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见六朝胡人武士俑研究

崔贻彤

摘 要：胡人武士俑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中出现的一类特殊随葬品，以胡兵形象为原型并经过艺术创作而成。考古发现的六朝胡人武士俑或执刀、执盾，或持戟、握剑，有的身披铠甲，根据帽式的差异可细分为六类。六朝胡人武士俑与以往胡汉战争图中的胡人形象明显不同，是作为正面形象参与拱卫六朝政权的，其形象演变主要可分为吴晋和南朝两个阶段。胡兵在六朝军事、政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既是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也是南北对峙局面下南朝军事发展的必然需求。

关键词：胡人武士俑；六朝；正面形象；民族融合

龙蟠虎踞金陵郡，古来六代豪华盛。

缥凤不来游，台空江自流。

下临全楚地，包举中原势。

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

这是南宋康与之的一首怀古伤今词。正如词人咏叹的那样，金陵（南京）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六朝政权虽然面临南北对峙的严峻形势，又缺乏北方深厚的军事基础，但仍有与北方抗衡的气魄胆识，借以讽刺南宋小朝廷妥协偏安的怯懦不堪。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军事史上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胡人武士俑是这一时期墓葬中出现的一类特殊随葬品，以胡兵形象为原型并经过艺术创作而成。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六朝时期的胡人武士俑发现数量并不多，仅见于江苏、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广西等地，材质有陶、瓷两类。从考古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胡兵在六朝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背景和时代风貌引人深思。

1 考古发现的六朝胡人武士俑

考古发现的六朝胡人武士俑或执刀、执盾，或持戟、握剑，有的身披铠甲，根据帽式的差异可细分为如下几类：

①尖顶帽，略呈圆锥体状。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所出青瓷胡俑（M1：69），着深衣长裤，脚穿尖头履。右腿前迈，左腿稍后，左手自然下垂贴至衣服下摆，右手上举，推测原应握有武器，残高16.2厘米（图1）[1]。南京江宁鳄儿岗晋墓M1所出胡人执盾俑，“深目尖鼻。上衣右衽，下着长裤，两腿略叉立，两臂前伸，高41.2厘米。”报告认为其“明显源自西晋时期北方墓葬中的胡人武士俑”，年代为西晋晚期（图2）[2]。湖南长沙晋墓所出陶胡人执刀俑，手握环首刀，直立，双腿叉开，高19～26厘米（图3）[3]。广西苍梧倒水公社南朝墓出土陶武士俑，“排成二列，头戴尖顶盔，身穿蹬甲，挺胸立在长方形座上。一列右手执盾，左手拿刀荷肩上；另一列则左手执盾，右手拿刀荷肩上。一般高为8厘米”[4]。

②帽子顶部收平后加一尖状凸起。湖北江夏流芳东吴墓所出4件青瓷持剑刀武士俑，直立，双腿叉开，双手握有短刀或长剑，通高22厘米（图4）[5]。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所出5件武士俑（失一件），“右手执戟，左手拿环首刀，并夹于左腋下，俑均戴尖顶帽，穿袴着鞋，俑高12.5厘米”[6]。

③尖顶帽，后沿上卷，两侧下方各叠出一角，帽顶饰一珠形钮。武汉黄陂滠口孙吴墓所出瓷持盾武士俑，面带胡须，身着甲衣，“右腿前屈，左腿跪，左手持盾于胸前。通体施黄釉。高33厘米”（图5）。瓷持刀武士俑，眉间有白毫相，双腿叉开站立，双手持刀于胸前，黄釉。高约25厘米（图6）[7]。

④尖顶卷沿翻盖帽，帽正中起一竖向凸脊，后系飘带。萧山城南联华村西山南麓墓所出西晋青瓷武士俑，“高28.9厘米。深目，隆鼻，嘴为两小圆洞，唇有翘须，胡人面相。着交领右衽袍，右手握剑，左手执盾。跪坐”（图7）[8]。

⑤瓜皮帽式样。湖南长沙晋墓所出陶执盾俑，均左手屈起置于胸前，右手执盾，帽身或刻划竖向贯通的直线纹，或满饰竖向戳印纹，一些帽顶有圆钮，绝大部分陶俑的眉间都凸起有白毫相，高19厘米（图8）[9]。

