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夏

1

我扑在电脑上写稿，眼前一黑，停电了。这是深圳的八月，空气凝固在夏日夜晚中，没有风，热浪从大地上升起来，裹着城市，让人无处可逃。我低头看楼下，有零散的灯光漫出阳台边缘。应该是我这层楼的电路出了问题，多半是跳闸了。我走到楼道口看了看，电箱装在墙顶端，够不着，便回屋拿了条凳子。站上去，还是不行，就差那么一点。要是再长高点就好了，这得怪我父亲，他自己一米八的大个，遗传时偷工减料，到了我身上，就只剩下一米七了。这十公分的差距，带给我的除了自卑，还有面对生活中需要高度时的诸多烦恼。比如现在，十公分就是条无法跨越的鸿沟。要想够着电箱，我得从对面的邻居家里借架梯子，或者是条高点的凳子。

这邻居我从未见过，门口也是黑的，看不到一丝光。估计也是停了电。这样说来，这只电箱控制着这层楼的两户业主。那就名正言顺了。我伸手去按门铃，手还没碰上去，吱呀一声门开了，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停住不动，伸出来个头，黑暗中看不清样子。然后是只手，举着手机，把一束白亮的光从门里晃出来，照到我脸上。我瞬间成了个瞎子。

“你是电工吧？”她说。“刚打完電话就来了，效率真高。”

是个干净的女声，听着很舒适，在炎热的夏日里，像迎面扑来的一丝凉风，让人心旷神怡。

“有我这么帅的电工吗？”我说，指指身后的门。“住你对面的邻居。”

“咦，”她略微有些惊讶，她说，“我没见过你。”

“这不奇怪，”我说，“我也没见过你，能不能别把手机对着我的脸？再照下去我就谁也见不着了。”我仰起头，用手遮挡从她手机里射来的强光。

“不好意思。”她呵呵笑着，把那束光从我脸上撤下来，照向一面墙壁。我的眼晴又回到了光明里。她手机发出的微弱光线，让楼道里的一切显示出来，但还是看不到她长什么样子。她穿着件丝质睡衣，脚下是双台湾款式的蓝白拖鞋，脸覆盖在一张黑色面膜下面，只露出两只眼睛。在昏沉的光线中，这两只眼睛与我谨慎地对视。她的眼睛很亮。我确实是没有见过她。

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我对这里并不是很熟悉，这套公寓是我姐的。她嫁的那个香港男人为她买下了这套房子，她一天都没住过，房子刚买下来，就住到香港去了。不久之后，她委托一名律师，将这套房子过继到了我的名下，成为我的财产。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套带着筹码性质的房子，就是她特意为我准备的。这样一来，我就觉得我姐有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味道了。我住在这里并不是那么轻松。我很少出门，活得就像个隐士，除了偶尔下楼买两条烟，基本不外出。饿了就叫外卖，换下的衣服存起来，隔一段时间就叫干冼店来取。不是不想出门，而是不敢，来到深圳之后，我心里一直有种恐慌，城市这么大，我担心自己转个身就找不着地方。

像我这种深居简出的人，这位女邻居没见过我，并不是什么怪事。我没见过她也很正常，在这座缺乏人情味的城市里，我们虽然面对面住着，实际上就像是住在两个不同的星球。她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半个身子缩在门后，另半个身子嵌在门口与我说话。

“你家里有梯子吗？”我问她。

“没有，”她摇摇头。“要那玩意干什么。”

“没办法，后天不良。”我比比自己的身高，再指指那只电箱，说：“凳子也行，比这条高就可以。”

“比这高的好像有，”她说，拿手机照了下。“我去拿。”

她的头从门口缩回去，顺手一带，砰的一声，门关上了。我听到两只拖鞋慵懒地拖过客厅的木质地面，消失在一个房间里。过了一会，这个声音又拖了回来。她把门拉开，还是三分之一。

“这条行不行？”她递了条高脚凳出来。

“试了才知道。”我接过凳子，在地上放好，站上去，够着了。果然是跳闸。我把空气开关扳上去，吧哒一声，两扇门里的灯同时亮起，空调发出电源接通的声音。我从凳子上跳下来，拍掉沾在手上的灰尘。世界一片通明。她暴露在明亮的灯光里，脸上的面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揭掉。我看了看，很漂亮的一张脸。

