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思想看“用笔千古不易”一说

黎坤荣

摘 要：对于“用笔千古不易”一说，历来有不同的理解，而大多仅在“用笔”之“易”与否展开探讨，少数从赵氏之书学思想探讨其“用笔”的真正含义并分析是否不变。文章通过考察理学对元代书法批评之风的影响，认为赵氏“用笔千古不易”一说，是理学思想下进一步延伸的体现，它强调的是书法中不变之“理”。

关键词：用笔千古不易；赵孟頫；朱熹理学；古法

赵孟頫是元代复古思潮下的领军人物，由于他的出身、地位、书法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他的一言半语通常被奉为金科玉律，以供后世学习参考。唯独“用笔千古不易”一语，引起了许多歧义。据考察看来，其“用笔千古不易”一说是受元代正统思想的影响，强调的是追寻魏晋古法、书法中“不变之理”使用“用笔”一词，实为行文之所需。

一、朱熹理学思想及书学思想

朱熹于诗歌强调：

“余尝以为天下万事有一定之法，学之者皆循序渐进。……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变失其正，却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跋病翁先生诗》）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定之“法”，要求在守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变”，要“变而不失其正”。换句话说就是要在继承传统之上的创新，如果一味地进行创新，而无“法”可循，那么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守旧法。

朱熹论书强调“理”。朱熹认为，“理”是宇宙之根本，“理”存在于天地万事万物中。“理”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

朱熹认为“理”是天理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书法也包括在内，一旦掌握住书法之“理”，那么也就抓住了书法之根本。此思想还见于：“问：‘仓颉作字亦非细人？朱子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朱熹明确地否认了个人创造文字，而认为这是“理”的结果。另外，朱熹重视对传统法度的继承。他说：“子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贴，字字有法度，方是字。”他认为，由法度可循的字才算是书法，由此可看出他对“法度”之推崇。这同样体现在朱熹评王羲之《十七帖》中：“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可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此评之核心亦为“守法”，在法度之自由王国中自然而然地进行书写，充分发挥胸襟情感，循天理而行。“不求法脱”即要按照传统内在不变之规律来书写，才是上乘境界。 朱熹还说：“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

从上述分析来看，朱熹理学和论书宗旨是：“变而不失其正”，即要符合“理”、法度。

二、朱熹理学思想对元代书论的渗透

由于朱熹等人建立的新儒学系统符合封建社会价值观，并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到了元代，“以朱子之书，为取士之规程，终元之世，莫之改易。”“学者尊信，无敢疑弍”这种理学思想成为了官方的正统思想，其权威性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下，理学思想在书法理论中的渗透在所难免。下面通过有代表性的一些书家说明理学对元代书论的影响。

元代郝经在其《叙书》中有言：

“……出奇示变于规矩准绳之中，……无意而皆意，无法而皆法，凡行草之理皆在其中。……然既知法，又贵知变也。非变法而自为法，则不能名家，在人足迹之下矣。”

此处虽是言小楷和行草之书写要领，但可看出其理论核心是来自儒家的中和思想，主张过犹不及，对变化要有分寸地驾驭，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地。“非变法而自为法”亦要循天理而行，不能置“法”于外而任意妄为。这正与朱熹“变而不失其正”“不为法缚，不求法脱”思想一致。另外，郝经在其《移诸生论书法书》中进一步强调了以上观点：

“故古之篆法之存者，惟见秦丞相斯……其法精尽后世不可及。……观其遗殷浩及道子诸人书，……不失其正，……为古今第一。……则知书法之自然，尤之于外，非自得于内也。”

郝经认为，正因为李斯其“法”精，所以后世无人可及；浩、道子书“不失其正”方能为古今第一，他同样也再次强调了“法”非自创，而是传承有序的，书法内在传统的基因不能没有，否则“不能名家”。其思想与朱熹一脉相承。

韩性在《书则序》中对书法之“理”的论述：

“盖书者，聚一以成形，形质既具，性情见焉。异者其体，同者其理也，能尽其理，可以为则矣。”