⑥圆顶兜鍪。南京市江宁区胡村南朝墓（06JNHM1）所出陶武士俑M1：10，大眼、宽鼻、厚唇，头戴“平顶遮耳盔，下着分裆护腿甲裙，右臂曲举，手握拳，有孔眼向上，原应持物，左臂下垂贴体，手部作按物状。高46厘米”，袖口广大（图9）[10]。陕南安康市张家坎南朝墓所出陶胡俑，深目高鼻，头带圆顶盔，有护耳，高12厘米（图10）[11]。

此外，1986年发现的南京雨花台区红花乡东晋墓所出陶武士俑，身着对襟开衫及长裤，裤腿束起，“左手贴裤，右手屈起置于胸前”，高29.6厘米，虽面容模糊，但从尖顶帽式样看，基本可断定其胡人的身份（图11）[12]。

2 六朝胡人武士的形象特征

六朝胡人武士与以往胡汉战争图中的胡人形象明显不同，是作为正面形象参与拱卫六朝政权的，而这与汉代起确立的“以夷制夷”的策略一脉相承。汉文帝时代晁错就主张把降服的匈奴人编入国家军队以充實骑兵。《汉书·晁错传》载：“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13]胡人所用的武器也是汉族常见配置，显示其汉人雇佣兵的属性。另一方面，墓葬中出土的六朝胡人武士俑往往制作粗糙，甚至有裸体者，又显示出当时胡兵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他们与汉人士兵是有差别的。而武汉黄陂滠口孙吴墓所出瓷持盾武士俑、湖南长沙晋墓所出陶执盾俑等眉间凸起有白毫相，则表现了他们的佛教信仰。

六朝胡人武士俑的形象演变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吴晋时期，区别于汉俑的最典型特征就是头戴尖顶帽，服饰以上襦下裤为主，且多为交领右衽，上襦或长至膝盖，且似有束腰，或为短衣，是一种程式化的产品。正如王国维《胡服考》中论述的那样：“胡服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其制：冠则惠文……其带具带……其履鞾，其服上褶下袴。”[14]个别胡俑身着长袍，可能身份地位较高，还有着甲衣者，着对襟开衫者仅一例。总体看，络腮胡须及高鼻深目的胡状特征并不明显。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经过漫长的民族融合，南方胡人的胡状特征逐渐退化而沦为杂胡[15]。第二阶段为南朝时期，胡人武士俑仅发现四例，三例着铠甲，其中两例头戴圆顶兜鍪，体型高大，形象威严，明显不是写实作品，流露出北朝镇墓武士俑的色彩，可见南北朝的文化交流程度之深。南朝胡人武士俑数量的锐减，可能与族群变化有关，亦或是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使然，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胡人披甲汉代就有，据《汉书·陈汤传》载，公元前36年秋，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率领汉军远赴康居与北匈奴郅支单于对峙时，汉军“望见单于城上立五彩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东晋时期也有头戴兜鍪、身披铠甲的武士形象，如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南壁下层所绘武士，头戴兜鍪，胄顶有缨饰，身穿筩袖铠，甲片做长条形，右手执环首长刀[16]。进入南朝以后，普遍使用筩袖铠，人铠及马铠基本均为鱼鳞甲，这些在江苏丹阳胡桥、建山等地南朝墓出土的《武士》《骑马武士》壁画中可见其貌[17]。河南邓县南朝画象砖墓的“战马画像砖”，描绘的是一匹黑马，身披白色甲，图像中由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依据纹饰和质感推测应为铁质，面帘、鸡颈、当胸、身甲、搭后及寄生俱全。寄生宽大似扇面，为粉绿色。马首还有缨饰，代表了当时马铠较为成熟的形态。此墓中还出土一幅“出行画像砖”，前面骑马的武士高冠长衣，外套的是裲裆铠，马未披甲[18]。另外，在广东南越国宫署遗址东晋水井J270中出土过一件铁甲，南朝水井J302中出土一组皮甲（推测为马甲上的胸甲）[19]。所以，胡人善骑射的优势正好迎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地区发展骑兵的需求。

