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工作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涂丽 乐章

摘要：市场经济的发展衍生出一部分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贫困的城市工作贫困群体，其生活状况一直为社会所忽视。本文以劳动者工作现状和相对贫困线为标准测量城市工作贫困程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测算出我国城市社会的工作贫困发生率为27%左右，工作贫困深度平均约为84%。并构建了城市工作贫困及其贫困深度的影响因素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负担大是工作贫困者相对于传统贫困的典型特征，而职业和行业收入差异是工作贫困者无法通过工作改善生计的主要原因。关注城市工作贫困群体的生计问题，提升人力资本、消除职业壁垒和加强困难群体教育及医疗等综合措施是缓解城市工作贫困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工作贫困；工作改善；传统贫困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8）05-0020-11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5003

收稿日期：2017-09-26；修订日期：2018-03-13

作者简介：涂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乐章（通信作者），社会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 Study on the Working Poor in the Cit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Evidence from CFPS Data

TU Li，YUE Zh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re are part of the urban workers can not get rid of poverty even if they work hard. Their living conditions have been ignored by th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work status quo and the relative poverty lin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poverty degree of urban workers， and uses the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o measure the working poor in our urban society. It displays the working poor rate is 26% and the depth of work poverty is 84%. This paper also constructed the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working pover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mily burden i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working poor relative to the traditional poverty， and the labor market exclusion is the main reason why the working poor cannot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 through work.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alleviate the poverty of urban worker by focusing on the livelihood problems of urban working poor groups. Raising human capital， promoting employment further， eliminating occupational barriers and strengthening the difficulties of group education and medical treatment could be helpful.

Keywords：working poor； working improvement； traditional poverty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一直以来，贫困都被认为是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结果。传统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个人懒惰或缺乏劳动能力造成的，人们普遍相信，只要一个人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就一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1]。基于这一点，扶贫政策也多以帮助劳动者恢复劳动能力和促进就业为主。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家普遍出现一种反常现象，即一些劳动者即使拼命劳动，每周工作很长时间，依然不能避免陷入贫困[2]，這种现象被称为“工作贫困”

（Working Poor）。工作贫困由此成为城市社会中区别于传统“无业贫困”的一种新型贫困现象。

工作贫困的概念最早出现于美国关于黑人问题的研究中[3]，随后学术界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因素对工作贫困的影响，证实了工作时间并不是劳动者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低工资、低权益和低保障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才是导致工作贫困的直接原因[4-5]。随着研究的深入，一部分学者从宏观制度角度分析了工作贫困现象，着重研究了不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国家的工作贫困问题[6-7]，认为一国的福利模式对工作贫困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福利国家的衰败是工作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8]。相关研究进一步将社会福利模式的衰退归结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认为新自由主义体制通过渗透经济、福利政策而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排斥在正规的劳动权益和福利体系之外，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从而导致工作贫困[1]。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已经进入了贫困的第三个阶段，传统的强势群体如青年工作者和技术工人等相继陷入贫困状态，呈现出一种新形态的贫困现象，哈灵顿（Harrington）认为经济全球化正是产生这种新型贫困的主要原因[9]。随后相当一部分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了工作贫困问题，认为国际贸易和全球投资[10]、全球经济危机和新兴国家的兴起[11]等因素是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工作贫困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个体和家庭层面对工作贫困群体展开研究，分析了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以及家庭因素如家庭规模和家庭人口结构等与工作贫困的关系，认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家中受教育子女较多、劳动力有限的人员更易陷入工作贫困[12-13]，移民在加拿大被认为是典型的工作贫困群体[14]。

中国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制以来，我国开始出现一大批非正规就业群体[15-16]。低工资、低保障和沉重的家庭支出使得他们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呈现出一种新型的贫困状态。虽然城镇绝对贫困的人口规模逐步下降，但伴随着收入差距的逐步拉大，城镇中相对贫困问题日益严重[17]，相当一部分人群虽然有工作但依旧无法避免陷入贫困状态，成为典型的“工作贫困”群体。特别是在某些大城市当中，由于财产性资源的缺乏，青年工作者面临较大的买房和还贷压力，工作贫困呈现出一定的年轻化趋势[18]。正如芦恒对韩国青年工作贫困问题的研究一样，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工作贫困群体规模较大，逐步发展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呈现出一定的阶层特征，形成“工作贫困阶层”[1]。虽然工作贫困阶层内部也存在一些结构性差异，但与传统“无业贫困”不同的是，他们都拥有工作，并通过工作获得主要收入来源。不难发现，工作贫困现象已经普遍存在于我国城市社会当中，并不断蔓延和固化。

