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全国“东南三贤”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周接兵 徐公喜

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弘扬“东南三贤”（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朱喜、张栻）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推动宋明理学研究走向深入，2018年5月18日至19日，由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重构与创新：首届全国‘东南三贤学术研讨会”在江西上饶师范学院隆重召开，近70位来自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赴会。大会围绕“东南三贤”比较研究、“东南三贤”与南宋学术研究、闽学浙学湘学研究等核心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研讨。兹将大会研讨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东南三贤”的学术思想研究

《四书》是儒家道统的精华，对三贤思想发展影响至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认为，朱熹通过结集《四书》并分别为之作序，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谱系，全面而系统地完成了新儒家道统论的重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肖永明论述了朱子对孟子“夜气”思想的阐发，朱子在继承孟子重人禽之辩的前提下，通过对“心”的持守，进一步实现对“夜气”的引导和主宰，借此反过来以加强“夜气”对心与性的涵存功能。考察朱子对“夜气”范畴的诠释，有助于重新审视学界关于朱子重“理”的观点，了解“气”在朱熹心性修养论体系中的地位。长沙理工大学王琦通过对朱熹封事与奏札的梳理，认为贯穿朱熹帝学思想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德帝业，实现政治社会秩序重构与儒家王道理想。陕西师范大学李敬峰通过对吕大临《中庸解》的分析，探讨了朱子《中庸》学尤其是“中和新说”形成的思想背景，认为吕大临作《中庸解》，舍弃汉唐经学注疏，建构了以“中”为核心的圆融的《中庸》哲学体系，深深影响了朱子《中庸》学，促成了“中和新说”的形成。中华书局何然讨论了朱子对《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注解，认为朱熹构建起了一个以“学”为核心，以人性善为基础，并以明善复初为理想的人生图景。

三贤的《五经》之学也得到與会者的关注，浙江海洋大学程继红考察了傅寅《禹贡说断》征引吕祖谦《尚书》说的文献价值和思想史意义。中山大学哲学系吕欣对朱子“《易》本卜筮之书”说进行了考议。他认为，朱子“《易》本卜筮之书”观念引领其易学体系的整体思路。通过整理朱子的易学著作、书信往来、语录等文献中相关的内容，可以看到这一观念是如何影响朱子易学的演进、如何回应象数与义理之间的鸿沟、又何以配合其学术体系中经典系统的完成。

“心”在三贤理学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浙江工商大学蒋伟胜指出，与朱陆相比，吕祖谦心学更侧重心的工夫论意义。价值自觉的良心是吕祖谦心学的基础，心的工夫对象是主体自身之内的气质之性与情感意气，以及外在于主体的事与物，其根据则是心、性、天、帝同一的形上学，这是吕祖谦心学可以与理学贯通的理论基础。台湾中华吕祖谦学术研究协会温俊富以《东莱博议》与《定性书》为文本，考察了吕祖谦的治心之术。他认为，《东莱博议》蕴含着身心修养的道理，着重于“以内外为二本”的凡人世界。基于此，其治心之道较具可操作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赖尚清从“仁”的角度研究了朱子哲学中的“心”“理”关系。他认为，在朱子追求的豁然贯通的境界中，此心不是气心，而是天理本体、仁心本体之全体大用之流行，也是一种心即理之心。

另外，还有学者考察了吕祖谦的学术活动与影响。如台湾鹅湖书院山长吕荣海讨论了吕祖谦理学与鹅湖会的现代意义与功能。他认为，近代以来学人的论证或主张均与十二世纪鹅湖会之精神相通，足见鹅湖会之精神经得起历史考验，深具现代意义与功能。铅山鹅湖书院王立斌考察了吕祖谦与丽泽书院的关系。他认为，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是当时国内主要学派常驻切磋问学之所。同时代诸多大儒纷纷前来探讨商榷学问。吕氏倡导实体达用之学，为后世中国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有学者从理欲、义利之辨的视角考察了张栻的理学思想。同济大学路鹏飞指出，张栻以“无所为”和“有所为”统合义与利、天理与人欲、为人者与为己者、王者之政与霸者之政等的划分。主张明天理，遏人欲；赞成举仁义，行仁政；反对功利之学与霸政，对传统儒家义利之辩提出了新见解。上饶师范学院周接兵从义利公私之辩的角度，考察了张栻对理想君子人格的建构。他认为，义利之辨是儒家的中心问题之一。张栻将义利之辩提升到判别君子、小人、王道、霸道的“第一义”的高度，并赋予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的诠释，使得义利之辩既具备了体现形而上天道的价值根源，又具备了指导士大夫洒扫应对乃至修齐治平的现实功用。