“你懂电？”她问我。

“懂点皮毛。”我谦虚地说。其实我懂的不止是电。在深圳生活，水电气什么的都得懂一点，为自己提供便利，同时也可以降低生活成本。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给物业管理处打电话，通次马桶一百块，换个灯泡五十，液化气灶换组干电池三十，都不是什么技术活，带上工具三五分钟的事，还不如自己把这钱赚了。

“有需要可以找我，收费比物业管理处便宜一半，我一般都会在家里。”我说，我把凳子搬到门里。“拿去擦一下，一会还你。”

“不用还了，你留着用，下次再跳闸，就不用打管理处电话了。”她说，咧嘴笑笑，把头从门口收回去。又是砰的一声，她的笑容和灯光关在了门后。

2

来深圳之前，我的生活就像一篇契诃夫的讽刺小说。大学毕业之后考上公务员，进了市里的工商局当秘书，天天穿着制服上下班，看起来人模狗样，其实就是个孙子。写公文不算什么，烦的是局长的吃喝拉撒全得管。我们那个局长行伍出身，训起人来比骂儿子还狠，稍有差错，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脏水。忍忍吧，我父亲常安慰我，他说一个人的出息都是这么熬出来的，忍几年就好了，秘书这个职位，离局长最近。

说实话，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几年里，我的梦里总是光辉闪闪地活跃着一顶局长的帽子。可是有一天，这顶帽子突然变得黯淡了。我不想再忍。都是爹娘生的，我他妈凭什么忍？我不要什么狗屁前程，我只想离开那个鬼地方。那天晚上，我陪局长应酬，我满肚子的反抗情绪，酒喝得也就不彻底。客人走后，局长二话不说就骂上了，他粗俗不堪的脏话里，罗列了我祖上好几代。

你大爷的，我一火，把杯子里的酒和自己的前程一块摔到了局长脸上，我说：老子不干了。摔完后，整个人突然轻松起来，真他妈爽，就好像是那几年里受到的憋屈，在摔杯的那一刻得到了尽情的释放。当然，与此同时，我父亲倾注在我身上的希望也彻底完蛋，他差点没气死。

应该说我有个不错的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她立马打电话给我。“到深圳来，我照顾你。”她说。

就这样，我到了深圳。可是我姐没有履行她的承诺，我到深圳没几天，她便结婚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自己跟着丈夫去了香港。这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义务是去照顾那个与她共度一生的男人，而不是我。拍着良心讲，我姐对我还是不错的，把房子留给了我。在深圳，有套房子住着，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寸土寸金的地方，多少人把一辈子搭进去，也凑不够这四十多平米。我姐不容易，没上过大学，十八岁不到就一个人跑深圳来，从超市里的收银员干起，一直做到十几家港货店的总店长。后来她的老板成了我现在的姐夫，这家伙财色双收，生意红红火火的同时，把我姐也骗到了手。

说实话，我不喜欢我姐夫。这个香港亲戚，对我家来说一直就是个熟悉的陌生人，我父亲至今没见过这位女婿长什么样子，说起来不可思议。在我姐夫脑海中，我家乡的那座小城是片荒蛮之地，那里生活着一群面色菜黄的饥民。他一个香港人，是不会跟我姐回家乡去见父母的。这理由很操蛋。香港人有什么了不起？往上走十代八代，都是大陆人，而他只需要往上走一代，就能在这边摸著他的根。他父亲是当年从揭阳偷渡过去的移民，从他身上，我闭着眼睛都能闻出一股潮汕味。这让我为我姐感到难过。我没见过她在那边的生活，但只要走进任何一户潮汕家庭，就可以找到一种明确无误的参照——带着一堆孩子，操持着做不完的家务。我姐算是毁了，漂漂亮亮的姑娘，把一生中最美丽的年华，过早地埋葬于琐碎的生活中。但是，她似乎满足于那样的生活，一个内地小城里来的姑娘，能获得香港身份，她别无所求了。这就是我姐，一个把香港身份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女人。我还能说什么呢？她自己觉得好就行。我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对我姐执意嫁到香港去的事，我们保持了一致的默契，我们都不去说什么。

