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高校实践性课程中学生对企业导师接受度研究

2018-12-17 09:30陈恩惠李万里
神州·中旬刊 2018年12期

陈恩惠?李万里

摘要: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探讨应用型高校实践性课程中学生对企业导师的接受度,并探究提升实践教学的对策。研究发现:1)学生对企业导师的授课内容接受度高,因为授课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个人发展需求较为一致。2)学生认可企业导师多样的课程形式,此形式有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为其就业做充分准备。3)学生对企业导师的授课水平接受度低,认为导师授课不够生动,授课次数少,课后交流少。

关键词:实践性课程;高校企业导师;学生接受度

一、引言

为迎合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多应用型高校开设校企合作形式的实践性课程。企业导师进高校进行实践性课程教学,已成为提升应用型高校课程教学质量的一种有效途径。学生对企业导师接受度将会直接关系到实践性课程能否顺利展开及实践性课程的有效性。

二、理论基础

2.1 高校企业导师

国外研究方面,Kram(1985)提出企业导师制的定义为“企业中经验丰富的同事向经验欠缺同事提供咨询、指导、协助和经验共享,来帮助那些经验欠缺的同事提高业务能力,以取得长足发展的关系”。国内研究方面,张正堂(2008)认为,导师制是“一种资深者高度支持和协助资浅者学习的过程与形式”,朱必祥、谢娟(2011)认为企业中的导师制有别于普通的导师制,是“在学徒制的基础上借鉴学校中的导师制而用于员工岗位培训的开发方法”。朱必祥、谢娟(2011)还指出企业导师的角色定位为企业文化传播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学员职业成长的支持者、学员工作知识技能提升的教练员。

张正(2014)提出高校企业导师制的定义是“在导师制的基础上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用于大学生教育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导师制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根据是否受组织或人力资源部门的干涉为标准来划分,导师制可分为正式导师制与非正式导师制。根据师徒双方在组织中的层级为标准,导师制可分为直属导师制与非直属导师制(陈诚,2009)。根据导师拥有一位或多位徒弟的标准划分,导师制可分为初级导师制和与次级导师制(陈诚,2013)。关于企业导师制的模式,毕艳玲等(2017)提出现国内主要有三种企业导师制模式,分别为“双导师制”模式、高校与企业间的“3+1”模式与“1+1+1+n”模式。“双导师制”是指高校内为学生配置专业老师作为知识型导师,并且从企业选聘骨干作为企业型导师,该模式的核心就是学校与企业的导师共同培养学生。“3+1”模式是指本科学生前三年在校学习,而大学的最后一年集中在企业学习,该模式的核心是学校与企业实现零距离。“1+1+1+n”模式是由1名行业师傅、1名专业教师、1名辅导员、n名高职学生构成企业导师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有针对性的因材施教。其中双导师制与本文观点最为符合。朱必祥、谢娟(2011)提出企业导师制克服了传统学徒制和职业技术学校教育的缺点,但可能产生黑色光环效应,无法为徒弟提供稳定环境从而产生不利影响。李一任等(2013)提出导师制的缺陷是导师常忽略对人际交往和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帮助。

2.2 学生接受度

国内各项关于学生对企业导师接受度的研究均证明学生的接受度与满意度较低。张颖昆、张博(2013)通过问卷研究得知:(1)95.2%的学生对企业导师培训的整体环节表示满意,认为企业的培训具有培训方式灵活、培训实用性强、培训教师实践经验丰富等特点;(2)82.6%的学生对在岗培训满意度低,认为企业导师指导不到位。熊小飞(2017)研究得知创业导师的指导满意度得分在0-5分之中得到3.92分,其中社会心理支持功能的平均数最高,角色榜样功能次之,职业支持功能最低。郑世良,李丹(2018)研究指出研究生对企业导师参与课程教学环节成效的评价普遍较低,认为企业导师有效指導其课程学习的满意率只有44.5%,有效指导其专业实践的满意率只有45.2%。阳杰等(2018)试图探究学生对企业导师满意度低的原因,他们认为,由于企业导师日常工作繁忙,学生通过网络提出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及时回复,得到的回复也仅仅是只言片语。学生不能够获得满意的答案导致其与导师沟通的积极性降低,接受度降低,师生关系虚化。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针对宁波高校商务英语专业35位学生和6位企业导师进行调研。研究问题为应用型高校实践性课程中企业导师角色与学生对其接受度研究。

研究步骤如下:(1)确定研究范围。(2)设计调研问卷及访谈问题,进行调研。(3)筛选有效答卷36份及访谈内容并加以分析。(4)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学生对企业导师接受度分析

蒋雨婷等(2018)对企业导师的的角色分类中,将企业导师分为宣讲型、技术培训型和管理培训型三类。宣讲型导师能够教授专业知识并且进行企业文化教育,帮助学生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书本知识,连接学生与企业。技术培训型导师对专业技术进行培训教导,帮助学生更快地将理论知识与实操结合。管理培训型导师运用专业的企业管理模式对学生进行团队培训,帮助学生更好适应将来的工作环境。(见下页表1)

对宣讲型企业导师,学生的平均接受度为4.3分。其中,导师教授专业知识,学生表示他们运用自身知识与经验,同时参与到专业课程设计,一定程度“优化了人才培养方式”;导师进行企业文化教育,学生表示他们用具有正能量的社会和企业文化熏陶学生,使自己在感受企业氛围、感知企业文化、感悟企业精神的过程中,更好地提高了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另外,对于授课次数的接受度仅为3.1分,学生表示“导师的授课次数过少”,导师表示校方安排的实践课长较为合理,但企业工作有时会与课程安排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选择本职工作”。