3 六朝胡人武士出现的社会背景

汉代张骞开通西域使得大量胡人涌入中原，并逐渐散布到社会基层。“胡人”的概念早期是汉人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人的称谓，后来转向西域，也用来指称以粟特人为首的“高鼻深目”的中亚人。如《汉书·西域传》记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须髯。”[20]西晋《博物志》亦云：“西方少阴，日月所人，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发展到后代，胡人概念就逐渐成为对汉族以外一般外族人的泛称了。

胡人自古善骑射，汉代起便常以骑吏的形象出现在画像砖或画像石上。如1978年四川新都县发现的一批画像砖中，双骑吏头戴尖顶帽，身着胡服，络腮胡须，腰系箭箙，策马前驱[21]。而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沿用的是东汉时期的墓室，在前室西壁横额的画像上，三辆招车前有三骑吏，左上角还刻划一胡骑，“深目高鼻，头戴尖顶盔，张弓欲射”，并有题记“骑佐胡使弩”[22]，说明东汉时期已有胡骑担任小官吏。此外，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石刻中也有类似的胡人骑兵形象。出行时有胡人仪仗在前导行是当时贵族阶层中的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殊荣。同时，以战败被俘的胡人为家奴的现象在当时也普遍存在，如《史记·汲郑列传》云：“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23]

三国时期群雄纷争，战争频仍，胡人的身影已出现在军队之中。北方地区兼并胡兵本就占有先机，如《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牵招传》载：“怀来鲜卑素利、弥加等十余万落，皆令款塞。”[24]《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传》载：“（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25]南方地区蜀汉、孙吴政权也拥胡兵，据《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载：“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26]《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吴赤乌六年（243）“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亦收其民人”，在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等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27]，故而当时掳掠的北方人口中应该就有胡人，其中不少就沦为了豪强地主的家奴。吴晋时期江浙地区出土的魂瓶上常见大量胡人形象，主要表现为胡僧、乐舞杂耍等，社会地位不高。胡汉杂居带来了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融合渗透，佛教在江南地区逐渐兴盛起来。“胡人多髯矬足，羌人拗鼻仰首。胡夫越妇，生子似父”的记载则证实了当时胡汉通婚的情况，而“魏晋迄于隋唐，受胡风影响的尖顶毡帽即所谓‘浑脱帽，流行于中原地区”[28]，正是这种民族交融的大趋势为胡人进入军队提供了社会基础。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以后，北方陆续建立起数个少数民族政权，胡汉交流和互相融合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深。同时战争又使得大量胡人南迁或被掳掠至南方，所以同时代的东晋南朝长江流域亦不乏胡人活动的印迹。唐长孺先生论及魏晋时期胡汉关系时就曾指出：第一，魏晋各政权通过战争和其他手段，将获得的胡人军队和部族大量内迁，虽然“保留了部落形式，但是却受地方官的统治，像州郡编户一样‘服事供职。其目的是要使其当兵、服役则与魏蜀之徙北境各族相同”。第二，由于“劳动力异常缺乏，除了依赖各族补充兵源之外，同时还以之补充农耕生产的劳动力”。第三，“北境诸族的遭遇还远不止于此，他们更随时可以堕落为奴婢”[29]。

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常以拥有胡奴和胡人部曲为荣。《晋书·王恂传》云：“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敦煌文书中亦有关于胡奴买卖的记载。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中，墓主人的“霍家部曲”就是由汉族与少数民族联合组成。在墓室左壁（东壁）的下方，绘有一列骑马披铠甲的武士，均头戴墨色尖顶小圆帽，着竖条纹长袍及墨色靴，手持长矛，矛上有铃铛或莲蕊状的装饰物，马背上有寄生，是明显的胡人形象[30]。东晋晚期，胡人形象还被工匠即兴用来装饰墓砖，如南京市铁心桥王家山墓所出花纹砖，“人像大眼圆睁，眼珠高突，鼻长而尖，下颌前伸，耳肥大，细颈、头戴尖顶帽，帽尖前弯，衣领宽大”[31]，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民众对胡人的普遍认知。

