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有效市场的二因素：再定位的企业家精神与政府

郭智健

内容摘要：市场和政府的问题永远是我国经济领域最为关键的问题，围绕着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学界开展了很多讨论。本文将重点讨论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构建有效市场必要因素，从而得出一种新颖的观点。最近，好多文章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固态化，我想从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历程中对经济理论的争论为出发点，来阐述此观点的不妥之处，并且进一步提出以理为基础、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政府才是最终的建设目标。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 有为政府 有限政府 有效市场 有理政府

2016年林毅夫、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废存之争可以说是轰动学界。拉长时间的视角，1995年林、张二人就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问题“交火”。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很清楚，长达20多年的“林张之争”实质还是在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简简单单几个字，为何让中国顶尖的两位经济学家争执如此之久。就此，笔者详细梳理了林毅夫、张维迎两者的主要观点（分歧点很多，在此只讨论最根本性的分歧所在），以期让读者可以更加明白现今我国经济基本问题所在。

林毅夫认为在当前状况下政府的作用不可少。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他强调有为政府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林毅夫并不否认市场的存在性和重要性，并且也不止一次地表明市场重要的观点，他所强调的是政府在市场上的作用。为此，林毅夫为政府加了个“帽子”叫“有为”。张维迎的观点更为直白，他强调市场和企业家精神的万能性，认为市场和企业家精神可以做一切政府在市场中做的事情（张维迎，2016，根据产业政策思辨会视频整理而来）。张维迎认为政府的作用适用最低原则，即制定秩序规则，创造法治、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超出此范围则不能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张维迎，2016）。针对林毅夫建设“有为政府”的提法，田国强（2016）则认为应该朝着建设“有限政府”的目标而努力。

针对以上的多重争论，笔者将从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和什么样的政府这两方面来论述构建有效市场的二重因素。另外，最近大量的书籍、文章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应该很明确甚至应该法律化，严格限制政府“越界”，也就是表达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应该固态化。笔者将通过几次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来阐明此观点的不合理性所在。

企业家精神的甄别

企业家的重要性首先由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坎蒂隆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系列特殊技能的有机集合，是一种无形的生产要素（坎蒂隆，2012）。基于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才能观理论由米塞斯提出，米塞斯在《人的行为》中着重凸显了企业家精神在开放经济中的重要性，经由哈耶克集大成后为后人所知。米塞斯-哈耶克的企业家才能被定义为能够充分利用市场中分散知识的能力，利用市场中的不均衡现象，进行冒险而创新的套利活动，通过不断的市场套利来促使市场不断地从不均衡转向均衡（朱富强，2017）。我们可以从中得知，上述定义是以市场的不均衡为起点的，这种市场更像是一种被动的、暂时的均衡，而在此情况下的企业家也只是因为市场有不均衡而去发现不均衡，其实质是一种伪主动行为（看似是一种主动行为，其实质是一种被动行为，因环境的变化而被迫去做一件事）。概括而言，即米塞斯-哈耶克的企业家才能观是以人对于信息的机敏和判断力为前提、以冒险和创新为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套利而促使市场均衡的一种模式途径。熊彼特发展了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熊波特在他的创新理论中提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熊彼特，1990），企业家精神最重要的一点仅是创新而无其他。

由此可以看出，米塞斯-哈耶克式的企业家精神与熊彼特式的企业家精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首先，熊彼特弱化了人对于信息的机敏性和判断力的作用，强调创新发挥的独一无二的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套利在熊波特这里也是不提了。其次，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假设前提为市场是均衡的，创新只是间断地、偶然地打破均衡，从而获取利润。在熊彼特这里，市场的均衡成了理论起点，创新变成了一种真正的主动行为，变成了企业家自发自觉的行为了。最后，关于创新的内涵，学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创新是包含了冒险的含义的，“从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来看，创新需要冒险，没有冒险就没有创新”（郝云，2003），熊彼特把两者同一化了。