对技术培训型导师,学生的平均接受度为3.8分。其中,导师培训专业技术,学生表示,“老师立足了我们的需要”,因此他们能够更好结合理论与实践;导师告知企业用人标准,学生表示这能够帮助他们提早做好进入职场的准备。另外,对于导师课后反馈的接受度仅为2.7分,学生表示企业导师“课后与学生交流少,甚至无交流”,学生出现疑问时难以得到及时解答。导师表示“没有当老师的经验”,常常忽略课后反馈,并且给出的反馈帮助不大。

对管理培训型导师,学生的平均接受度为4.5分。其中,导师引进专业的企业管理模式对学生进行团队培训,学生表示“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理由是不同于学校的管理模式及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因此接受度高达4.7分;导师引进企业文化精神,学生表示“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其中所具有的规范功能对他们产生了有效的约束力,并且企业文化的价值导向起到精神激励作用。另外,学生表示导师授课形式生硬,导师表示,“企业与学校环境不同”,企业中只需要言简意赅传达内容,而学校课堂则需要“多形式、生动的授课”。

总体来说,学生对企业导师的授课内容接受度高,他们表示“导师授课内容与自己的学习兴趣和个人发展需求较为一致”。学生认可企业导师多样的课程形式,他们表示课程涉及理论知识,“更倾向于实际操作”,并且培养了学生的职场意识,“有助于培养多方面能力,为就业做充分准备”。但是,学生对企业导师的授课水平接受度低,认为导师授课不够生动,授课次数少,课后交流少。

4.2 建议与对策

首先,在授课方面,企业导师需要改善授课形式,使之更加生动,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增加与学生的反馈交流,听取学生意见并且增加授课次数。企业导师授课方面存在的缺陷将直接导致课程的有效性低下,又进一步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接收,出现知识转移的不连贯。因此,企业导师亟需在授课方面进行改进。

其次,政府需要以有效的政策规范校企合作,同时以鼓励机制促进校企合作。65%的导师表示与校方的合作属于“临时性合作”和“口头合作”,校方并未通过严肃正规的方式来与导师达成合作,这就意味着大部分企业导师及学校双方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不规范方式下达成的合作关系必然不能够进入到深层次合作层面。不规范的合作必然导致课程质量的低下,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校企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能帮助学生提高职业适应能力,有助于培养出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这就需要政府介入,引导校企进入更加深层次的合作。

最后,校方需要定期与企业导师进行沟通交流,得到更多的反馈信息;让企业导师定期上交反馈报告,以更加严谨的方式规范课程,并及时做出巩固与改善。根据访谈,70%左右的企业导师表示在校方要求下会给出后期反馈,但不到20%的导师给出了教学专业建议。大部分导师表示自己给出的反馈仅局限于上课纪律表现和学生的技能水平及专业知识,原因是,“对高校的课程反馈制度并不了解,课程改革更是知之甚少”,缺乏给出反馈信息的意识。因此出现了企业导师课程后反馈内容不及时,反馈信息对校方帮助不大的问题。因此校方需要完善一系列的反馈策略,加强企业导师制度的反馈。

五、结论

研究得知,学生对企业导师的授课内容接受度高,因为授课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个人发展需求较为一致;同时,学生认可企业导师多样的课程形式,其有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能力,为就业做充分准备;但是,学生对企业导师的授课水平接受度低,认为导师授课不够生动,授课次数少,课后交流少。

此外,对于企业导师授课与反馈方面及校企合作方式上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企业导师需要改善授课形式,使之更加生动,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课后增加与学生的反馈交流,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增加授课次数。第二,校方需要定期与企业导师进行沟通交流,得到更多的反馈信息;并且让企业导师定期上交反馈报告,以更加严谨的方式规范课程,并及时做出巩固与改善。第三,政府需要以有效的政策规范校企的合作同时以鼓励机制促进校企合作。

參考文献:

[1]Kram,K.E.Improving the mentoring process.Training&Developing; Journal,1985.

[2]毕艳玲,张杨,张雅芬,刘岩金,亚征.《论高校实施企业导师制的重要性》[J].农业与技术,2017.

[3]陈诚.《企业导师指导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

[4]陈诚.《企业导师知识共享行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D].华中科技大学,2009.

[5]黄雪娇.《高校企业导师制在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中的实践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8.

[6]蒋雨婷,李万里.《应用型高校实践性课程建设中企业导师角色研究》[J].大众文艺,2018.

[7]李一任,诚童,宣群.《企业导师制培训方式的应用现状分析》[J].企业导报,2013.

[8]孙长远,齐珍.《德国双元制及课程与教学模式分析》[J].知识经济,2011.

[9]熊小飞.《创业导师指导风格、指导功能与创业指导满意度关系实证研究——基于创业者视角》[D].西南交通大学,2017.

[10]阳杰,应里孟,谢健.《论互联网+企业导师制——产教融合背景下会计实践教学改革》[J].财会月刊,2018.

[11]张颖昆,张博.《多方联动提高企业管理培训生满意度》[J].职业,2013.

[12]张正.《高校企业导师制的实践路径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4.

[13]张正堂.《企业导师制研究探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

[14]郑世良,李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企业导师的身份认同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

[15]朱必祥,谢娟.《企业导师制的功能和导师的角色关系分析》[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本文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SRIP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恩惠(1997.11)女,汉族,浙江苍南,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本科在读,商务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