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历史意蕴和现实意义

陈冬仿 徐奉臻

摘要：2018年习近平在“1·5”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在话语上，该论断中的“社会革命”，是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创新性概念后的又一标识性概念。在思想上，该论断不仅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指出了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又一次跃升。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

基金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及实践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劳模文化史料编纂及当代价值研究”（15ZDB052）

中图分类号：D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10-0018-06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中国人“最有发言权”。① 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不断出台的过程，就是中国人解读实践和构建理论的过程。解读实践和构建理论，有赖于话语和思想的双重创新。2018年伊始，习近平发表“1·5”重要讲话，阐释了其“社会革命论”，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②。

在话语上，该论断中的“社会革命”，是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创新性概念后的又一标识性概念。在思想上，该论断不仅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指出了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又一次跃升。虽然该论断的立足点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论断围绕社会革命所强调的具有阶段性的“成果”、具有承接性的“继续”、具有连续性的“一以贯之”等话语，都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社会革命论所具有的历史和现实相沟通、国际和国内相联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特点，而且也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方法，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意识。诠释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历史意蕴和现实意义，既是阐释习近平社会革命论之创新性的入口，又是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需要。

一、社会革命论的内涵结构所蕴含的历史意蕴

在学术研究中，通常概念都具有具体性，任何概念都要置于具体的语境中，都只有相对的意义。如果不在适用范围上限定概念的义之所止，难免因为边界模糊而出现越畔。所以梁启超说：凡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横说之”③。雅斯贝尔斯说：界定概念的过程就是寻找研究“帮手”的过程。因为“解释一项事务时，就不可避免地以某一概念作为大前提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思考并下结论”④。

在习近平社会革命论中，“社会革命”是核心概念。“社会革命”出场的独特方式，是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株结盘、交织而行的。因此，明确社会革命的内涵与定位，离不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注。通观习近平社会革命论，语境不同而又肯綮相连的三个命题，既是社会革命的构成要素，又使社会革命成为有机整体。语境和命题不同，社会革命的内涵不同，社会革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也互有不同。

连接三个命题的时间中轴，是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判断的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问世。

位于中轴前半部分的，是第一个命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命题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革命”的产物;命题中的“社会革命”是过去完成时，指生发于近代以来至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革命，体现了社会革命的阶段性。虽然所有的社会革命都具有破旧立新的功能，但如果基于不同的视域和论域理解社会革命，其多维性和多向性的特点显而易见。“社会革命”包括狭义社会革命和广义社会革命，狭义社会革命指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并列的社会领域的变革，如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等;广义社会革命的体现形式不止一端，有作为“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奴役的民族革命等。孙中山曾从三民主义角度区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⑤。显然，孙中山眼中的民族革命，对应其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以反满为主旨的狭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对应其所倡导的民权主义，这种革命就是被毛泽东称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⑥ 的权力转移和制度变革;社会革命对应其所倡导的民生主义，是巩固政权和完善制度的具体形式。

位于中轴后半部分的，是第二个命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命题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革命的内容;命题中的“社会革命”，是进行时和将来时的推进现代化的实践形态。命题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思想又是实践。作为“思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指导;作为“实践”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方式。实践层面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含两种判断：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革命;二是这种社会革命不是从无到有的“开始走”，而是由旧至新的“接着走”，体现了社会革命的承继性。进行时和将来时的需要“继续”进行的社会革命，以过去完成时的社会革命为基础。“接著走”的新起点，是党的十九大所确立的新方位。

贯通中轴前后两部分的，是第三个命题：伟大社会革命“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该命题沟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既从历史角度体现了社会革命的连续性，又从现实和未来角度体现了社会革命的长期性。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进行下去”，体现两个关联：一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之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联，二是以往社会革命与当下和未来社会革命的关联。揭示这两种关联，既需要以对历史的回望为前提，通过“看走过的路”和“比较别人的路”明确“从哪儿来”，弄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之来龙，又要通过“远眺前行的路”弄清“往哪儿去”，弄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之去脉，并由此深刻认识一以贯之地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及迫切性。

