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斗争到遵义会议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史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7）

一、从1927年8月至1929年12月，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初步的、有限的认识阶段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后，率领部队奔赴井冈山，开启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毛泽东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明确了农村中心和割据区域与全国政权关系的观点，毛泽东革命道路理论基本形成。因为与共产国际固有的“城市中心论”相矛盾，遭到共产国际和党内领导人的错误批评。

在土地路线问题上，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者实行杀尽土豪劣绅和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分地主的土地和东西等一系列“左”的做法。1927年11月，毛泽东在茶陵成立了第一个湖南边界苏维埃政府，“推行了一个民主的纲领，采取温和的政策”，①受到党内的猛烈批判。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由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加之党组织长期处在农村斗争环境中，因此，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政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政党，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任务。中共中央曾经照搬联共(布)党的党建模式，片面强调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增加党员队伍的工人成分。这种“唯成分论”的观点既违背中国国情，也不能解决党组织的纯洁性问题。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党内表现得十分严重。1928年1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一年多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从红军中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提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根本性问题，尤其注重在思想上建设党，从而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政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上，由于军队成分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并且长期处于农村战争环境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四军党内发生“朱毛之争”的认识分歧。主要集中在军事长官与党委领导观念以及根据地观念与缺乏根据地观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解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工作等建军原则问题。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通过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开创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凝练为带有朴素游击战争性质的“十六字诀”。这种作战原则灵活机动，能够趋利避害，符合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却长期得不到认可。共产国际轻视毛泽东等领导的游击战争，要中共“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②

毛泽东开创的革命道路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但是，毛泽东的革命道路理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理论，如土地革命理论、军事理论等，并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囿于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共产国际的干预，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上来看，毛泽东的理论发挥作用的范围都是相当有限的。这个阶段，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呈现出两个鲜明特征。第一，从广度上来看，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局部性特征。其影响范围仅仅局限于井冈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层的认可和接纳。党内尚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第二，从深度上看，具有初步性、直观性特征。即使是在红四军内，人们的认识还具有明显的直观性、简单化倾向，主要是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只看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际效果，这种认识仅仅流于表面，还没有达到对其本质的理解。

二、从1930年至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不确定、反复阶段

这一阶段，党内经历了两次严重的“左”倾错误的统治时期，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的革命道路理论、土地革命路线、战略战术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受到中央错误路线的全面批判和打压。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是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李立三固守“城市中心论”，批评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反对分配土地给地主。他尖锐地指出毛泽东的思想阻碍了红军的发展：“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③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居于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又遭到全盘否定。在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左”倾教条主义者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的界限；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他们低估红军和红色区域的作用；在土地革命问题上，错误地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做法；在军事路线方面，主张阵地战、堡垒战，反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

“九一八”事变后，“左”倾教条主义者深受斯大林“三阶段”论的影响，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错误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一味打击中间势力。强调“进攻路线”的冒险行动，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主张批驳为“保守”“退却”甚至“右倾机会主义”。随着这些错误主张在各根据地的强制推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日益受到压制，大大阻碍了革命事业的发展。

对毛泽东的主张和他个人的集中批判主要表现在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上。特别是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的处境越发艰难，并逐渐被排除出了红军的领导层。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会后，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又开展了激烈的反倾向的斗争。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诱敌深入”方针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这次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被迫离开红军回到后方。

1933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2月，毛泽东在没有得到信任的情况下被召回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临时中央不顾当时反“围剿”的有利形势，在苏区错误地开展了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毛泽东顶住巨大压力和困难，投入极大的精力组织经济建设，以期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王明、博古的“左”倾错误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毛泽东此时已经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层之外。他主张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方针被博古和李德完全抛弃，他们认为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就这样，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这一时期，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由于党内长期被“左”倾错误思想统治，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呈现出不确定性和反复性的特点。一开始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和教育工作，他的主张尚能被党内同志所接受，后来则基本上遭到全党的否定和批判。毛泽东思想是从反面意义上被提出来的。他的那些符合实际的正确主张不被认可和采纳，经常性地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同志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存在巨大反差。在中央，毛泽东只争取到了极少数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在地方，由于毛泽东军事指挥得当，红军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这使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根据地广大官兵的一致认可。

三、对毛泽东思想认识史研究的启示

对这一认识轨迹的梳理和分析，为在新时期更好地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和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但是当时党的理论水平毕竟有限。况且，外来的理论要想在中国落地生根，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历史文化和实践经验相结合。必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思想自身的发展过程与全党对其认识过程之所以出现不同步的情况，就在于教条主义者把“本本”上的字句奉若神明，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助于缩短这两个过程之间的时间差。

（二）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预以及“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苏联指示和经验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和他们的理论指导及联共（布）党内斗争密切相关。这都迟滞了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

（三）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内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曲折历程，暴露出党的组织建设中党内斗争方式上的错误倾向。当“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时，在组织上往往采取宗派主义、惩办主义的方法。对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通过组织纪律手段解决党内的认识分歧，把错误思想强制推行下去。这就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被长期压制。

（四）树立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过程虽然几经曲折，但其科学性终被实践所证明。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等科学理论一样，仍然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发展自身。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不断推进。

[注释]

①[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43.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210.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82.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