工作贫困已经成为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而我国当前的贫困政策仍然是以传统贫困理论指导下的城镇无业贫困的帮扶和救助为主，对工作贫困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学术界对国内工作贫困问题的研究也非常有限，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文献。鉴于此，本文以工作贫困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方法和经验，对我国的工作贫困程度进行测算，并从微观角度深入分析不同层面因素对工作贫困的影响，探讨工作贫困的特征和致贫原因。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内卷化”作为解释中国农村问题的理论之一，主要指通过增加劳动投入而最终提高劳动产出的现象，更确切地说，是以牺牲单位劳动日生产效率为代价而获取产出的提高[19]。工作贫困者越忙越穷的内在机理在于劳动者大量投身于单位边际劳动报酬下降的工作以获取维持基本生计的糊口经济，此时劳动者获得的是急剧下降的单位劳动报酬，其获得的工作收入实质上是一种“内卷化”增长。增加投入的劳动时间并未获得逐步增长甚至相对平稳的单位时间劳动报酬。劳动者的单位时间劳动报酬越低，证明劳动者增加的劳动投入的边际报酬下降，因而越忙越穷，成为典型的工作贫困群体。劳动的内卷化还与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的需求满足情况高度相关，后者体现了劳动者在工作中所获得的不同层面的自我成就感。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讨论了劳动者在经济收入层面的劳动内卷化（工作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在任何时期，劳动者的个体因素及其所代表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都是劳动者获取经济来源和实现自我发展的前提条件。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工作贫困呈现出一定的年轻化趋势，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和身体状况等都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直接影响着劳动力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收益，故劳动者的个体因素是影响其陷入工作贫困及其工作贫困深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12-13]。

沉重的家庭负担一直都是劳动者及其家庭陷入贫困的直接影响因素，大量研究表明沉重的教育和医疗支出以及较高的生活成本往往成为贫困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20-21]。一些外部风险事件如疾病和意外事故等也是导致家庭贫困的直接诱因。在城市生活中的各项日常生活成本如食品和住房等基本生活支出，以及由于子女教育和家人医疗等支出而带来的沉重家庭负担是劳动者努力工作却还处于贫困之中的重要推力。因此，劳动者的家庭因素成为劳动者个体陷入工作贫困状态的第二个层面的影响因素。

就业是城市劳动者获取经济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劳动者的就业质量直接影响着其单位劳动报酬，成为其陷入劳动内卷化增长和劳动贫困状态的直接原因之一。尹海杰和王翌佳关于东北地区城市劳动贫困群体就业质量的研究表明，劳动贫困群体的就业质量整体偏低，就业并不能改善劳动贫困群体的生活状态，对抑制贫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就业质量而非就业状态[22]。自国有企业相继实施市场化改革以来，大批下岗职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由于自身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供求失衡等原因，其就业质量普遍偏低，工作收入难以保障。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同行业和职业层级之间的收入差距经常会导致劳动者陷入贫困状态并不断强化贫困程度。故劳动者个体的就业因素是其陷入工作贫困第三个层面的主要原因。

三、工作贫困的测量与分布

虽然工作贫困现象已经逐渐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学术界对工作贫困的描述性定义为：个体有工作且获得工作收入，但其个人及家庭依旧处于贫困之中[23-24]。在操作化方面，克姆（Kim）和麦格皮斯（Mergoupiss）将工作贫困者界定为“8 岁及以上，四個月内至少工作一个星期并且符合领取食品券或抚养未成年人子女家庭援助（AFDC）条件的人”[25]。针对工作贫困现象，不同国家分别做出了具体的操作化界定标准，但各国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周娟

