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厉风诗兄

听一位诗友说：老诗人厉风辞世了。一时感到五官骤停。可又一想，说不清辞世时间，未尽可信。又连续问了数位诗友，均不知其详。后又问到《中国诗人》执行主编罗继仁诗友，他说确有其事，该刊曾发表一篇悼文，说厉风先生辞世时间为2016年4月，由此证实。这定是家属采取低调处理，故辽沈报纸及《文艺报》均未发表讣告，这也是厉风先生生前处世的态度。

厉风诗兄享年92岁，俗称喜丧，吉人自有天相。但却使我思念多多，委实不忍割舍。如同一根粗生生的友情热线骤断，有一股文化寂寞感袭上心头。我俩的友谊已超半个世纪，且至老弥坚，时刻在心头记挂着他。他是一位学养深厚、且怀有一种定力的人，无论写诗或著文，总是别具一格，不与人同，每每给我以思索，由衷地愿与他温润相处。

建国初期，辽宁从关内招聘一批知识分子，均安排在中学任教，只有厉风、阿红先后安排在文化部门。这批招聘的干部工资待遇较高，月工资为103.5元（比我们这些同行高出10至20元）。厉风和夫人工资加起来，可谓生活充裕。夫人一手管钱，购物要上品，出手大方，有时工资撑不到月底。总之，遗憾的是，夫妻间在处理家庭问题上想法不一，产生诸多矛盾，积了怨，最后导致离婚。

协议离婚时，厉风说：“把书和收音机（为听新闻用）给我留下。其余你需要什么都拿走。”夫人提出“我要儿子。”厉风想：这女人的母性犹存，将小儿交她抚养有利于儿子成长，就同意了。从此他又和十几年前来沈阳时那样：光棍一条，大食堂吃饭，自己洗洗涮涮。但天下事物都不能回到原点，他此时已成为一位写诗著文的青年诗人了。面对书橱，他想：这回需制定一个读与写的规划，奋力实行之。切莫虚度光阴。厉风其人，大高个，白净面庞，蓄长发，戴眼镜，一表人才。此间有人为他介绍对象，一律免谈。

世事时常有变。一年后，有个大学时的好友来沈阳，定要给他介绍对象，说女方是苏州市某中学的英语老师，品貌双全。因她是辽阳人，不习惯在南方生活，遂将婚事延宕，成为大龄女士……他听了只表示谢意，不予理睬。等友人下次再来，出示一张此女士的玉照，厉风搭眼一看就入神了，这叫“眼缘”。此时友人向他索要诗文和一张照片，他都给了。从此进展神速，通过几封信之后，厉风已心旌摇摇，写了长信向她求婚，女士也真诚呼应，并定好某日某次火车来沈阳。厉风提前到达车站（手持女士玉照），当出站口人流如潮时，他竟能在千人千面中，一眼就认出了L女士，将手臂高高一举，L女士几乎同时也举起了手，两个梦中情人从此走到一起了。

L夫人给厉风带来的是：鸳鸯絮语，水清见底；有阅读有沉思；有四目马和小女孩；也有不眠之夜与诗。她为他创造了一个读与写的最佳环境，真的甜蜜蜜……而且后半生一直如此。

脚前脚后，“文革”风暴来临，辽宁省革委会一声令下，广大知识分子干部被集中到盘锦的“省干校”，分设13个连，白天水田插秧累得腰酸腿疼，夜晚还要搞“斗批改”，直至深夜，真个是苦役缠身。1969年底，又是省革委会一声令下，大批“学员”拉家带口，扶老携幼，都被流放到偏远山区，各自分散了。自此厉风去了岫岩，我去了宽甸，关山阻隔，天各一方，互不通音讯，只有梦中相望，这一别就是十年。十年风雨，岁月蹉跎……

厉风是改革开放后，最先提笔写诗的老诗人之一。此时国门大开，西风东渐，广大知青中的诗爱者，原本缺少传统文化及古代诗词的根基，此时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学习西诗，如现代派、后现代派、垮掉的一代等诗，恰好与知青路上的悒郁情绪合拍，遂争写表现内心“幽秘”的诗，成为一时之盛。由此当代老诗人逐渐淡出诗坛（据说《新国风》仍发老诗人的诗）。而老诗人厉风仍笔耕不辍，且坚守家国情怀不动摇，不为当时所谓“三个‘崛起”的诗风所左右。他的诗始终有一条主线贯穿，即对国计民生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如对那“厚厚的帷幔后边”的腐败现象，使诗人激愤，并渴望“和百姓心贴心”的孔繁森式的“公仆”多多涌现。尤感忧心忡忡的是国民素质的下滑，“缺了一种共同的元素：钙”。诗人为此“忧白了双鬓/忧深了皱纹”，诗人的心在滴血。而那些“雨夹雪中”的小贩、修车工、清扫工等最基层的民众，一一走进诗人视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等人文情怀，如今显得多么重要。诗友们称厉风为“爱国诗人”，可谓慧眼识珠。

