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观国《论词二十四首》批评特色摭论

胡建次　邱青青

摘 要： 陈观国《论词二十四首》的批评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词史流变的简明勾画，二是知人论世的论说方式，三是平正融通的论说特征。陈观国的论词绝句，既有对词史的整体把握，又有对词家、词作、词事的细致辨说，点线结合，宏微融通，富于批评的宏通性与论说的张力，对不断开拓和完善我国传统词学批评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 陈观国；批评特色；词史勾画；知人论世；平正融通

陈观国（1745—1815），字寿宁，号惺斋，浙江海宁人，为清代中期学识博通之士，乾隆四十五年（1775）名题雁塔，历任四川通江、平武，江苏萧县、甘泉知县，浙江海门同知等。他不仅勤心政务，而且在学术上孜孜不怠，常常昼耕夜诵，黾勉于习文缀辞之事，著有《惺斋吟草》等。

陈观国共有论词绝句二十四首，存于《惺斋吟草》卷四中。据其“自叙”所云：“予不解填词，第雪圃颇能探其原委。闲中赋此，就目前所见涉略及之，以示吾弟，不知有当否也。”[1]160可知作者初涉以诗论词之域，且对度曲填词之事不太精晓，故这组闲时所赋论词绝句或可视为一次“有意”的尝试。通观之，可以发现，陈观国《论词二十四首》大体按时代发展顺序，逐次品评唐五代至清代词人词作。在此过程中，作者于每个朝代择取数位饮誉千古的词坛巨擘予以评说，如李白、韦庄、李煜、宋祁、柳永、欧阳修、李清照、苏轼、秦观、周邦彦、姜夔、辛弃疾、朱熹、陆游、虞集、刘基、宋濂、杨基、“明七子”、吴伟业、王士禛、朱彝尊等，或一人一评，或多人合论，并无一定法式。《论词二十四首》评说的内容较为丰富，广涉词家、词作、词事和词学理论等，其中多有闳识孤怀之见。总体而言，陈观国虽是首次以规模较庞大的组诗形式来发抒词学之思，但也不乏自身独有的批评特色与风貌。

一、对传统词史流变的简明勾画

词，作为我国传统抒情文体之一，藉由其绵亘不息而又绚烂多姿的流变态势，成为了文学阆苑中夺人眼目的奇葩。自晚唐五代至两宋，词的创作曾历经一个流光溢彩的时期。厥后，因时代变更及“艳科”、“末技”、“小道”等流俗观念的桎梏，一度趋于式微，甚至出现了明代“词衰”、“词亡”之说。所幸的是，清代的词人们力挽颓波，促就了词坛异彩纷呈之景象，终为这一文学体式谱写出了硕果足可炳耀史册的绚丽华章。

有清一代，词史意识在“诗史”说及推尊词体观念的驱动下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其中，相对较早将“词”和“史”相联系者，当数陈维崧、曹尔堪、尤侗等人。陈维崧《词选序》曾于两处谈及“词”与“史”的论题。一处云：“客亦未知开府《哀江南》一赋，仆射在河北诸书，奴仆《庄》《骚》，出入《左》《国》。即前此史迁、班椽诸史书，未见礼先一饭：而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盖天下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为经为史，日诗日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2]54此处，陈维崧将苏轼与辛弃疾之长调比于杜甫歌行与汉代乐府，意在说明词亦可纪录时事，折射社会万象，托载史实的艺术功能。另一处是：“然则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也夫！”[2]55陈维崧之言阐明了自身选词的终极意旨，即在于存经存史。这也就意味着，词与“经”、“史”殊方同致，皆具有留存与传承文化的功用。曹尔堪则于品评吴伟业《满江红·白门感旧》之际言及“词史”之事。其云：“陇水呜咽，作凄风苦雨之声。少陵称诗史，如祭酒可谓词史矣。”[3]564曹尔堪此处所谓的“词史”，显系受“诗史”观念启发而来，即注重作品的实录性与情感内蕴。尤侗《词苑丛谈序》谈及“词史”论题，则义正言辞地指出：“今复辑成《词苑丛谈》一书，盖撮前人之标而搜新剔异，更有闻所未闻者，洵倚声之董狐矣！殆与《本事诗》相为表里，予故重為之序。夫古人有‘诗史之说，诗之有话，犹史之有传也。诗既有史，词独无史乎哉？”[4]3在尤侗看来，诗之本事犹如史之传记，那么，词之本事亦类乎史之传记。当然，他们关于“词史”的言论，仅是意识到“词”与“史”可联系起来作整体性的考量。待晚清常州词派周济出，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慷慨陈词地提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5]1630至此，“词史”概念方得以基本形成，并广为后世论家所接受承纳。