周娟在论文《关于工作贫困的述评与展望》中总结得到：美国工作贫困的界定标准是家庭成员一年总工时超过1750小时且家庭收入低于FPL；加拿大的界定标准为家庭总收入超过50%是来自工资或自营收入且家庭税后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韩国的界定标准为家庭中至少有一个成员在工作且家庭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英国的界定标准为家庭中至少有一份收入是来自全时或部分工时的工资且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所得中位数的50%或60%。综合整理了各国对工作贫困的界定标准，系统梳理了工作贫困的起源和不同国家的应对方式[26]。根据各国对工作贫困的操作化定义可以发现，工作贫困的内涵必须同时满足工作维度和贫困维度两个条件。工作贫困的界定因此可以分解为对工作的界定和对贫困的界定两个方面，必须同时符合工作和贫困两个标准才能称之为工作贫困。

一般而言，工作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社会分工状态，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用工形式更加多样化。在界定工作贫困的操作化过程中，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操作标准，如美国以工作时间为标准，加拿大以收入比例为标准。还有学者则直接用被访问者主观对现阶段工作状态的陈述进行界定[13]。考虑到工作形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本文对工作的界定综合考虑了时间和季节性因素，即认为劳动年龄阶段人员在过去一周从事获利性劳动1小时以上或现处于淡季、休假时期，过一段时间仍返回原劳动岗位的都是有工作状态。这种界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非正规就业人员工作状态的漏出情况。本文所涉及的工作贫困是一个相对贫困的概念，工作贫困者并非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因此不适合采用绝对贫困线标准进行测量。国际贫困线标准以相对贫困的概念作为理论基础，采用收入比例法确定贫困线标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于1976年根据其成员国的调查数据，测算出贫困标准相当于个人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50%，即国际贫困线标准[27-28]。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差距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直接用其既定比例就会脱离实际

[29]，因此本

研究对该标准进行了相应调整以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

根据王晓琦和顾昕[30]等人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相对贫困线约等于人均收入的30%左右，故

文中以个人可支配收入低于中等收入水平的1/3作为界定相对贫困的标准

由于平均收入可能受到样本分布的影响，本文以个人中位收入作为中等收入标准。，其中个人可支配收入由家庭年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规模求得。

根据工作和贫困两个维度，可以将城市群体划分为工作贫困、传统贫困、工作改善和社会依赖四种类型。表1展示了四种类型的划分标准及其分布。在所有样本中，有27%左右的城市劳动群体处于工作贫困状态。接近一半的群体为工作改善型，这部分群体通过工作能够摆脱相对贫困状态，改善其生计状况。约10%的群体处于没有工作且生活贫困的状态之中，即传统“无业贫困”状态。16%左右的群体既不工作也不贫困，这部分群体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社会支持，即本文所指的社会依赖型家庭。

本研究以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两个指标分别测量工作贫困的广度和深度。工作贫困发生率即陷入工作贫困的群体占总样本的比重，而贫困深度则为个人可支配收入与贫困线标准（即个人中等收

入水平的1/3）之间的差距情况

贫困深度=（相对贫困线标准-个人可支配收入）/相对贫困线标准。，反映了贫困的程度。表2为城镇中劳动年龄阶段人员不同类型贫困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不难发现，城镇中相对贫困群体占到了总样本的37%左右，相当一部分城镇人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反映了当前我国城市社会中贫富差距较大的现状，约37%的城镇人员的可支配收入在当地平均水平的一半以下。工作贫困群体的贫困发生率为2688%，说明相当一部分有工作的城镇人员生活在相对贫困的状态中。传统贫困的群体占所有样本的105%。绝大多数贫困人员（约74%）选择通过不同形式的就业缓解贫困状态，只有较少丧失劳动能力或失业的人员处于传统状态。贫困深度在各类型贫困之间的差异不大，贫困深度平均为84%左右，贫困程度总体较严重，传统贫困和工作贫困之间的贫困程度的差异不明显。