3

去香港之后，我姐就再没回过深圳。刚嫁过去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会去看她。她和姐夫一家人住在一套八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比想象中要拥挤，但是在香港，八十多平米已经很阔绰，折算成人民币，那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也许是因为这个数字，他们一家人对我不是那么热情。他们看大陆人的眼光，大概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一个写满贫困的偷渡时代，我怀疑他们压根就没回过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后来我就再也不去他们家里了，偶尔到了香港，也只是陪同学购物。

这样一来，我和我姐的联系，就只能通过微信和电话来维持了。虽然只隔条深圳河，但我感觉，我和我姐的距离，就像两个天体那么遥远。我姐夫倒是经常过来。他是个秃顶的男人，年龄比我姐大了一轮还不止，五官和脸长得相当随便，就像上帝开的一个不太友好的玩笑。亮点是他在深圳有十几家连锁的港货店，生意做得不错。我所住的这个小区门口，原本也有一家，两年前他交给我打理，可是半年多点时间，这家店子就倒闭了。我承认我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我姐夫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这不怪你，只怪行情不好，等情行好了，再给你开一家。他一口的港味普通话，含混中带着婉转，让人觉得很可信。可是很遗憾，他说完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我不能坐吃等死。在朋友帮助下，我找到了现在的这份工作。那位朋友叫水贝，曾经是我的女友。我们在港货店认识，她是我姐夫给我找的帮手，是位精明能干的女孩。她到了港货店之后，店里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每天坐在电脑面前打游戏，无聊了就写点小说。在深圳这样一座城市里，孤男寡女天天相处，很难保持纯洁的友谊，我们很快就搞上了，她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追求。可是有一天，她离开港货店，去了一家潮汕商会工作，她怎么进的商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商会的工作性质，就是跟各种各样的老板打交道。不久之后，她十分抱歉地告诉我，不能再做我女朋友了。我揣摩着，她是不是已经跟哪位老板搞上了？还真是这样，她也没有瞒我，就是为了钱。

分手之后，我们还是保持着正常的交往，经常通过电话和微信聊聊天，谈谈人生和感悟，偶尔我还会陪她购物，陪她吃饭。如果是这样，我们分手和不分手，其实也没什么分别。但是很遗憾，她坚决不再和我做爱。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你不是会写小说吗？”她说，“我手里有些资源，给人写自传，十万字左右，一本七万，想不想干？”

我当然想干。但我担心自己干不好，写自传没什么问题，比小说简单多了，拍马逢迎喊口号的事，又不是没干过，机关里的公文都能对付，自传更不在话下，可关键是我没什么名气，很难让人信服。

“这简单，”她说，“名气可以慢慢积累，再说了，他们也不在乎名气，都是些扎在钱堆里的商人，看到莫言的名字多半会以为是个女的，你只要有个证件就可以了，这个由我来负责。”

应该说，水贝是个很有办法的人。这点在港货店上班时我没看出来。到了商会，她像只蜘蛛一样，给自己织了一张绵密的关系网。她让我寄张照片给她。我把照片寄过去。过了两天，我收到一份来自她的快递，打开一看，是张中国作协的会员证，我吓了一跳，发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这张证件上。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名作家，身份提高一截，写自传的条件也就有了。

很快就有了第一笔单，客户是位装饰公司的老板，公司做大了，就想搞点企业文化。水贝说服了他，说企业文化归根结底来自于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他可以先搞下个人文化，一个公司只要最高决策者有文化了，企业文化自然也就有了。水贝完全就是胡扯，可是这位老板很高兴地答应了。

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通过采访，以及那个老板提供的资料，整理成一本书，出版的时候署上他的名字。真实的内容不需要太多，除了名字性别这些基本资料是他的，大部分的内容来自于杜撰。两个月不到就交了稿。看完以后，那个老板打电话给我，开口就说：“怎么写得不像我？”