韩性认为，书法本于人的内心性情，只是形质之不同，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能夠把握住内在书法之“理”，便可找到“书则”。其理论宗旨突出一个“理”字，源于北宋程颐“天者，理也”，认为理就是万事万物的根据，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这与朱熹“余尝以为天下万事有一定之法”之见解一致。韩性还认为：“书有自然之理，理之所在，学者在焉，射之正也，车之轨也。”此处更明白指出，后人学书要循此“理”而行，书之“理”就像射箭要对准靶子，马车要根据道路行驶一样，得此“理”则不失法度，又与 “不为法脱”“自其不变者而学之”宗旨一致。

郑枃《衍极》更深入阐释书中之“理”，并理出一个书统，以供后世学习。刘有定在《衍极》序中明言：“世之言书者蔑焉不知理之所在，此《衍极》所由作也”。《衍极·至朴篇》刘有定注云：

“初，蔡邕得书法于嵩山，以授崔寔及其女琰，张芝之徒，咸受业焉。……柳宗元传房直温，有刘埴者，亦得一鳞半甲。”

这个笔法流传系统之说看似荒诞，但这在当时影响深远，以致人们认为，笔法传承是有序的，不变的，得笔法者才能代表正统、正宗。郑枃的理论无疑是朱熹学说的延伸，他将朱熹强调的不变传统基因具体成一个明晰的传承体系，足见理学思想对当时影响之深。

另外，元代书坛的总体实践上也明显表现出：儒雅、端正、复古等现象，也印证了其受理学思想的影响。

三、“用笔千古不易”是理学思想渗透下的产物

在理学思想渗透下的元代，赵孟頫作为一代文人，必定深受影响。其《兰亭十三跋》中跋文七：“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古法终不可失也。” 这里说“结字”是变的，“用笔”是不变的，明显也是受“理学”思想中“变而不失其正”思想的影响。据韩性《书则序》言：

“赵君仲德，尝请书法之要，公谓当则古，无徒取法于今人也。仲德于是取古人评书要语，辑为一书，名曰《书则》，以成赵公之意，而惠学者以指南。”

这里，赵仲德明言辑《书则》一书，以应赵孟頫“当则古”之意。前文已提及，《书则》之宗旨是设立书法之“理”，循“理”而行，便能抓住传统，也就可以给初学者指明方向。这表明赵孟頫“则古”思想是要“守法”，追寻书法传统中不变之“理”。“则古”思想具体表现在“魏晋法度”和“用笔”上，他说：

“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也。后人作草，皆随俗缴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者一笑。” （《跋怀素论书帖》）

赵氏认为，纵使怀素草书千变万化，之所以妙，全因他符合“魏晋法度”。后人作草，已不合古法，所以也就无可看之处了。这与朱熹所强调的“汉魏楷法”不可缺失思想一致。

“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赵孟頫兰亭十三跋·跋六）

赵氏认为，学书当从古代经典名帖中汲取精华，知道其“用笔”之原理，才是最有益的。后人学书法都非常注重临帖，也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到现在还没变，学古人是为了知其用笔原理。

所以赵所言“用笔千古不易”印证了书法中的不变，强调的是要循“天理”而行，抓住书法传统中“不变”的基因。使用“用笔”一词，正好与“结字”相对，应为行文之所需。 “用笔”是核心，而“结字”则为表象，核心是关系到“天理”的，是书法之本原，一旦抓住了这个本原，就抓住了书法的核心。这可以说是朱熹理学思想的一个延伸，或者说是受理学思想影响生发出来的书法思想。赵孟頫知道只要抓住了这个核心，进而学书法才不会堕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正如清周星莲说“盖赵文敏为有元一代大家，岂有道外之语”。赵氏理论与实践也相一致。冯班《钝吟书要》说：“松雪正是子孙之守家法者尔”。“家法”亦即指继承了书法发展之正脉，亦即理学家所强调之“正”。

四、结语

朱熹强调 “变而不失其正”，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书学思想无疑影响了元代的书法批评之风。元代“求正统”“尚古法”的思潮，成为元代最为突出的学书观念。赵孟頫取法魏晋，典雅工稳，少参己意，笔法、字形中规合矩，无王羲之“龙跳天门”之放逸，追求雅正，求其不變，自然与理学思想有关。朱熹有意识地关注书法中的不变之理，而赵孟頫的“用笔千古不易”从实践的角度作出了回答，其“用笔千古不易”所体现的是理学思想下的正统观，强调的是追寻古法、书法中“不变之理”。

作者单位：

泉州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