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工作贫困现象存在较为明显的行业、职业和地区差异。根据工作贫困在各个行业间的分布可以发现，建筑业工作贫困现象最为普遍，其工作贫困发生率达到了4871%，接近一半的建筑业从业者处于工作贫困状态。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和住宿餐饮行业的工作贫困现象也比较普遍，其工作贫困发生率分别为3011%、2885%和2556%。公共服务和金融房地产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工作贫困发生率相对较低。在职业分布方面，城市中的农田试验和园艺工作者中的工作贫困占比最大，其工作贫困发生率约为70%。生产运输人员、个体经营者、服务人员也是工作贫困发生率较高的职业类型，分别有3801%、3019%和2468%的生产运输人员、个体经营人员和服务人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业务人员、负责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较少陷入贫困之中。西南地区的工作贫困发生率最高，该地区约44%的人员处于工作贫困状态，其次是中部地区有32%左右人员处于工作贫困状态。工作贫困呈现出一定的地区差异。

四、变量选取与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研究采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组织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对城市工作贫困现象进行分析。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层次的概率抽样方法，样本覆盖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包含了成人、少儿、家庭和社区等多个层面的数据，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感谢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为本文提供数据支持。。由于本文研究问题涉及个体和家庭多个层面，在数据处理时，将成人数据与家庭数据进行了合并。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城镇工作贫困群体，在数据筛选过程中首先根据被访者居住地筛选出城镇样本，再根据被访者年龄筛选出城镇中的非學生劳动年龄（16—60周岁）样本，最终样本量为12292份。

根据分析框架，本文自变量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就业因素三个层面。劳动者的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劳动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状况、户口、婚姻状况等具体指标。家庭因素主要从劳动者所属家庭的人口规模、家庭食品支出负担比、住房支出负担比、教育支出负担比和医疗支出负担比等变量测量。就业因素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就业形式、职业类别和所属行业三个方面。其中，年龄、家庭规模、食物负担比、住房负担比、教育负担比和医疗负担比为连续变量，文化程度为有序变量，可作连续性变量处理，其余变量均为虚拟变量。此外，本文还引入年龄与文化程度一组交互变量，以考察随着年龄的变化文化程度对工作贫困的影响情况。同时，文章引入地区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为避免共线性问题，对交互项首先进行了中心化处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显示，各变量VIF值都小于5，表示各变量之间独立性较好，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4显示了样本的基本情况，在所调查的样本中，男女比例较为平均，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5岁左右，14%左右的劳动者患有慢性病，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劳动者的平均文化程度为初中和高中之间，80%以上为已婚状态，50%为非农户口。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为4人。家庭食品支出和住房支出负担比的平均值分别为66%和37%，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占比的平均值分别为29%和36%。在工作方面，样本中各人员从事不同形式的工作，其中灵活就业人群比重较大，灵活就业占所有就业样本的37%左右。在有工作的群体中，25%左右的劳动者处于中高层管理岗位，大部分劳动者为基层员工，6%左右的劳动者从事建筑行业。

2.模型设定

本文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劳动者个体、家庭和就业等不同层面的因素对工作贫困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进行实证检验，以进一步探究工作贫困的特征及其致贫原因。根据工作贫困的界定标准，可以将现有人员分为以下四类，即工作贫困、传统贫困、工作改善与社会依赖，其中与工作贫困具有较大联系的两类群体分别为传统贫困和工作改善。由于各类别之间存在不同的适用特征，为比较工作贫困与其他几种类型人员的特征，分析工作貧困的影响因素，研究根据指标特性，共构建了三个计量模型。

模型1为工作贫困相对于传统贫困的计量模型，其中工作贫困取值为1，传统贫困取值为0。该模型可以测量相对于传统贫困而言，有工作的人员陷入贫困的原因。根据因变量特征，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设定为：

logitP1=lnP11-P1=β0+∑ki=1βixi（1）

其中P1为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xi为自变量，βi为回归系数，β0为常数项。式中logit P1与解释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P1与解释变量之间为非线性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传统贫困群体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业因素不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中的自变量xi只包含了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的变量。