我心里一紧，心想恐怕是要重写了。但是他马上就打消了我的顾虑。

“虽然不像我，但是我很喜欢。”他说。当他陶醉地说要将这本书和他的事迹一代代传下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工作有了意义。但是随后我也发现，水贝这个女人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她之所以热情满满地给我找到这份差事，目的不仅仅只是出于朋友之间的帮忙，因为那位老板告诉我：二十万已经打到账上。

这么说来，我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帮水贝在打工了。当然，这也无可厚非，饮水思源这个道理我懂。没有她，我连这一小半都没有。所以，我得感谢水贝，她带走了我的爱情，却回馈给我一份还算称心的工作。当然，我更应该感谢那些想名垂千古的企业家和村官，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慷慨，让我成为一名足不出户就可以衣食无忧的人。写自传收入不算高，但维持在深圳的生活不成问题。我算过一笔账，懒一点，一年写两本，也比找份普通的工作要好，要是再勤快点，一年写个四五本，我就可以踩着这座城市的中产线了，我很满足。我是个知足的人。

4

每年七到十月，深圳都會刮几场台风。今年也不例外，八月刚过去一半，台风就很及时地来了，电视屏幕右角上挂上了红色预警信号，城市陷入恐慌，如临大敌。公司停工，学校停课，公交和地铁也停止了运行。有点夸张了。其实没什么可怕的，自然带来的灾难，比人为的灾难要仁慈多了。我走到阳台上，眺望这座空荡的城市。天阴沉着往地面压下来，台风还在酝酿之中，没有声势浩大地刮起来，但所有的街道已经被一种蠢蠢欲动的诡异氛围驱散一空。偶尔有一两个行色匆匆的人，像大海中的孤舟，被生活逼迫着走向这场即将到来的台风里。

我站了一会，门铃响起来。以为是送外卖的，半小时前我在网上订了两份快餐，这天气还送，太敬业了。我走到门口，从猫眼里一看，门外一张变形了的脸，不是送外卖的，是我那位漂亮的女邻居。

“洗手间的灯不亮了，可以帮我看下吗？”她说。

“当然可以。”我说。我拿上电笔，电胶布，把门打开。一阵熟悉的香味飘过来，将她在我心里的距离立马拉近了一些。我姐也用这种香水，这种味道对我来说显得亲切。我和她对视一下，彼此笑笑。她穿件浅蓝色的T恤衫，下面是条七分牛仔裤。我觉得她比上次精神了很多。

“麻烦你了。”她说。

“别客气，”我说，“举手之劳。”

她打开门，先进了屋，身子挡在门口。她弯腰在鞋架上找了一会，回过头来看我，脸上带着歉意，她说不好意思，家里没有男拖鞋。

我返回屋里，拿了双拖鞋出来。她在门口等着。我换上拖鞋，她把挡在门口的身子移到一边让我进了门。也是一室一厅的公寓，户型跟我那套一样，但整洁多了。客厅里一套淡蓝色的布质沙发，一张玻璃茶几，一台液晶电视机在墙上挂着。简简单单的几样家具，但并不显得空荡，那些空着的地方，恰如其分地摆着绿萝和好几个品种的多肉植物，此外，还有一盆长势旺盛的狗尾草，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这很鲜见。她应该是个热爱大自然的女孩，房子里生机盎然。

“一回生，二回熟，不介绍一下吗？”她走到饮水机前，取了只一次性塑料杯，接好水递到我面前。

“卫鸦，”我说。我接过水杯，仰头喝下去一半。

“这名字很特别，”她说，向我伸出手。“我叫棠夏，海棠的棠，夏天的夏。”

我脑子里立马跳出一个地名，在广州，是个乌烟瘴气的地方，长时间看不见天，与她只有一字之差，但听上去一样。我把水杯放在茶几上，接住她的手，用力握了下，柔软中带着凉意，就像握住一截冰镇过的软体动物。

“也没什么特别，”我说，“我家老头子胡乱取的，希望我飞得高，飞得远，他喜欢听《寒鸦戏水》，一辈子唯一认识的一支曲子，还挺高雅，估计他也没有真正听懂过。我出生的时候，该取名字了，他从里面抓只鸟出来就变成了我。碰到这么草率的老子，也是没办法的事，也不选只好点的，这不，飞到深圳来了。”