二、“东南三贤”学术交往与思想比较研究

“东南三贤”之间的学术关系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浙江师范大学王锟以朱熹历史哲学为比较对象，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进行了探讨，认为吕、朱都是基于理学家的立场来诠释历史。二者最大的不同是：其一，朱熹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兼及历史哲学，而吕祖谦的学问根基是史学的、文献的，故吕祖谦是历史家的身份而兼及历史哲学。其二，朱熹是理学史观，而吕祖谦是心学史观。吕祖谦的历史哲学，既吸收朱、陆二人之长克服其短而形成自己的心学，又吸收了永康、永嘉事功之学，形成内涵丰富的历史哲学。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宋清秀则以朱熹、吕祖谦的往返书简为材料，讨论了他们在学思、气禀、出处以及处世待物等方面的异同。性格上，朱比较褊躁，争强好胜，言辞犀利；而吕相对收敛，宽缓谦和，言语周详。二人在交往中，得以相互警醒、制约、弥补，相益得彰。学术上，朱倾向于分离、切割，壁立千仞，多苛责于人；吕则主张协调、包容，海纳百川，专内省于己。湖南大学徐艳兰考察了吕祖谦在书信中对朱子《太极图说》《西铭解》等著述的质疑，并对其思想差异以及他们对二程之学的贡献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从吕对朱子的质疑中可窥见：他们在体用观、道器观、太极、阴阳、动静观、理欲观、义利观、道统观等各方面存在着差异。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学术渊源所致；另一方面是个性气质使然。浙江师大彭荣则更为细致地梳理了吕祖谦与朱熹围绕《太极图说》所展开的书信论辩，认为朱子充分尊重吕祖谦所提质疑，并根据其意见作了较大修改。浙江师大曾礼军对吕祖谦《家范》与朱熹《家礼》进行了比较，认为对于新型家族制度和家族礼仪的重建与重构，宋代司马光《书仪》、吕祖谦《家范》与朱熹《家礼》三部著作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司马光《书仪》具有筚路蓝缕之功，吕祖谦《家范》和朱熹《家礼》都对该书有所继承，但吕氏和朱氏又各有自己的开拓之功。

本次会议对张栻的学术地位也有了新的认识。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对南宋初年（1130年）出生的朱熹、吕祖谦以及薛季宣、陈傅良等人的学术交游进行了考察，认为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张栻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三先生之中的核心人物当为张栻，而主动撰写著作、提出问题且引发友人们共同讨论最多的则是朱熹。湖南大学殷慧通过对1163年至1180年间朱张论礼的考察，发现这一时期张栻礼学的影响力高于朱熹，而朱熹在礼义的突破、礼学文本的整理以及礼仪的践履等方面的努力，使其在学术圈的影响力逐步增强。她从两个向度考察了朱张论礼：一方面是礼之哲学；另一方面是礼学之文献、礼教之主张的讨论。湘潭大学陈代湘梳理了张栻与陆九渊兄弟的关系，认为湖湘学派与江西学派在学派渊源和学术思想上有密切联系和较为复杂的关系。他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是相通互融的，但二者又有差别。湖湘学派既有心学的倾向，又注重理的外在客观性，在重视体认本心的同时，也强调向外的格物穷理。

另外，不少学者对三贤与同时代其他学人的互动进行了研究。台湾中央大学刘德明以“救邢”“伐楚”与“五公子求立”三事为例，比較了吕祖谦与赵鹏飞对齐桓公评价的差异，丰富了学界对南宋“王霸之辩”的了解。上饶师范学院夏时华讨论了吕祖谦与汪应辰的交往，认为吕正式师事汪之后，师生俩人基于共同的政治理想、理学思想旨向，围绕当时政治、理学、学术等展开了密切地交往可谓肝膈洞照，泯然相投。汪在政治、理学思想、践履、重史学等诸多方面对吕开创婺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饶师院梁从峨探讨了李光易学在浙东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有着承上启下的经学示范意义，认为李在《读易详说》中大量使用“参证史事”的经学方法，寄托了李对南宋政治的忧患之思，推崇为易学“史事宗”的开创之作。上饶师院周茶仙对南宋理学学派关系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南宋理学学派的竞合关系研究思路。指出南宋理学学派关系研究常用范式、相关研究文献以及相应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反思，不仅可以通过粗略地梳理与扼要的评述，辨析其中的相关问题，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同时可以促进研究范式的不断创新，重构未来的研究取向。