有清一代，是词体历经元明颓然寥落之后的中兴时期，亦是词史观念得以较为充分建构的时代。这一时期，词家虽未修撰出系统性的词史著作，但他们在词话、词选的编纂，抑或词的创作过程中，对词人、词作、词学本事等详细辑录，或有意识地以时事入词或以词歌咏史实，都赋予它们以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且，清代学人的“词史”意识不仅体现在“片段式”的实录或纪史方面，还可见于词之通史的自觉建构方面。

民国之前，学界尚未出现词之通史类著作。纵然部分词话、词籍序跋中不乏关于某一朝代词之推演历程的简括，但仅限于片段化的概述，缺乏一定的宏通性。而数十首之多的论词组诗的出现，适巧弥补了这一不足。清代论词者多好以规模较为庞大的组诗形式谈词说艺，其中，有不少作品是遵循时代顺序，依次对词人词作词风予以论说的，以尝试勾勒词体兴衰流变之历史进程。譬如，郑方坤《论词绝句三十六首》，其总数达36首之多，主要以一人一评的形式论说唐五代至清代的词人词作。汪筠《读〈词综〉书后二十首》《〈校明词综〉三首》，此组论词绝句共23首，以一人一评或多人合评的形式论述上起晚唐五代，下至金元时期的词人词作。朱依真的《论词绝句二十二首附六首》共28首之多，论说形式以一人一评为主，所论对象自唐五代讫本朝词人词作。沈道宽的《论词绝句四十二首》，共42首诗作，论说形式不拘，既有一人一评，也有一人多评，还有多人合评的情况，主要论述了历代词坛驰声走誉的名家。事实上，以历时线索纵向建构简明词史的论词组诗，不单以上所举之例，还有沈初的《编旧词存稿·作论词绝句十八首》，宋翔凤的《论词绝句二十首》，王僧保的《论词绝句三十六首》，谭莹的《论词绝句一百首》等，作者蕴寓其中的自觉建构词史意识皆是有据可察的。

陈观国《论词二十四首》，亦体现出勾画词史流变脉络的创作取向。陈观国的论词绝句之数，就篇章数量而言，虽不可与郑方坤（36首）、沈道宽（42首）、王僧保（36首）、谭莹（177首）等人的鸿文巨作等量齐观，但其能将历代对词学演变产生一定影响的部分重要词家纳入论说之内，已是难能可贵。陈氏之论词绝句，运用散点透视之法，或考察词源，或褒贬词家，或评述词风，或辨证词事，每一诗文皆是一节点，以时间先后顺序纵向铺排，实际上勾勒出了一条简明的词史线索。如，追探词源，其云：“谪仙才调擅词场，子夜江南已滥觞，若仿河梁五字例，主盟端合让韦庄。”[1]160主张以韦庄为千古填词之祖。对词之内在情韵的把握，其云：“试演念家山破调，绝胜玉树后庭花”，[1]160肯定李煜亡国之词直出肺腑，寄托深致的一面。对词人词作风格的称道，其云：“何须律吕协韶咸，旖旎多情语不凡。”[1]160颂扬宋祁之词秾丽幽约又不流于艳俗的艺术风貌。对词人词作成就的肯定，其云：“宣和书画雄当代，词谱还应压古人。”[1]161高度称扬周邦彦足冠一时的艺术造诣。对词籍史料的审视，其云：“有情芍药秦淮海，却被遗山笑女郎。”[1]161反驳了元好问嘲讽秦观之词为“女郎诗”一事。对词人词史地位的肯定，其云：“一声长啸大江秋，坡老天才压众俦。”[1]161“剑南诗格少陵夸，词藻还应列大家。”[1]161通过考察苏轼与陆游词作风格，对两人予以历史定位。对词人得失的评判，其云：“明末人争复古词，梅村风调最淋漓，一钱不值何须说，惆怅泉途悔已迟。”[1]162主要针对明末复古主义加以立论生发。对词作风貌的评骘，其云：“但夸晕碧裁红了，北里终惭大雅弦。”[1]162将光艳流丽之作与清妍雅洁之音相比照，表明自身论词尚“雅”的审美旨趣。对词家词作的赏誉，其云：“铁板铜琶推绝唱，就中吾最爱迦陵。”[1]162将陈维崧视为苏轼词作风格之传人，并表达出自己深切的喜爱之情。