“深圳不好吗？”她说。“多少人争着来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反正我不是很喜欢。”我说，“来两年多了，总感觉这座城市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就喜欢深圳，”她说。“全中国最包容的地方，五十六个民族都住齐了，谁来了都能找到故乡的影子。”

她拿着手机，一边点屏幕一边跟我说话，干干净净的声音，语气中饱含着对这座城市的热情，一种满足感挂在脸上。但我认为，这种满足太过纯粹了。包容是一回事，生活是另一回事，包容当不了饭吃。确实，这座城市有值得炫耀的一面，繁华似锦，摩肩接踵的高楼中装着很多个世界第一，会让人产生一种活在大都市里的虚荣。但只要回到生活里，深圳就不在眼前了，它在离你一万里的地方，高不可攀。如果只是找故乡的影子，又何必千山万水跑到深圳来？就住在家乡多好。

我从茶几上拿起杯子，把剩下的半杯水喝下去，走进洗手间。灯装在墙镜边上，我把灯罩拆下来，拿出电笔试了试，电路是好的。仔细检查了一下，镇流器两端有点发黑，问题就在这里了。

“镇流器坏了，得去买一个。”我说。

“啊，这鬼天气。”她说，眼睛从手机上离开，看了一眼窗外，脸上很明显地挂着一层犹豫。“要不，改天再换吧，我先凑合。”

我也看下窗外。风开始有点野了，呼啸着在这座城市里穿行，一些塑料袋和纸片被卷起来，在空中追逐着画出风移动的轨迹。密密实实的乌云压下来，像是要掉到地上，估计很快就是一场大雨。

“我去吧，”我说，“好多天没动过，正想出去走走。”

5

我得出去走走，风大也得去，买镇流器只是顺便，解决温饱是真的。台风警报一起，大半个深圳的门都关上了，外卖肯定指望不上，我自己又从不开火做饭，两年多的时间，厨房形同虚设，厨具就像一件件古董凌乱地摆在那里，很有几分沧桑和历史感。我得准备点方便面，家有余粮心中不慌，有箱方便面顶着，台风刮上几天几夜也跟我没什么关系。只要不把深圳刮跑，风停下来，又是平平静静的日子。

我下了楼，刚出电梯，迎面就是一阵雨，哔哩啪啦砸下来。雨来了也得去，我勇敢地冲进雨中，往前跑几步马上又狼狈不堪地退了回来，顶不住，雨点太大，像从天上扔下来的石子。还是得拿把伞。

我回到电梯前，按下开关，一边等电梯下来，一边盯着指示板上那个代表楼层的红色数字，这数字带着一个向下的箭头，从大到小层层递减。当它变成“1”时，电梯叮咚一声停住，门往两边闪开。我眼前一亮，电梯里出现两只明亮的眼睛和一张好看的脸。棠夏走了出来，手里拿把伞。

“雪中送炭啊，”我说，“太及时了，谢谢。”

我伸手去接。她没有把伞给我。

“我也去。”她说，把伞撑开举在头上。

“找来找去，就只找到一把。”她说，“只能让你占占便宜了。”

她的人和伞向我靠过来，我被动地站到了伞下，胳膊和腿碰上她的半边身子，传来一股青春蓬勃的气息。确实有种占便宜的感觉。但占得还不够。男人就是这样，心像野马，看到胳膊就想奔往大腿，甚至比大腿更深层次的地方。

我和棠夏并肩走进雨里。一路上没说话，也说不出话，风大了起来，一开口风就会把声音带到遥远的地方。雨声也被吹得飘飘缈缈，时远时近，像山谷里的回音。我们走过风声鹤唳的半条街，没见着一家五金店的门是开的，台风把城市吹成了寸草不生的状态。又往前走十几米，总算有家店的门还没关，但店主已经站在了门外，一副急着要去逃难的样子。他看了一眼满天满地乱跑的风和雨，双手抓住卷闸门，哗啦一声把门扯了下来。

“等等。”我叫住他，以百米跑的速度冲过去。“帮帮忙，拿个镇流器。”