二、社会革命论的形成历程所浓缩的历史意蕴

费正清说：“每一个世代的历史学家都有一个任务，就是把过去和我们当前有关联的事呈现出来”。“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认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⑦ 挖掘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历史意蕴、运用历史思维阐释习近平的社会革命论，是本文文本构思的双向逻辑。

纵观一部中共党史，作为完成时的党领导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三部分。

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总结为包括性质不同的“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并强调：“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⑧ 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指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阶段革命论”，是党的二大所制定的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最低纲领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的具体化。

从发生学角度看，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的路径选择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反思旧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学习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

近代以来，围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仁人志士不懈探索，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推出的一个个救国方案，结果都被历史和人民所淘汰。无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梦，还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立宪梦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和梦，都无一例外抱憾而终。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已经意识到社会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从社会革命角度提出“平均地权”，而且强调：“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⑨。但遗憾的是，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孙中山并没有将其“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理想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辛亥革命功败垂成的主要原因是：虽然从社会革命角度提出了“平均地权”，但并未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诚如蒋梦麟所言：“中国国民党过去领导了一场政治革命，但是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共产党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抓住了这场革命的领导权”。“美国无论怎样做，最多能推迟国民党的失败，却不能改变其结局”⑩。蒋梦麟所言的“社会革命”，就是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定位与功能，毛泽东断言：“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11}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此中的“中国革命”，指广义的社会革命。广义社会革命和狭义社会革命彼此贯通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披荆斩棘、所向披靡的原因。习近平曾把这种贯通结合的表现与内容概括为“五个创造”：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最广大的同盟军;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12} 这“五个创造”，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堪称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之渊薮。

学习借鉴俄国的成功经验，以有识之士对俄国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双重肯定性认知为引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俄国式的革命”视为“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变计”{13}。董必武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14}。蔡元培说：“自从欧洲思想传入中国，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都发生了变革。1911年的中国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而现在则是朝向社会革命的方向发展。俄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借鉴，因为它同样是以一场政治革命开始，而终演变为一场社会革命”{15}。毛泽东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视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1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建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开创的是“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开创“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17}

改革开放初期，为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与体制障碍，邓小平吹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8} 的号角，并明确表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19}，“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0}。第二次革命以第一次革命为参照，第一次革命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侧重制度选择，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侧重制度完善。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改革开放”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新的伟大革命”{21}，既明确了改革开放的宗旨和功能，又明确了改革开放的革命性定位。正是通过这样的新的伟大革命，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向富起来的飞跃。

三、社会革命论的理论定位所折射的历史意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体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和具体性，又为中国革命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动力。基于不同的分析视角，明确习近平社会革命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定位，进而揭示社会革命论的理论贡献及历史意蕴，需要思考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就习近平社会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社会革命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二是就习近平社会革命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也一脉相承，社会革命论既继承又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