南朝时期除了西域各国向建康（今南京）政权进贡外，南方各地“亦与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诸国交通往来，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风，百日便至”。为了更好地利用胡兵这支力量，南朝中央专设管理胡骑的官吏，并积极任用胡骑作战。如《宋书》卷四十《百官下》云：“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五校并汉武帝置。屯骑、步兵掌上林苑门屯兵；越骑掌越人来降，因以为骑也；一说取其材力超越也。长水掌长水宣曲胡骑。长水，胡部落名也。胡骑屯宣曲观下。韦曜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厩近长水，故以为名。长水，盖关中小水名也。”[32]此外，发展骑兵离不开战马，南朝刘宋政权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战马的重要性，时任江夏王义恭的太尉参军周朗曾献策云：“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胡之后服汉者，亦以马少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今宜募天下使养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为吏，自此以進，阶赏有差，边亭徼驿，一无发动。”[33]毫无疑问，胡人对马匹的熟悉和擅长程度是远超汉人的。汉代已有不少有关胡人饲马、牵马的图像，《汉书·金日磾传》也记载金日磾年仅十四岁时就“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34]。

同时，南北朝时期对兵器进行了革新，铁戟走向衰落，环首长刀流行，而矟的制造和使用都达到了巅峰状态。如《梁书》云：“大同三年，车驾幸乐游苑，侃预宴。时少府奏新造两刃矟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高祖因赐侃马，令试之。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高祖善之。”[35]而少数民族本就善用矟，《晋书》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云：“胡便弓马，善矛矟，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以革索为羂，策马掷人，多有中者。”[36]《宋书》卷一《武帝纪》亦云：“群贼数千，皆长刀矛鋋，精甲曜日，奋跃争进。龄石所领多鲜卑，善步矟，并结阵以待之。贼短兵弗能抗，死伤者数百人，乃退走。”[37]所以胡兵很自然地就被吸纳到军队中了。

总之，胡兵在六朝军事、政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既是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的特殊产物，也是南北对峙局面下南朝军事发展的必然需求。独特的时代背景造就了独特的气度和胸怀，使得这一时期的军事发展涌动着崭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王志高，马涛，龚巨平，等.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12）：4-29.

[2]华国荣，王海平，岳涌，等.南京江宁鳄儿岗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11）：28-35.

[3]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9（3）：75-105.

[4]李乃贤.广西苍梧倒水南朝墓[J].文物，1981（12）：30-34.

[5]武汉市博物馆.江夏流芳东吴墓清理发掘报告[J].江汉考古，1998（3）：55-66.

[6]黄启善.广西永福县寿城南朝墓[J].考古，1983（7）：612-613+678+680.

[7]雷新军，蔡华初.武汉黄陂滠口古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1（6）：48-54+96+102.

[8][28]施加农.西晋青瓷胡人俑的初步研究[J].东方博物，2006（1）：73-81.

[9]高至喜.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9（3）：75-105.

[10]李翔.南京市江宁区胡村南朝墓[J].考古，2008（6）：51-57.

[11][29]朱浒.六朝胡俑的图像学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15（1）：56-69.

[12]顾苏宁.南京雨花台区三座六朝墓葬[J].东南文化，1991（6）：191-197.

[13]（东汉）班固.汉书·卷四十九·袁盎晁错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14]王国维.胡服考[M]//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6][30]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省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3（12）：1-6+49-52.

[17]尤振克.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J].文物，1980（2）：1-17+98-101.

[18]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

[19]莫慧旋，白荣金，韩维龙，等.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东晋南朝的铁甲和皮甲[J].考古，2008（8）：41—48.

[20]（东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1]王有鹏.四川新都县发现一批画像砖[J].文物，1980（2）：56-57+103.

[22]张其海.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象石墓[J].考古，1975（2）：124-134+146.

[23]（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4]（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二十六·魏书·牵招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5]（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6]（西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7]（西晋）陈寿.三国志本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1]贺云翱，邵磊.南京市铁心桥王家山东晋晚期墓的发掘[M].考古，2005（11）：51-57.

[32]（南朝）沈约.宋书卷四十·百官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3]（南朝）沈约.宋书卷八十二·周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4]（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35]（唐）姚思廉.梁书卷十·羊侃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36]（唐）房玄齡.晋书卷一百二十二·载记第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2015.

[37]（南朝）沈约.宋书卷一·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