他看我一眼，被我这副湿淋淋的样子打动了，把门又推上去，回到店里，找了个镇流器给我，说：“风大，赶紧回。”

是得回了，本来我还想找家便利店买点方便面，已经来不及了。台风疯狂起来，转眼间把整个深圳吹得乱成一团。路边的树齐刷刷往一边弯，紧接着是一阵更大的雨，劈头盖脸，将棠夏和手中的雨伞压下去一头。雷声也来了，轰隆隆从天边滚过来，突然一声巨响，像是在捶打在人的心上。

棠夏抖了一下，我转头看她，她的脸紧张成一张白纸，脸后面的那块天空，被脉络状的闪电疯狂撕扯着。确实是惊心动魄，我们的眼晴和耳朵里，乱糟糟全是天崩地裂的景象和声音。台风残暴的一面彻底展示出来，碗口大的一棵树，嘎巴一声就被折断了，半截树被风拉到了马路上，狼狈不堪地往前翻滚。满天地都是肆虐的风和雨。又是一阵更大的风吹来，棠夏手中的伞翻了个面，她一撒手，那把伞瞬间飞到了天上。

“跑。”棠夏大喊一声，惊恐地抓住我的手，一下子攥紧了。我们开始狂奔，就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孤儿，手牵着手，以最快的速度跑过这条风雨肆虐的街道，冲进小区，把这场台风抛在了身后。电梯门一开，棠夏迫不及待地钻了进去。

“真好，安全了。”她脚一软靠在我身上，半天才缓过劲来。

“真好。”我也说。的确是好，闻着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水味，我突然觉得，此刻她就是我在这座城市里最亲的人。

6

进了门，棠夏指指沙发，让我先坐，她自己去了房间。我看了一眼沙发，淡蓝色的绒布上面，飘着几朵白云图案，纯净得就像西藏的蓝天。不能坐，我满身的水还在滴。我也不想坐，得先把工作干完。这只镇流器来之不易，从台风里争分夺秒弄回来的，就像从鬼门关走了一趟。我拿着镇流器，往洗手间里走。

“等等，”棠夏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她拿条浴巾从房间里冲出来，人影一晃，抢在我前面进了洗手间。

“我得先洗洗，淋透了。”她说。门一关，响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她在脱衣服。过了一会，水声响起来，毛玻璃后面一片水气氤氲。我看到一个白色的带着肉感的轮廓，像皮戏影一样，影影绰绰地晃动，两条腿就有点站不踏实了。

我也该回家去冲洗一下了，淋了一场雨，满身是这座城市二十一世纪的味道。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鬼使神差地站这间屋子里，没有离开。我攥着镇流器，像个傻瓜一样，听着洗手间传来的哗哗水声。在这充满魔力的水声中，我想象着一个女人湿润饱满的身体，这个身体曾经从台风里逃出来，靠在我身上，那是多么美妙的接触。约摸五分钟后，棠夏从洗手间出来了，裹在一条浴巾里，带着一股芬芳的水气。

“你也洗洗？”她指指洗手间。

这是暗示吗？我心里热了一下，紧接着，这股热量像电流一样转移到裤裆里。太邪恶了。这些年除了水贝，我没碰过别的女人。对我来说，在水贝之外，每一个女人都是一种新鲜而神秘的存在。确实是有点单调了，我扎在文字里，把整个深圳都隔在门外，水贝一个人代表了我对女性的全部幻想和渴望。她就像个优秀的驯兽师，不动声色地将我引入一只循规蹈矩的笼子，见不到外面的天。但是，这场台风又把我从笼子里吹了出来。我看着这个叫棠夏的女孩，心里刮起了一场比窗外更大的台风。说实话，我真的很想去洗洗，但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她要是没有那个意思，我可就尴尬了，毕竟面对面住着。男人和女人，在感情上代表着攻防两端，但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男人比女人怯懦多了。

“一会我回家去洗。”我说。

“都生死与共了，还这么矜持？”她拿了把电吹风出来，坐在沙发上，歪着脑袋吹头发。我走进洗手间，把镇流器换上去，按下开关，灯亮了。又反复试了几次，没问题，便走出洗手间向棠夏交差，我告诉她，任务圆满完成。