模型2为工作贫困相对于工作改善的计量模型，其中工作贫困取值为1，工作改善取值为0。该模型可以测量相对于工作改善的群体而言，陷入工作贫困的原因。根据因变量特征，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模型设定为：

logitP2=lnP21-P2=α0+∑ki=1αixi（2）

其中P2为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xi为自变量，αi为回归系数，α0为常数项。式中logit P2与解释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P2与解释变量之间为非线性关系。该模型中的自变量xi包含个体、家庭和就业三个层面的变量。

模型3为工作贫困的贫困深度模型，以所有有工作的被访者为估计样本，其中工作贫困人员的贫困深度范围为0—1之间，而工作非贫困人员的贫困深度则为0，该因变量为一个断尾数据，故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该模型可以检验不同因素对工作贫困群体贫困深度的影响。模型设定为：

Yi=Zi-IiZi，Ii

0，Ii≥Zi（3）

Yi=∑ki=1θixi+ε（4）

其中Yi为有工作的样本人员的贫困深度，由个人可支配收入Ii和相对贫困线标准Zi（本文以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为标准）测度。当Ii

Yi在0-1之间连续分布，Yi越大，说明贫困程度越深，当Ii≥Zi时，该样本为非贫困状态，Yi=0。θi为回归系数，xi为自变量，ε为误差项。该模型中的自变量xi包含个体、家庭和就业三个层面的因素。

3.内生性问题

本文被解释变量工作贫困涉及工作和贫困两个维度，在诸多自变量中，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作为与工作贫困最为密切的自变量之一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另外，本文未能穷举与工作贫困有关的所有变量，所以回归中也可能丢失某些重要的解释变量。为减少内生性问题，提高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的模型2和模型3进行内生性检验。本研究选择劳动者父母亲的文化程度作为工具变量。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而与劳动者个体的工作贫困状态和工作贫困深度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相关性不强，符合工具变量的选取标准。

五、实证检验结果

表5列出了各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其中模型1为工作贫困相对于传统贫困的估计结果，模型2为工作贫困相对于工作改善的估计结果，模型3为工作贫困深度的模型估计结果。

三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rob > chi2=000），R方值分别为010、076和076，各自变量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父母的文化水平是劳动者文化程度较为有效的工具变量，父亲的文化水平和母亲的文化水平均在在1%水平上对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劳动者的工作贫困影响不显著。以第一阶段得出的劳动者文化程度均值替代劳动者实际文化程度得出的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模型IV2和模型IV3分别为模型2和模型3

引入父母文化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后的二阶段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模型的Wald检验在1%水平上强烈拒绝变量的外生假设（Prob=000），说明模型2和模型3存在内生性问题。引入工具变量的二阶段Probit回归结果与原模型无明显差异，表明在排除内生性偏误后的原模型相关结论仍然可信。

1.工作贫困相对于传统贫困的特征

在所有的相对贫困群体中，与传统的无业贫困相比，男性更多体现为工作贫困而女性的贫困状态一般为传统贫困形式，男性工作贫困发生的概率大于女性。无慢性病的劳动者多体现为工作贫困，而身体较差的劳动者由于工作能力降低更多体现为传统的无业贫困。农业户口的城市流动人口更多体现为工作贫困而城市户口的贫困者多为无业贫困。文化程度越高的贫困者更愿意积极寻找工作因而多体现为工作贫困。

家庭因素对工作贫困较之于传统贫困的影响更加显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家庭人口规模和家庭教育负担比等变量体现出较高的显著性影响。与传统贫困相比，家中人口越少，越多陷入工作贫困而非传统贫困，这可能与人口越少的家庭成员迫于生计压力越积极寻找工作有关。家庭教育负担越大的人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更大，而传统贫困没有体现出这一特征。总体来说，工作贫困群体在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上都体现出了不同于传统无业贫困的特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贫困人群中，那些有条件找到工作的人依然希望通过工作改善经济状况，以摆脱贫困状态，但他们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避免陷入贫困。