本世纪初，我曾出版一本《作家书简》，内收90位作家的277封信函，其中超20封以上者有2位，厉风是其一。他的这些信函说的都是文事，如省委要求将马加主席的文集出齐，出版社已启动；老诗人方冰逝世，一些诗友提议为其编印纪念文集；省内报刊设专栏讨论当前诗坛动向等。而他信上说的最多的是他的诗事。他天热时“躺在地板上”写诗，天寒时“伏在暖器上”写诗，“业余时间就是八小时之外，应是操持家务的时间，可我几乎全用在接待缪斯了”，“写诗是个绝好的养生之道，经常写诗可保持没病没灾”。厉风已年逾古稀，疏离了酒色财气，疏离了人间低级趣味，常以诗的眼睛观察社会，以诗的思维梳理人生，诗笔常常驰骋于子夜和黎明，终日与缪斯为伴，从不稍懈，多么可敬，厉风是一位真诗人。对这样的爱国诗人，理应及时总结他们的家国情怀，为之推广，以利于今日诗坛的雄起。可惜像厉风这样的老诗人，却被人冷落了。清人刘熙载有言：“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胸中无春意，焉有枝头花。而那些青年诗人，热衷于表现自我，将家国情怀弃之不顾，很难写出好诗，事实可证明一切。

厉风与我的友谊，是纯真的，不含杂质的。其中必然有不少闪光的东西，咀之颇有意味的东西。兹拣若干小故事以记——

新时期伊始，“省革委会”解散。省委、省政府各级领导机构迅速恢复功能。此时大多数“插队”干部陆续调回。我每天从一堆稿件信函中寻找厉风的信，终于找到了，厉风的信去头去尾共14个字：“我已迁回，分得一处新居，速来一聚”，下角有一括弧：“地址见信封”。我乘下一个星期天急去沈阳。见新居是一寝室一书房兼客厅，一厨一卫，夫妇俩偕一女儿居住是挺宽敞的。当然我也很高兴。厉风对我说：“你有事先去办，下午4时前归来。老朋友十几年未聚了，今天趁你來，一起聚聚。”他随手递给我一个名单，意思是看我有没有不顺意的人。我看后说：“和我心里想的完全一样。”我俩都露出笑意。这张名单至今还留存在我的心灵深处，只是早已“知交半零落”了。

1978年秋，省作协恢复工作，召开首次作家座谈会，在会上，我说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存在弊端”的话，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说我这是“全国少见”。拙诗有句：“我是一棵晚熟稻子”，晚熟也熟了，任你危言耸听，我则过耳不留。后来厉风说了一句担风险的话：“路地也是一家言嘛！”我心里早就明白他支持我的看法。一年后，1979年10月30日，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辞》中宣布：取消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一口号，代之以“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路地，你胜利了。”还有的说厉风也胜利了。其实，文学实践中的个人体会，只有对与错，没有谁胜谁负之分。散会后，厉风朝我笑笑，一句话也没说。

厉风后任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任《春风》文学丛刊主编，我是丹东《杜鹃》文学杂志主编，按常情，我们本可“好风凭借力”相互多发表些诗也不为过。但我只在《春风》初创时发过一首40几行的诗《望江鸥》，厉风在我们《杜鹃》上，也只发过《门铃不语》三首小诗，我们心照不宣：决不再发第二次。

不知从几时起，厉风改写每首4节的16行小诗，在他之前或之后，我也改写每首3节的9行小诗，当下这么写的很少很少。我俩对此从未研究过，也未在意他人的看法——你写你的，我写我的。诗评家李万庆对此称之为“新唐人绝句”。我们对此评语也未感到喜与忧。

当厉风的工作、创作双双有成之时，出版局党组织经上下沟通，同意为他解决组织问题。谁知，“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此人说：厉风签发的一“组诗”（作者为W），有“影射领袖”之嫌。这可不是一般问题，得慎重研究，就将厉风入党问题暂停了。

后来，党组织有关人员找来看《春风》丛刊发表的这一“组诗”，发现诗中说的都是太阳有阴晴明暗，还有被乌云遮蔽等自然现象，没有一句涉及对领袖的褒贬。于是一致认为“影射领袖”之说是不实之词。在此之前，我（路地）经组织指派，到县里去商调“组诗”作者W到丹东《杜鹃》刊物任编辑室主任，属于重用。此事恰被出版局党组织知晓，认为这是对编者、作者都不存在“影射领袖”之嫌的有力旁证。于是厉风的组织问题得以解决。此中有意味的是：有一条线在省出版局研究有无“影射”问题，而另一条线是在丹东一次正常的干部调动，二者本来互不搭界，却在厉风入党问题上交汇到一起了。这确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巧合。而这巧合，在厉风与我的友谊天平上，默默地又增添了一个砝码。

厉风生前，我曾赠他二首诗：《致》是赞他人品的；《致诗友》是赞他诗品的。因在诗题上并未标明赠与何人，我对厉风也未说，就这么“捂”了多年。待我俩都变老了，有一次有机会问他：“赠你的二首诗，你看出来没有？”他说：“我猜出来了。你总是勉励我。”我向生者文友贈诗，此生仅此一例……

已超过古稀之年的两个男性文人，如此心相近、意相通、趣相投，亦属不易。无论面谈或是通信都谈文事，间或虽也有小小戏谑，但决无言不及义。厉风素养高于我，对我来说是亦师亦友，常念其情。前文说，他的辞世，使我产生一种文化寂寞感，此是实言。

我曾对厉风的辞世，感慨良多，本想写一首长诗悼念他。因急着先写此文，竟将诗思扯散了，一时无法写成。这也不妨，总有一天我会到那边去的，到时定会去找他，我们再相聚，一起谈思念，也一起谈诗……

2018.3望九老人住院中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