“还真有两下子。”棠夏走进洗手间，试了下，很满意。她拿出钱包，翻出张二十的，再加上五块。“给，”她说，“你说的，五折。”

“少了，怎么也得两百。”我一本正经地说，指指外面。“这么大的风，差点把小命都刮没了，二十哪够。”

“也对，值两百。”她爽快地掏了两张一百的出来，拍到我手里。

“真给啊？”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把钱退回给她。“逗你玩的，你的钱也太好赚了，早知道给你当私家电工，三两年就成富翁。”

“哈哈，逗谁啊。”她接过钱，塞回钱包里，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脸上一副胜利者的表情。我的玩笑被她顺手牵羊，成了套在她玩笑中的一个引子。看来这个外表简单的女孩，内心并不是那么清澈见底，在这张漂亮的面孔下，隐藏着一颗阅人无数的心。我想起在深圳跟我有过交集的女人，她们都不是那么简单。我姐、水贝，再加上眼前的棠夏，就像些随风吹到这座城市里的野草，充滿坚韧和强大的生存能力。她们身上，都披着一层坚硬的铠甲，轻易刺不进去。

“饭还是要请你吃一顿的，风吹雨淋的，不能让你白受罪，这年头欠什么都好，不能欠人情。”棠夏说，拿过手机看一眼：“到饭点了，这天气也出不了门，就在家里随便做点怎么样？愿意将就吗？不愿意就改天。”

我太愿意了，正为没买到方便面的事发愁。一听到吃饭，我肚子里就开始造反。我说：“不用改天，择日不如撞日。”

“那就今天，不刮台风估计你也不会吃。”她笑眯眯地盯着我，那双眼睛，仿佛能洞穿我的五脏六腑。

她找出条围裙，拿在手里，问我要不要看电视，看就打开，不想看可以帮她打打下手。这无疑是件让人怦然心动的差事。但我还是打算先回家一趟。我得冲个凉，把台风留在身上的印记冲掉。

7

等我回来，棠夏已经把饭菜准备好。她没有换衣服，浴巾还裹在身上，脖子和胸部大大方方留出一块光洁柔滑的地方。这倒是令我意外。说实话，我难免有点心猿意马，但我很乐意她这样的装扮，与一个裹着浴巾的女人共同坐在餐桌前，分明是一种共度一生要把日子过到底的状态。这样一来，在这个刚结识不久的女邻居家里，我有了种男主人的感觉。

这顿饭称得上丰盛，一盘卤牛肉、一盘蕃茄炒鸡蛋、一盘青菜，还有半只盐焗鸡和一小碟花生米。想到这些食物来自于一位裹着浴巾的女人之手，更是别有风味。开始我还有些拘谨，以一位萍水相逢者所应该具有的分寸，努力控制着筷子的节奏。后来慢慢吃开了，就顾不上形象了。我风卷残云，一副要把整只桌子都吃下去的样子。

棠夏坐在我对面，一直没怎么吃，筷子偶尔动两下，像个厌食症患者。大多数时间她在笑眯眯地看着我，就好像一个男人的狼吞虎咽让她很有成就感。

“慢点吃，跟饿死鬼赶着投胎似的。”她说。“又没人跟你抢。”

我嘴里说好，手上的动作却一点也没放慢。我怎么慢得下来？这两年我就没在饭桌上正儿八经地坐过。想到这里，我鼻子有点发酸，眼眶里有股温热的东西想往外跑，我强忍着将它压住。感情色彩一出来，这顿饭就变得有点多愁善感了。棠夏看著我的表情，似乎也受到了感染，就像是两根相同频率的琴弦，一根颤动，会引起另一根的共振而产生共鸣。我们同时想到了一样东西：酒。

“喝点？”她说。

我点点头。她离开桌子，从房间里拿了两只杯子和一瓶红酒出来。

“最好是白的。”我说。

这顿饭一吃，我已经没怎么把自己当外人了。我的确是想喝点，风里雨里走一趟，魂都快丢了，得喝回来。我看了一眼窗外，台风还在呼天抢地地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窗外的深圳就好像是某部好莱坞的灾难片。爱吹就他妈使劲吹吧，我想，天塌下来也不怕。有家就是好，再怎么吹得惊天动地，都关在门窗外了。