三、“东南三贤”后学及其学术影响研究

“三贤”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其后学更是薪火相传，赓续不已。上饶师院徐公喜对婺州朱子门人进行了全面考辨，认为宋代婺州学派鼎立，朱子学术传播甚猛，婺州已经成为朱子学的重要阵地，朱子门人后学有着巨大贡献。对于婺州朱子门人的考辨有助于厘清浙江朱子学的发展脉络。上饶师院冯会明则对朱熹晚年门人陈文蔚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认为陈的思想深得朱子理学之精髓。其学说“以求诚为本，以仁义为宗，以学问思辨为反躬力践之地”，在传承、传播朱子学术方面，居功甚伟。浙江师范大学崔小敬通过为南宋淳熙至绍熙之际的理学士人孙应时撰写年谱，彰显了其与陆九渊、吕祖谦、朱熹、张栻等人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交游关系。江西师范大学邓庆平对饶鲁师承黄榦之说进行了考辨，认为饶鲁是黄榦晚年的重要弟子。浙江师范大学刘玉敏认为南宋思想家钱时的《融堂四书管见》与杨简的五经注解一起构成了心学的四书五经诠解体系，是浙江心学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现了浙江心学的发展路径和特点，之后的宋濂、王阳明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进一步发展心学的。

三贤之学在明清之际的影响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关于船山学，湖南大学陈力祥指出，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船山的性情论框架承宋明性情论而来，在“四端性情”“性情体用”“心统性情”等层面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创见，呈现出与朱子、阳明有异的鲜明特色。宁波大学彭传华则指出，王船山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来源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他认为，船山的“正统”论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聊城大学唐明贵以《论语学案》为中心，讨论了刘宗周融通朱王的思想特点。他认为，刘宗周为了扭转明末学风之弊，一方面承袭和修正王学；另一方面袭用和辩驳朱学，力图不拘门户，博采众长，融通朱王，以维学脉于不坠。这也确立了刘宗周在理学史和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广西财经学院陈林对李绂《朱子晚年全论》中的“朱陆异同”说进行了反思。他指出，李绂主张朱子与陆九渊的思想乃是“早异晚同”的关系，朱子晚年转向了陆学，亦如陆九渊那样强调为学首在挺立求放心一类之本心工夫，而不再讲格物致知、读书讲学之工夫。朱子晚年强调求放心一类之尊德性工夫，并不表示他不再讲格物穷理、读书讲学一类之道问学工夫，也不同于陆学所理解的求放心。朱子强调求放心一类之立大本工夫，乃是因材施教之举，并不是否定自己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浙江大学金晓刚讨论了黄宗羲后裔对《宋元学案》的补修工作及其对宋元儒学史的阐释。他指出，两种《宋元学案》黄璋校补本的发现有助于钩沉被隐没的黄宗羲后裔在书稿流传及成书过程中的作用。从学案设置、命名、人物评价等角度来看，黄璋父子的续补，并非此前所认为的回到梨洲原本，否定全氏补本，而是在综合梨洲、谢山二家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识，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清代浙东史学思想的继承与转向。

最后，三贤之学对东亚地区的学术影响也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的议题。上海师大石立善考察了朝鲜儒者李栗谷编的朱子学文本《小学诸家集注》，从编纂、蓝本、按语、性质及英祖朝儒臣所撰宣政殿训义之内容等方面展开研究，彰显了朝鲜朱子学文本注释的特色。韩国成均馆大学权锋女对19世纪末期朝鲜儒者河谦镇所著的《东儒学案》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该书是朝鲜的道学者们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下，为了重新认识道学的基本精神而编纂的韩国儒学通史。武夷学院张品端认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林罗山创立的日本林家学对日本近古的思想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日本朱子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他对朱子理学的接受、传播、新诠与反思，标志着17世纪以后的朱子学中心开始由朝鲜向日本转移。朱子学在日本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日本当时的显学，林罗山由此被誉为日本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此外，与会学者还对传统儒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如湖南科技大学张晚林研究了儒家的慎独之学，认为儒家的慎独之学，通过孔子、子思与孟子三个阶段的发展，彻底完成了其宗教形态。孔子证会了慎独之学之宗教内涵；子思开显了慎独之学之宗教境界；孟子为慎独之学的宗教境界进行了形上奠基，从而最后完成了宗教动力学。至此，慎独之学作为一种理性宗教彻底证成。山东社会科学院涂可国则分析了儒家责任伦理主体指向的二元结构。他指出，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历代儒家既讲责人又讲责己，但更重视责己；同时，儒家并不否定责人，而是主张敢于责君、敢于劝谏，提出了以责成人之道的思想范式。在儒家看来，责己也好，责人也好，均不是纯粹正面的，更不是绝对善的，有时可能是消极的，因而不能一味责己和责人，而应遵循中庸适度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