2.工作贫困相对于工作改善的致贫原因

从个体层面上来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没有慢性病的劳动者反而更易陷入工作贫困，这可能与工作群体中患慢性病者多为职业病患者从而享受较好的工伤待遇有关。未婚的劳动者比已婚者更易陷入工作贫困，这是由于已婚者由于家庭责任而更加注重理财和储蓄。农业户口的劳动者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更大，证明城市流动人群更易陷入工作贫困。文化程度对工作贫困的影响非常显著，文化程度越低的劳动者越容易陷入工作贫困状态。年龄与文化程度的交互项对工作贫困的影響显著，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程度对劳动者陷入工作贫困的影响逐渐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年龄越大的劳动者可以凭借其工作经验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从而缩小了与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家庭因素对有工作的人是否陷入贫困状态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且其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为家庭的开支方面。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家庭层面的五个因素均在1%水平上显著。家庭人口越多，证明其家中子女和老人数量可能较多，因而更易陷入工作贫困状态。家庭中各项开支负担比越大的劳动者陷入工作贫困的概率更大，且其回归系数都比较大，证明了家庭负担是导致有工作的个体陷入工作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一假设。

就业因素主要从收入方面对有工作的劳动者是否陷入贫困产生影响。在职业类型方面，相对于中高层管理者，基层员工更易陷入工作贫困。建筑行业的从业者比其他行业表现出更高的工作贫困发生率。

3.工作贫困深度的影响因素

表5同时显示了Tobit模型估计的贫困深度的实证检验结果（见模型3），该结果与模型2基本一致。在个体层面上，没有慢性病、文化程度越低、农业户口的未婚劳动者的工作贫困程度越深。在工作群体中，农业户口的流动群体和未婚劳动者显示出更严重的贫困状态。文化程度对工作贫困深度的影响依然非常显著，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影响程度不断降低。

家庭层面的各因素依旧对工作贫困深度显示出了高度的显著性，家庭层面的五个变量均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具体来说，家中人数越多的劳动者工作贫困程度越深。家庭中各项支出负担越大的工作群体，受家庭开支影响，其工作贫困的深度也越深。与模型2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在就业因素方面，在职业与行业上，基层员工和建筑行业从业者的工作贫困深度比中高层管理者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更严重。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相关文献和实际情况对我国工作贫困进行了操作化界定，利用国际贫困线标准测量了我国城市社会中工作贫困的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并进一步从个体资本、家庭压力和就业质量等层面对工作贫困及其贫困深度的影响情况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①我国城镇相对贫困现象比较严重，37%左右的城镇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低于中等收入水平的1/3，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城市收入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重，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②城镇工作贫困的发生率达到了27%左右，相当一部分有工作的劳动者无法通过努力工作改善经济状况，从而陷入贫困当中。且工作贫困群体和传统无业贫困的贫困深度差别很小，说明工作贫困者的经济窘迫状态与传统贫困者差别不大，他们同处于生活困境之中，工作贫困群体也应该受到相关的政策关注。③在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劳动者普遍愿意通过工作改善经济状况。家庭负担大是工作贫困者区别于传统贫困的最典型特征，在有能力获取工作且努力劳动的前提下，人们往往由于巨大的家庭负担而陷入贫困状态。来自家庭的压力是工作贫困者陷入贫困的主要推力。④与劳动者就业质量对应的相对低收入是工作贫困者陷入贫困状态的主要拉力。职业和行业间的收入差异使得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和建筑行业的外来从业者的工资收入较低。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效应依旧存在，其排斥效应更多体现为行业和职业差异而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等级差异，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效应直接导致了有工作的群体陷入工作贫困状态。

本研究的结果对城市贫困政策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具有以下政策含义：第一，扶贫工作不分城乡，城市贫困问题与农村同等重要，城市工作贫困群体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多年以来，我国扶贫工作重点都集中于农村地区和城市无业群体，城市工作贫困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相当一部分城市从业人员虽然有经济收入来源，但收入水平有限。加之城市生活负担较大，其生活状态长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第二，提升劳动力质量，特别是加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依旧十分重要。通过强化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可以增强其劳动能力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此要激励城市家庭增加对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强对困难群体职业技能的培训。这一点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的政策倾向是一致的。第三，加大对城市困难群体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财政补贴，继续出台和巩固针对困难群体的住房措施并严格监督，以减轻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负担。第四，不断完善劳动者权益保护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的收入保障制度，致力于消除不同行业和职业间的壁垒，以降低劳动力市场上的福利排斥和福利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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