“白的没有，”棠夏说，“有洋酒。”

“洋酒也行，比红的好。”我说。

她把红酒拿回去，换了瓶轩尼诗XO出来，倒了两杯。她倒酒的动作轻车熟路，显示出深谙此道。

“不加冰？”我说。我接过酒杯。

“加什么冰，”她说，“加雪碧和冰，都是台湾佬干的事，好好的酒给糟蹋了。”

她对酒的认识，似乎比我要深刻得多，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让我感觉面前就像站了一个资深的品酒师。我没那么多讲究，喝酒是当秘书时练出来的，跟在局长后面胡吃海喝，他让我喝什么我就喝什么，于是就喝出了我对酒的理解，能迅速把人放倒的酒就是好酒。来到深圳以后，就没再过喝了，那几年的秘书生活，差不多让我把一辈子的酒都喝完了。但今天确实是想喝点，跟一个女人对饮，对我来说是头一回。我看着风雨飘摇的窗外，想起白居易的诗：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是多么美好的意境。

我们一人拿一杯，举起来，晃了晃，酒在杯中呈现出黄金般的色泽。我盯着棠夏的杯子，这是一种昂贵的水晶白兰地杯，质地相当好，她轻盈地握在手里，让酒杯又多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仿佛这酒杯就是为她的纤纤玉手而生。但她喝酒时的那股豪爽劲，跟这酒杯的品质就是两码事了。

“干。”她说。仰头就干了。

我也干了。这正是我习惯的喝酒方式。洋酒热热辣辣地下去，暖意从胃部开始漫延，渐渐抵达到四肢百骸。真好。一杯酒下去，窗外的风雨声似乎就小多了。我们又碰了一杯。

“能喝多少？”她问我。

“半斤左右。”我说。

“那正好，一人一半，把这瓶喝完。”她说，“但我提醒你，喝醉了不许耍流氓。”

半瓶酒就喝成流氓，未免太小瞧我了。她大概没跟当秘书的喝过酒，要是见过我当年陪局长喝酒时的豪放样子，她就不会这么想了。到了酒局上，我们都是手里拿着酒杯，口袋里装着海王金樽，别说这洋酒了，五十三度的茅台，半斤下去还不够打底。再说了，就算是真喝醉了，我也不会耍流氓，一喝醉我睡得比猪还死，这是作为一个秘书必须具备的酒品，必须睡死了，领导才方便去干别的事。

棠夏的这瓶洋酒不错，一入口就让人想起法国干邑地区的生命之水，以及那个神秘的百年轩尼诗家族，但对我来说还是太淡了。一瓶很快就喝完，我跟没事似的。棠夏自己倒是醉了，她站起来，摇晃两下，又跌坐在沙发上。就在坐下去的瞬间，裹在她胸前的浴巾突然崩开，滑到了地上，一个光洁的身体毫无保留地向我贡献出来。看到两腿间一抹黑，我脑袋嗡地一声响了起来。他妈的，真没出息。我眼前一片眩晕，这可比酒厉害多了。

“帮我捡起来。”她指着地上的浴巾。

“好，我这就捡。”我毫不客气地一把将她抱住，顺势按在了沙发上。这时刻还他妈虚头巴脑，就不是男人了。她指了指房间，只说了一个字：床。我就再也没让她说话了。

8

一早醒来，风小了很多，窗外的天空升高，云层就像被雨水洗薄了，由黑色变成浅灰。雨还在下，但不是昨天的暴雨，淅淅沥沥的，下得柔情似水，就像是在为昨天的疯狂道歉。城市还是一种空荡状态，人们依旧保持着警惕，台风还没走远，没准什么时候又会刮回来。我一转身，看到露出被窝的半截身子，很白。然后是棠夏的脸，两只明亮的眼睛好奇地审视着我。

“你说，我们怎么就搞在一起了呢？”她脸上的亢奋之情尚未褪去。

“怎么在一起？台风吹在一起了呗。”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