综观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

宏观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的革命思想，以及“批判”和“发现”的革命逻辑中国化，变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库藏中，无产阶级解放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强图式。恩格斯指出：斗争是马克思的“生命要素”。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而“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22} 无产阶级解放的方式，浓缩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中。其中，“批判”是革命的手段，“发现”是革命的目的。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置身其中并已出现多种劳动异化现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现的目标是被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共同体”的未来社会。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的使命。{23}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是一位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平上，目视远方、凝神遥望“社会主义世界”或“共产主义世界”星空的人。有鉴于此，有学者将“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概括为“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两大遗产”。{24}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习近平的社会革命论不仅有机融入了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还展示出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在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批判”和“发现”等革命性表述，依旧与习近平社会革命论肯綮相连，只不过通过汉语的再生产过程使其更加具体化和更具中国色彩。党的十九大报告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等表述。{25} 基于互文性可断，通过批判和检视“老路”和“邪路”，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新路，解放生产力，解决我国社会的新矛盾，进而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基本脉络。学理的相通性、方式的相近性和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习近平社会革命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微观上，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认识中国化，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都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在马克思主义库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严格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阐释社会革命，他强调：“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6} 恩格斯从实现正义和调整秩序的角度阐释社会革命，他指出：“总有一天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强大起来，觉悟会提高起来，他们再也不愿载负着一直压在他们肩上的整个社会大厦的重担，他们会要求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利。那时，如果人的本性还不改变的话，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27}。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别，恩格斯如是辨析：“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斗争。所有那些过去在历史上的冲突事件中表现得不显著的隐蔽的动力和原因，都会在这个斗争中明显而公开地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斗争无论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28}。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政党林立。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社会革命，“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阻拦，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國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29}。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革命，赢得民心，继而赢得天下。因为“在近代中国，取得政权和失去政权的‘终极原因是什么呢？是看谁搞了土地改革”。“政府应该为老百姓谋利益。像样的待遇、正当的税收、基本民权、丰衣足食，这是共产党军队和政府据以同人民打成一片的简单公式”。{30} 综观一部近代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被历史和人民选择，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历史不仅忠实记录了过去的足迹，而且还为把握现在和迈向未来提供了启示与借鉴。虽然时过境迁，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社会革命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社会革命实践，都是当下习近平领导新时代社会革命的鲜活元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脱贫攻坚”、“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等艰巨任务，是新时代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的使命。从这个角度看，社会革命具有连续性和长期性。

四、社会革命论的路径功能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在习近平的社会革命论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以及伟大社会革命必须“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是进行时和将来时。如果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重在阐释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历史意蕴，那么“远眺前行的路”则致力于揭示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现实意义。

远眺前行的路，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强起来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定位为未来中国“三大历史任务”。{31} 现代化具有选择性，“远眺前行的路”意味着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又一次面临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将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习近平的“1·5”重要讲话相联系可见：继续进行社会革命，是推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的路径，是习近平所要求的“三个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32}

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进一步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方式，不仅使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而且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是思想之母，站在新方位和新起点上解决新矛盾与新问题，是新时代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的新使命。依照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逻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革命的终极关怀，一以贯之地继续进行社会革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任务，明确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现代化的新路径，并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一以贯之地继续进行社会革命的过程，就是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的过程，就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提升世界社会主义高度与水平的过程，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擎天玉柱的过程。

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进一步系统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围绕新时代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将党的建设和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是习近平对在新时代一以贯之地进行社会革命所提出的具体要求。自我革命，即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重视党的建设和党的自我革命。毛泽东将其称为“伟大的工程”，习近平将其称为“新的伟大工程”。党的自我革命，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途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基础与保障。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结果，也是社会革命的产物。将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有机结合，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是习近平社会革命论的路径及特点。

一以贯之地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就是要进一步系统回答“如何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素有革命基因的共产党人，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只有一以贯之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继续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才能在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面前，答好时代所出之试卷，并在人民的阅卷中取得好成绩。

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既然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通过“开辟时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昨天，通过“赶上时代”的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创造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今天，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通过“引领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创造“乘风破浪会有时”的明天。

注释：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②{32} 本报评论员：《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③ 《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6页。

④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77页。

⑤ 《孙中山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⑦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39、15页。

⑧{1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651页。

⑨ 戴逸主编：《辛亥百年名家经典导读·孙中山文选》，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60—61页。

⑩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2页。

{11}{2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1515页。

{12}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13} 李捷主编：《毛泽东著作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7页。

{14} 邱少明：《文本与主义：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15} [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7}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导论”第17页。

{18}{19}{20} 《邓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113页。

{21}{25}{3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24}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国家创新基地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8）》，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27}{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8—619、618—619页。

{30} 启跃：《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34页。

作者简介：陈冬仿，河南工程学院副教授，河南郑州，451191;徐奉臻，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