因学术习尚不同，时人在审视或处理某些问题方面也就迥然有异，词史的建构亦不例外。诚如孙克强先生所云：“受时代观念所限，论词绝句组诗的作者不可能按现代‘史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结构撰写词史，这一局限在论词绝句中同样体现。”[1]15故而，论词者们往往选择规模庞大的组诗形式，对单个词人或重要的词学现象加以评说，以达到梳理脉络、理清进路的目的。这既能充分体现词论家们对历代社会风潮、词人本事、词作风致的熟稔于心，又简明地描画出词体演进跌宕起伏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知人论世的评说方式

“知人论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原则之一，最早见于《孟子·万章下》。其云：“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6]82依孟子之见，后人倘若欲与古人心会神契，结为良友，诵读古卷乃重要法门之一。孟子此言，旨在论说“尚友”之道，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它也不自觉地暗示了一类读书之法，即读者解读文本时，需将其与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当下境遇、审美趣尚等相结合，方能恰切地领会所托之“志”。清代，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中对“知人论世”之说作了颇具理论批评意味的阐释。其云：“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7]60章学诚将“知人论世”分为“知人”和“论世”两个层次，即受众要品鉴作品，必当知晓作者所经历之时代与个人的遭际，才能言之凿凿，洞入内里。由此可见，“知人论世”本义为“尚友”之道，后经人们的进一步阐扬，才渗透到我国古代文论领域，成为一种重要的批评方法。

陈观国《论词二十四首》在论说部分词家之际，也多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他善于针对词人的身世遭际、典型性事象或词作艺术风格加以立论生发，既拓展了充实词作的论说内容，又强化了批评的内在张力。如其评李煜云：“金陵梦断玉笙斜，后主才华十国夸。试演念家山破调，绝胜玉树后庭花。”[1]160

五代十国之际的南唐，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偏安于一隅。金陵城内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君臣之间每每填词付与歌妓乐工，以侑酒佐欢，聊作遣兴娱宾之资。南唐后主李煜锦心绣肠，工诗善词。其前期生活安定闲雅，故常以细腻之笔，摹写歌舞宴饮之景，抒写缠绵悱恻之情。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清平乐》（别来春半）、《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蝶恋花》（遥夜亭皋闲信步）等词作，风格柔媚婉约，未脱“花间”习气。逮到开宝八年，宋师破关入城，李煜被迫降宋，沦为亡国之君，金陵梦断，词风亦随之一变。其后期词作扫却了缛采轻艳之气，始“以血泣书”，满腔丧邦之恨与黍离之悲喷涌难抑，多有沉郁凄怆之声调。如《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帘外雨潺潺）、《乌夜啼》（昨夜风兼雨）、《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等，俱是作者饱满现实生活情感的恣意抒泄，纯抒性灵，天然入妙。无怪乎王国维有如是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8]197

《念家山破》本为唐代大曲，用以抒写思家念国之情。李煜精通音律，遂以此度曲填词。《后庭花破子·玉树后庭前》，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光景的惜恋之情。文中后两句将此二词衡短论长，或可视为作者评骘李煜前后期之词孰优孰劣的表征之一。总体来看，陈观国之论词绝句通过对李煜亡国之典型性事象的论说，传达了自身对李氏意境深邃、情致深厚之作的称赏，从中足可窥见其尚寄托、不喜绮丽浮艳之批评倾向。其《论词二十四首》（之三）评李清照云：“金石文词集汉唐，桑榆沦落亦堪伤。红闺一代征才調，璧合珠联是断肠。”[1]161李清照曾是以文采闻名遐迩的词坛宗匠，据王灼《碧鸡漫志》所载：“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5]88明末清初，陈宏绪在《寒夜录》中亦称：“李易安诗余，脍炙千秋，当在《金荃》、《兰畹》之上。古文如《金石录后序》，自是大家举止，绝不作闺阁妮妮语。《打马图序》，亦复磊落不凡。独其诗歌无传。仅见《和张文潜浯溪中兴碑》二篇，亟录出之……。二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古文、诗歌、小词并擅胜场。虽秦、黄辈犹难之，称古今才妇第一，不虚也。”[9]58后人推尊至此，李清照才力之胜自不待言。事实上，她不仅以诗才词艺饮誉古今，金石造诣亦可问鼎两宋。她与丈夫赵明诚在金石方面志趣相投。据《金石录后序》所载：“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10]两人齐心协力撰成《金石录》一书，辑录了自上古三代讫隋唐五代，其所能见到的钟鼎彝器之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两人本是琴瑟和鸣之佳偶，然不幸遭逢靖康之难，赵明诚于辗转逃难之际，染疾而终，独留李清照流离异乡，枉自断肠。清代诗人李廷棨在《易安居士故里诗》中曾对此叹惋道：“自随兵舫去，谁更续江蓠。”[11]396借李清照之本事发论，字里行间难掩顾恤之情。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曾云：“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12]97作品是作家人格个性的外在表现，因人之“才”、“气”、“学”、“习”的不同而各具面目。作品也是时代的产物，“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它也随世情、时序之变迁而风貌不一。陈观国深谙此道，其于论说之时，往往能自觉践行“知人论世”的原则，糅合词家之处境与心境入诗，委实可不拘于篇幅之短，而道尽其对词人词作之深切体味，真可谓入髓入神。