“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张维迎在与林毅夫的产业政策辩论会上如是说道。张维迎也在他的诸多专著中多次提到，企业家的功能之一就是发现市场不均衡，从而进行套利。企业家的套利行为会促使市场重新均衡，但是这种行为真的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么？这难道不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么？张维迎多次提到，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政府有能力做好这一套，那么笔者要在这里问，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套利的企业家会让整个经济更好？“劳斯比认为：套利的动机会使得国家经济居于反复波动之中；企业家为了套利或许会误导消费者”（伊斯雷尔柯兹纳，2012，p10）。同时，“逐利的企业家是会隐藏信息甚至会主动推动经济波动而进行获利，从而带来欺诈和利润的不合理性”（朱富強，2017）。十九大前夕，国家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什么叫优秀企业家精神？我想，大概绝不可能是套利的企业家。

由以上分析可知，基于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式的企业家精神并不是万能的，反而确是风险很多、很大。笔者认为熊彼特式的企业家精神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

“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初探“有理政府”的合理性

林毅夫极力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中称“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林毅夫，2014）。田国强却在多场合发表观点认为，“有限政府”才是中国政府的目标（田国强，2016）。有为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有作为的意思，表现出很强烈的主动倾向，这大概也是诸多学者反对把“有为”政府作为中国未来政府建设目标的原因之一。确实，提到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反对的。但我想，林毅夫想倡导的只是一个做好事的政府，他想的只是政府主动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法治公平环境等，在经济波动时期适当介入，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但是，一旦赋予了政府主动的权利，确实会出现像大多数学者认为的乱干预经济的现象。另外，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你有什么理由让我相信政府是有能力做好事而不去做一件坏事呢？好心干坏事的事例古而有之。

由此，一批学者提出建设“有限”政府，限制政府的作为。具体来说，就是市场能做的都让市场来做，只有市场不能做的才需要政府运用公权力进行干涉（田国强，2016，p15）。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一直走的都是所谓的“强政府，弱市场”道路，还形成了外界所传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在经济方面的核心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何自力，乔晓楠，李菁，2009）。有人说，外国也有很多国家走国家调控道路，他们怎么都失败了呢？怎么只有中国成功了呢？这个问题将在下一部分给出笔者自己的解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这被认为是在经济方面向“强市场，弱政府”转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全会的这种提法仅仅只能理解为向市场放权，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限制政府权力。

应该说有限政府是一个对于西方来说比较好的提法，而在我国这个法治还不是很健全、公平竞争观念还没有充分弥漫的阶段来提有限政府是有害处的。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广大人民的脱贫计划，我国需要一个温和的经济增长的大环境，在法治还不是很健全、公平竞争观念还没有根深蒂固的时候限制“有形之手”，政府官员们也怕啊，怕经济波动的频率更高了、怕计划完不成、怕一个大波动就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发展基础毁了，甚至还可能一蹶不振。况且现在国际大环境也很复杂，稍有错误可能几十年基业毁于一旦。从这方面考虑，有限政府的提法不符合现在的中国。过于激进的改革不仅政府受不了，民众也会反对（有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调查民众支持强政府模式）。

综上所述，一方面尽量要减少政府的主动倾向，一方面有限政府在现阶段又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那该如何呢？笔者结合林毅夫和田国强两位教授的观点，提出“有理政府”概念。政府要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有一定的依据。只要有理有据，那么政府所谓的“越界”也是从整体考虑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如果无理无据，从“理性人”的角度看，政府也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建设有理政府的关键在于理从何处来以及如何评价是否有理？对于理从何处来，笔者的回答是理从人民处来。这个道理依据肯定不能是政府一家说了算，而要广集民智、广做调研才能形成决策依据。当然，这个有理有据要从整体考虑，不是说对一方面不好就无理无据了，而要全面衡量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至于如何评价是否有理，笔者认为要坚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始终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就能做出合理、正确的价值判断。有理政府既是一个有限政府，也是一个有为政府，很好综合了两者的优势之处。理由、依据既是政府作为的限度也是政府作为的基础。由于这个理由、依据没有明晰的标准，只要人民群众得到了最大的利益，那就是符合这个标准，所以也体现出很大的灵活性。

