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

李伦娥

我人生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978年。

那一年我读高一。

1977年10月，在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決定恢复高考。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恢复高考是1977年12月，那个冬天不太冷。我看到附近的好些哥哥姐姐“散考”后从我家门前走过，一个着花棉袄的女孩是我姐姐的同学。“考得不好。”她跟我姐姐打招呼，有些羞涩。那次，我们全公社没一个人考上。“到时看我的！”正读初二的我暗下决心。

也许是生产队的报纸一直都是送到我家的缘故———全生产队就我家住在大马路边，从小我就无限热爱阅读。那时生产队只有一份《衡阳日报》，哪怕家务、农活再多，我每天也一定要把报纸全部读完，才准父亲拿到生产队去。后来上中学了，《衡阳日报》满足不了我，我就到处寻觅一切能读到的书，如饥似渴地“吃”着———真的是“吃”而不是读。记得上学路上有一家废品店，兴许是我走路都捧着书看，女店员对我很有好感，只要收到废旧书籍，她一定会宝贝一样收好。只要看到她像地下党员一样对我使眼色，我就知道有好书了。每次我都如获至宝，吃饭走路甚至上茅房都在看。

也许正是这疯狂的阅读，我的作文水平在同龄人中稍显出色，于是便有些自得。1978年元旦，我生平第一次投稿———懵里懵懂地投给了《衡阳日报》。说来好笑，我第一次投稿的题目居然是《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体会》。写的什么我全忘了，但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一个14岁的小女生能写出什么？可笑的是，在日记中我却幽怨地写道：“已经四天了，怎么还没发表呢？”

我们那时的中学没有重点一说，尽管地处城郊结合部，学校还是有一批高水平老师的。我初中语文老师姓安，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教学水平在全地区都有名，特别是古文，我至今记得他摇头晃脑给我们讲解古诗文的样子。我的数学老师刘令志，居然可以很得体地用古诗文给我写评语。

“作文不错。”我先后的语文老师都这么评价。所以1978年夏天进入高二文理分班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高中语文老师汪士祥是我的班主任，“文革”前中师毕业的他，教书也有一套。我的作文本被画满了圈，汪老师好几次在班上念我的作文，也好几次当面批改我的作文。“你家招子会读书，能考上大学的，你们不要她天天去卖菜了。”他对我父母说。“招子”是我的小名。汪老师说的卖菜，是我当时几乎每天上课前，都要把自留地里的菜摘下来挑到菜市场去卖。40多年后有同学回忆，我居然曾将早市卖不完的菜担到教室，放学后再挑回家。有这事？我是全然记不得了，难怪当时班上有好几个女生收到男同学的小纸条，我还曾心理不平衡，现在想想，找到原因了———哪个男生会将追逐的目光投到“卖菜女”身上？而且她的衣服还常常是补丁叠补丁。

但这一切丝毫不影响我的阅读和写作。这一年，我参加学校的作文比赛拿了一等奖，之后又参加全地区的作文比赛，拿了个第二名。更令人意外的是，比赛不久后的一天，《衡阳日报》居然刊发了这篇作文，题目是《考试之后》。我的文章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这之后几十年，我上大学读中文系，毕业后做公务员、当大学老师，最后终于在29岁那年当上了记者，兜兜转转一直朝着记者梦努力，应该说，是1978年在《衡阳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埋下的种子。（作者系《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