三、平正融通的论说特征

论词绝句作为论词者畅抒己见的载体，其主要价值在于论者用以传达自身的批评意旨，达到寓褒贬、伸己见的目的。但词学批评实践是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论词者在以诗的形式谈词说艺之际，难免带有个人情感色彩，致使某些评语失之偏颇。但陈观国《论词二十四首》却并非如此。他在具体的论说过程当中，虽不乏个人情感之诉诸，却并未拘囿于“婉约”、“豪放”体派之藩篱，或落于前人窠臼，拾他人耳食之言。相反，他凭借博通之才学，既酌鉴于往哲又渊思独虑，多有平允融通之论。

众所周知，词至两宋已发展至巅峰，元明之际词学式微，难以继盛，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理论反观的兴盛提供了优渥土壤。词学畛域内的批评活动自明代生发，至清代已蔚然成势，足称大观，对词作风韵格调研精覃思者，不可胜举。而以“婉约”、“豪放”二体之殊，择取典型词家，分正变、辨优劣，更是词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命题。譬如，厉鹗对以苏轼、辛弃疾为典型的雄放激昂词风颇为排斥，与其前修汪森所持“使事者失之伉”观点一致，曾谓：“中州乐府鉴别裁，略仿苏黄硬语为。若向词家论风雅，锦袍翻是让吴儿。”[1]64章恺亦称：“传语教坊雷大使，铜琶铁板太惊人。”[1]104褚廷璋则高呼：“终古词场留正格，休将铁板混红牙。”[1]132三者持论都以婉约之风格为当行，不喜豪放之意甚为明。

反观陈氏，其论词组诗并不一味称扬或鄙薄某一体派，而以中正之姿阐发议论。如《论词二十四首》（之七）评苏轼云：“一声长啸大江东，坡老天才压众俦。人世碧澜矜寸寸，谁知沧海解横流。”[1]161首句乃借《念奴娇·赤壁怀古》，赞扬苏轼超群绝伦之词技。苏轼之词素以豪放著称，其于举世尚婉约绵丽之音的背景下，凭借郢匠挥斤之才，践行了词体变革之意图。他倡导“以诗为词”，突破了词作传统题材、内容、形式、风格之界域，将词体的创作从歌舞宴饮、闺情离怨的仄狭之境拓展至目之所及之景象，学识、胸襟、怀抱尽融于其中。胡寅《酒边词序》评其“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13]595，甚具豪迈放旷之势。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14]322苏轼为文，追求雄浑恣肆，于词原本祈在婉媚绮艳质性之外，另辟宗风，这对尚旖旎柔靡的北宋词坛而言，确有新人耳目、矫枉救弊之功绩。故而，诗文末句所谓的“沧海解横流”，不单可视作苏轼以旷达襟怀看待进退荣辱之境的形象写照，更是作者对苏轼敢于革新词体，奏响慷慨激昂之音，打破婉约之词独尊格局的讴歌。

其《论词二十四首》（之十一）评辛弃疾云：“河山南渡半能文，大将还矜翰墨芬。留得风云豪气在，词坛谁憾岳家军。”[1]161辛弃疾亲历宋室南渡之巨变，一生以恢复家国为志业，满腔爱国之情与拳拳报国之心，常以词之体式宣泄笔端，词情激昂恣肆，雄豪雅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曾赞叹道：“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15]227李佳《左庵词话》亦评价辛弃疾之词，“用笔如龙跳虎卧，不可羁勒，才情横溢，海天古浪。然以音律绳之，岂能细意熨帖”。[5]3168-3169陈廷焯《词则·放歌集》则认为辛词“魄力雄大，如惊雷怒涛，骇人耳目，天地钜观也”。[16]612后人对辛词之论切中肯綮，推崇之意可见一斑。陈观国对辛词雄豪之气魄亦激赏之甚，并将其与“胆量、意见、文章悉无古今”的岳飞同日而语，这也足以体现出他对辛弃疾词史地位的高度肯定与推扬。