所以，由上述探讨可知，把米塞斯-哈耶克式的企业家精神和“有为政府”或者“有限政府”作为构建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是有所偏颇的，熊彼特范式下的企业家精神和有理政府才更适于成为构建有效市场的必要因素。

评“固态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之类观点的逻辑相悖

若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过程有大体了解的人都应该有个感觉，自20世纪以来，好像在每次大的经济危机（抑或是经济发展出现重大问题）之后总有一场大的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如果经济一直平稳运行，就证明了这种经济理论的正确性，也就没有发生大的争论的必要了。这些大讨论，一方面是反思之前的过错，一方面无非又是在表达自家的观点，以争取成为下一波发展的主流之音。

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使得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倡导市场自由的声音渐息消默。凯恩斯主义倡导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使得资本主义各国慢慢从经济大危机中恢复过来，进入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普遍出现高通货膨胀但经济停滞的罕见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使得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各国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对经济的管制，于是自由主义的声音又盖过了凯恩斯主义的声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国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而中国的经济却依旧保持了高增长，其背后是4万亿的力量，运用政府的力量强力调控，使得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降到了最低。但是4万亿过后，是普遍的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于是本届政府又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近一百年的历史说明政府与市场没有明确的边界，强行为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定静滞的边界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政府进市场退抑或是市场进政府退都是在特定时期的处置方法。市场不是完美的，是有缺陷的，这个绝大多数学者也都认同，所以市场的发展框架本身就是个大动态的过程，而要让一个大动态的发展框架和一个以静为主的边界相契合，从逻辑上说是不恰当的，所以也是没有理由要明确一个政府和市场的静滞边界，从而把两者的关系固态化。至于上文提到的“中国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功，应该说正是中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进退互致才导致“中国模式”的形成，简单来说就是中国政府不把自己捆的很死，虽然做不到可以随时“退场”，但是做到了可以随时“进场”，再通过一系列改革慢慢“退场”。而反观其他国家，那些国家的政府正是被所谓的“明确边界”束缚住了手脚，想为而不能为。这与上文所述的“有理政府”理念一脉相承。道理和依据本就是个动态的过程，恰好符合市场发展框架的动态性，有理有据方能符合市场的发展趋势。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理为基础、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政府，而不是高喊如何限制政府的一些权力。只有以理为基础、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政府才可能及时应对一切困难，这也可以化解现在的政府“能够及时进场救火，却不能及时退场”的困局。而笔者认为，建立一个以理为基础、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政府的关键在于破除利益的藩篱，尽可能减少各方利益纠葛，提高政府的效率。

需要明确的是，笔者提出的“政府与市场边界不定”观点并非反对市场化进程；相反，笔者认为市场化是大势所趋，笔者只是针对“固态化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以及发表自己的拙见。政府与市场间有很大的弹性地带，政府进市场退、市场进政府退这两种情形都有可能发生，并且在特殊时期都有其合理之处，是经济平稳运行必不可少的基础。弹性地带的存在也为政府应对紧急事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空间，使得局面可控而不致失控。

所以，笔者通过一系列的阐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熊彼特式的企业家精神是实现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之一；有理政府结合了有为政府、有限政府的优点，可以作为实现有效市场的必要条件之一；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是静滞的、固态化的，现在的一些观念存在逻辑悖论；建立一个以理为基础、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政府才是当前最重要的目标。

当然，笔者也仅仅是发表自己最拙劣的见解。对于建立一个以理为基础、具有高度靈活性的政府，这其中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论证，笔者只是提出了一种发展方向，仅供学术交流所用。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经济有其复杂性，一家之理论也不可能详尽中国之问题，有意义的学术讨论才能为中国以后的发展辨明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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