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敕语》的思想渊源探究

2018-12-18 19:10陈斌黎宁
北方文学 2018年29期
关键词:国家主义儒家思想

陈斌 黎宁

摘要:《教育敕语》的发布是日本近代国民道德初步形成的标志,其产生的原因并非只局限于明治政府对抗“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目的,而是与幕末儒学家的“东洋道德”思想、部分明治启蒙思想家从开明向保守的立场转变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国家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将就《教育敕语》的思想渊源及社会背景进行探讨。

关键词:教育敕语;国民道德;国家主义;儒家思想

明治维新伊始,在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等口号的指引下,日本大量引进西洋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国力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随之涌入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及其孕育的“自由民权运动”逐渐对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形成了巨大挑战。在江户时代形成的既有道德体系已然坍塌,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四处蔓延的情况下,明治政府为确保天皇制的稳固并有效控制民众思想,迫切需要重塑东洋传统思想道德体系。“国民道德”的圣典《教育敕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而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幕末儒学者的"东洋道德论"。

一、幕末儒学者的“东洋道德论”

在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又保留和巩固日本传统价值观的构想,其直接渊源其实可追溯于在幕末时期就已经对世界局势具有较清醒认识的著名儒学家、开国论的支持者佐久间象山。其于1833年拜入当时日本儒学第一人佐藤一斋的门下学习,因儒学造诣精深而与山田方谷并称“佐门二杰”,并于1839年开办了自己的“象山书院”。因此,他与对儒学等东洋传统思想展开激烈批判的福泽谕吉等人不同,虽也清醒意识到日本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均无力与西方诸强对抗,却大力提倡“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口号,希望在积极吸收西洋先进科学技术提升国力的同时,构建以儒学为主体,包容佛教、神道等其它东洋传统思想,具有日本主体性的道德体系。这种思想实际上仍可看做是在思想领域的“尊王攘夷”,随后又被其弟子吉田松阴通过凸显“万世一系”的“国体”神圣性,强调效忠天皇的义务,形成了具有国家主义萌芽性质的东洋道德观。

吉田松阴是江户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倒幕主力之一长州藩的“精神教父”,作为幕末“志士”的典型自明治以来极受推崇。其思想深受明代王阳明、清代魏源等人的影响。门下弟子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均在明治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这些幕末时期曾高举“尊王攘夷”旗帜的新政府高官们在加深了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客观认识之后,极其迅速地完成了从“攘夷”向“师夷”的思想转变。而经吉田松阴加工,以“国体观”为主体的“东洋道德”与“尊王”口号联系紧密,恰恰与完成了从“攘夷”向“师夷”的思想转变,迫切希望稳定天皇制国家体制,迅速提升国力的明治新政府需求相吻合。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被吉田松阴附加了濃烈国家主义色彩的“东洋道德”,在明治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刺激下就具备了由其弟子们将其推行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可能性。

二、自由民权运动与启蒙思想家的态度转变

自1874年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首次向政府提出设立民选议会的建议书开始,日本国内出现了长达17年的“自由民权运动”。这对维新后成立的萨长藩阀政治体制形成了巨大冲击,并对天皇统治的权威产生了威胁,也可看做对儒家传统君臣关系的挑战。

福泽谕吉在1875年的《文明论之概略》中对儒家传统君臣关系进行了尖锐批判,他指出:“在中国和日本,把君臣之伦称为人的天性……然而君臣的关系,本来是在人出生之后才发生的,所以不能说它是人的本性。天赋的人性是本,人出生之后产生的是末。不能以有关事物之末的高深理论来动摇事物之本”。与之相对,为巩固皇权、强化民众忠孝观念、明确君臣关系,儒学家出身的天皇侍讲元田永孚不断向明治天皇建言,并分别于1879年和1881编撰了旨在强化儒家君臣观念的《教育圣旨》和《幼学纲要》。

与元田永孚持类似观点的其实大有人在,曾经与福泽谕吉同样身为启蒙思想组织“明六社”成员的中村正直、加藤弘之等人均先后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儒学保守立场,西村茂树则更是于1876年创立了修身学社,并于1887年出版了《日本道德论》,做出了在儒学基础上重构日本国民道德的重要尝试。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儒家传统道德观的支持为《教育敕语》的出台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助力,可以看做是儒学复古思想对纷纷涌入日本的西洋近代思想的一次逆流。

三、《教育敕语》的颁布与国民道德的确立

在这样的社会思想背景下,明治政府于1890年10月30日颁布了《教育敕语》,作为正式塑造“国民道德”的开端。而实际上整个编写工作就是在松阴弟子,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直接领导下完成的。最初由中村正直负责编写,其后改由井上毅负责起草、元田永孚修订,并最终由中村正直和三岛中洲等当时的儒学大家集体润色之后完成。其全文共315字,以所谓“皇祖皇宗”的遗训为教育之本,主旨是基于家族国家观的忠君爱国主义和儒家道德观。适逢元旦、纪元节、天皇生日的所谓“三大节”时,各级学校都要举行由校长向全校师生宣读《教育敕语》的纪念仪式,可见其影响之广泛。至1948年6月19日被正式废止为止,《教育敕语》一直是所谓“国民道德”教育的支柱,其发布也被视作明治时代儒学复兴的标志。

《教育敕语》的核心在于将“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作为“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其实是对日本所谓国体优越性的宣扬并强调教育之本在于明晰国体,从中可以看出天皇制国体在当时的教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天皇家族在皇国史观中源自天神,号称“万世一系”,所以日本即是皇国,又是神国,全体国民都是天皇家族分支,天皇即是君主又是日本民族的大家长。这种国体观为在中国难以两全的忠与孝提供了合二为一的伦理支撑。对天皇的忠同时兼具对民族大家长的孝的功能,自然优先于对父母的孝。故而虽然《教育敕语》也提到“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五伦中的其它四伦,但其中心无疑是“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君臣关系,只有对天皇既忠且孝才能“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可见,以“扶翼皇运”为目的的“义勇奉公”才是国民道德的终极归宿。

四、结语

综上所述,幕末时期所埋下的“东洋道德”的种子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刺激开始逐渐生长,并得到了一部分启蒙思想家的支持和响应,从而促成了《教育敕语》的出台。相关人员多具有深厚的儒学背景,使这种道德构想在表面上源于儒家,但实际上却归结于神道,指向近代国家主义。可以说,日本近代国民道德实际上是构建于虚幻的皇国史观之上的伪儒家道德体系。带有鲜明国家主义色彩的日本近代国民道德初步确立,为其后军国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参考文献:

[1]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刘岳兵主编.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小岛毅.近代日本的阳明学[M].东京:讲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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