其《论词二十四首》（之四）评柳永云：“晓风杨柳记屯田，人比襄阳孟浩然，登厕阿谁传恶虐，蚍蜉撼树亦堪怜。”[1]160柳永一生落拓不羁，流连于歌楼妓馆，屡试不第后，便一心“奉旨”填词，有《乐章集》传世。其中，剪红刻翠之词占据了绝大部分，俚曲慢调，多有“闺门淫媒之语”与“羁旅穷愁之词”。[17]319柳词因与传统词学之习见不甚契合，而备受訾议。如，王灼《碧鸡漫志》斥道：“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5]84陈师道《后山诗话》更言辞激切地批驳柳词“骫骳从俗”。陈观国并不以为然，他对这些鄙薄之论嗤之以鼻，嘲讽其为“蚍蜉撼树”。首句“晓风杨柳”化用柳永《雨霖铃》“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句，即欲借此说明，柳词虽多以俚俗之语描摹市井风情或男女艳情，然尤善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显系不流于淫俗。柳永羁旅行役之词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引驾行》（虹收残雨）、《安公子》（远岸收残雨）、《迷神引》（一叶扁舟轻帆卷）等，常以“我”为抒情主体，观自然时序之景，用平铺直叙之法，构筑苍凉雄浑之境，并襄之以率真直露的抒怀方式，孤寂与思归之意尽现笔底。这与以温庭筠、韦庄为典型的以女性为抒情主体，含蓄委婉的文人闺情之词大相径庭，乃“词人变古”之首倡也。作者将其与不媚俗世、多写羁旅行役之感的盛唐诗人孟浩然相提并论，其推尊之意溢于言表。其《論词二十四首》（之八）评秦观云：“有情芍药秦淮海，却别遗山笑女郎。词格不同诗体健，何妨龋齿媚新妆。”[1]161“有情芍药”一词，乃源于秦观《春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之句。元好问对此句曾致以微词，其《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十四）讥讽道：“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14]458指斥秦观身为阳刚之躯，所作诗文却纤柔温婉，如妇人之语。陈观国并不苟同此论，并持诗词体貌不一之观点，以明其说。实际上，结合诗词生发史实来看，这一论断并非大谬不然。诗者，乃文学之正体、雅音。自上古之际，便已遵循儒家“兴”“观”“群”“怨”的教化传统，肩负起治国安邦、人伦教化之重任，且常应制、合事而作，故须风骨遒劲、意气爽朗，以经世致用。词者，乃配乐而歌的佐欢之作，“用助娇娆之态”，非属正统文学之列。自肇端以始，填词一事便被视为“末技”。文人墨客作诗之余倚声填词，往往以合音协律为要务，以付与歌女之口，唱于歌筵酒席，达到娱宾遣兴之目的，词作自然显现出温馥柔媚的特征。秦观善为乐府，专主情致，遣词用语典雅精巧。因出身贫寒，仕宦生涯又屡遭流贬，故词作多浸染身世之感，风格清丽凄婉，不悖于词原本婉转绵丽之质性。陈氏之论，乃是对秦观“女郎诗”一说的理性反拨，延而伸之，抑或可视为对男子作闺音的辩解。

关于词体“婉约”“豪放”之争，宋已有之，清代词学批评领域内的争辩尤显激烈。他们或称扬婉约，贬抑豪放；或称扬豪放，贬抑婉约，当然，也不乏中正之声，以为两者当不分优劣高下。如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曾谓：“词家绮丽、豪放二派，往往分左右袒。予谓：第当分正变，不当分优劣。”[18]卷九而陈观国论词亦持此辩证公允态度。其对词家词风之体认，豪放如“苏辛”者，婉约如“秦柳”者，皆能理性持论，不滞于迷真之见，整体呈现出平正融通的論说特点。

总之，陈观国《论词二十四首》在具体的词学批评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词史流变的简明勾画，知人论世的论说方式与平正融通的论说特征三个方面。其中，通过对传统词史流变的勾勒，可见出作者自觉建构词史的意识，知人论世的论说方式又使其词学批评更具恰切性与精准性，平正融通的论说特点则是其不宥旧说、独抒己思的产物。整体来看，陈观国的论词绝句，既有对词史的整体把握，又有对词家、词作、词事的细致辨说，点线之间相互结合，宏观与微观之间相互融通，富于批评的宏通性与论说的张力性，对不断开拓和完善我国传统词学批评显示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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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讷.百家词.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14] 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 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16] 孙克强.唐宋人词话.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

[17]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廖德明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8] 王士禛.香祖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编校：马延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