。但他也为老师的安全，隐隐感到担忧。

1945年抗战胜利后，闻一多剃去了长胡，并积极投身到“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去了。臧克家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办方为了闻先生的安全，并没有安排他发言。但闻先生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他痛斥了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下午，他又主持召开了《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李公朴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在返家途中，闻一多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当臧克家在南京看到老师被暗杀的消息后，悲痛万分。为纪念老师，他后来创作了《我的先生闻一多》一文。在文中，臧克家深切缅怀了自己的恩师，“这枪是无声的、卑鄙的;而他的呼声却是响亮的。他的人，他为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却是伟大的，堂皇的”。

在随后的几十年岁月中，臧克家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位恩师，并一直随身珍藏着这幅书法。直到望百高龄时，臧老仍说，没有闻先生就没有他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