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及未来的可能挑战

修远研究中心

一个国家的诸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背后的原因往往在于其社会结构的变动；而社会结构变动的根源，则往往是经济基础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与工业化的步伐推动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变；2008年以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也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如此复杂的经济变动必然会牵动社会结构的改变与重组。面对新时代分化多元、复杂多变的社会格局，中国要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就有必要深入地分析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趋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挑战。为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与《文化纵横》杂志社于2018年8月22日共同举办了“社会结构变迁与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学术研讨会，房宁、潘世伟、李强、景跃进、张静、熊易寒、郦菁、余亮、吕鹏、杨平等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报告在整理会议发言纪要的基础上，力图以工业化与市场化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核心线索，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现状与未来动向。

一、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里，我国社会结构从多元的社会群体收拢到了一元的国家系统，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30年就是社会结构重组、从一元系统重新分化为多元群体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经有“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或“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的说法，今天已经完全不适用。不仅原有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阶层发生了变化，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房宁指出，如果按职业来划分，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老三新”六大群体：“三老”包括：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务农的农民；“三新” 包括民营企业家、城市中产阶层、农民工。李强则指出，在结构比例上，我国正在从2000年前后的“倒丁字型”[1] 社会结构转变为“土字型”。这种社会结构的构型说明两点：（1）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明显上升；（2）中下层群体所占比例依然比较大。因此，如果按经济收入，可以划分为：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中低收入层和贫困群体。在各阶层的比例上，高收入层历来很小；中等收入层（包括其家庭成员）占总人口的26%-28%，规模有3亿左右；中低收入层迅速扩大，包括广大的农民工群体，现有标准下的贫困群体到2020年将会脱贫，但还会有新的贫困标准，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

社会阶层的剧变是我国8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产物。8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198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0.6%，就业占比13.0%。到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1.6%，就业占比达到44.9%，人数为3.4亿人。[2] 这一产业结构的转型催生了一大批教育水平较高、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中产阶层队伍。民营企业家阶层则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逐渐成长出来的。自1982年宪法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起，私营经济迅速发展，至2017年底已占到我国GDP的60%以上，吸纳了90%的新增就业，每年贡献50%以上的税收 。[3] 而农民工群体的产生，是城乡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城市工业化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近年来由于工厂制造业规模开始缩减，农民工的就业结构也转向了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仓储、物流、家政、修理等）。

改革开放后一个重大的變化，是单位制的瓦解导致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分化。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组织架构之外，逐渐生长出了一个体制外的市场体系。40年来，体制外组织人数大幅上升，体制内人数大幅减少（根据李春玲教授的调查，目前大约是体制外82%，体制内17%）；在生产总值的占比中，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也降到小部分，而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则占大部分。张静认为，虽然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是在制度上，国家组织所囊括、所联系的，依然只是体制内的小部分人群。占主体的体制外人群没有组织依靠，也没有制度化的通道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回应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诉求。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在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体制没能把握和及时跟进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这样与现实脱节的组织架构，导致了体制内外群体之间制度性的不平等，影响了社会的整合，也给国家的基层治理造成了困难。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城乡差异的扩大。由于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的政策隔离继续存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人均收入差距长期维持在两倍多，2000年后升到三倍多。这个比例在发达国家，大致是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1：1.5，日本则达到了1：1。李强指出，2017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从过去十几年维持的三倍多下降到2.71，这是因为有一部分农民依靠土地拆迁提高了收入。这一方面缩小了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又使农村问题复杂化。以前政府通过市民化来解决农村问题，但现在很多农民不愿意市民化。他们在地方土地确权后还占有土地，并且把地权股份化了，农民都成为股份持有者，获得了很大利益。然而，这主要是在离大城市比较近的农村，边远的农村依然比较贫穷。

在熊易寒看来，1994年是我国社会结构变动的一个节点。首先，在1949年到1994年之间，中国社会基本是扁平化的，收入差距非常小。1981年的基尼系数是0.288，1993年也只是0.35左右，贫富差距非常小。其次，这期间不同阶层是混居的，比如学校的校长和后勤人员住在一个单位社区里，只是楼层和房间大小的差别。第三，这一阶段的消费也以中低消费为主，恩格尔系数很高。在1994年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精细分层的社会。首先，收入和财产的差距迅速扩大，2009年的时候，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或0.5，财产基尼系数则达到了0.739。因此，现在的社会分层主要是由财产作为决定性因素，工资收入已经不那么重要。其次，由于住房商品化和房地产业的发展，不同阶层之间形成明显的居住隔离。第三，消费社会和不同阶级之间消费的区隔也逐渐形成。

虽然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但李强认为，目前整个社会的流动态势良好，底层群体缩小，中下层有所扩大，社会地位整体上升。按照代际流动来算，总的流动率也超过0.5，不比美国低。所以应该肯定，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是很有活力的。市场化改革和工业化发展成功释放出了可观的社会流动空间，逐渐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而广泛流传的“官二代、富二代”的例子只是少数，无法说明中国社会整体的阶层固化。但与此同时，数据也显示目前跨阶层的流动很少，一个人只能流动到附近的阶层，要想跨越附近阶层流动到更高阶层去很困难。

二、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两大新兴阶层

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许多后发现代国家发生的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比如近年来的颜色革命或上世纪末的民主化运动，其实都是由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带来的。这是因为新兴社会阶层在原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缺乏地位，必须不断试图嵌入已有的权力结构，不断与已有的阶层协调、契合、整合利益关系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与此比照，中国社会大量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政治问题，也都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兴阶层的社会嵌入和整合密切相关。本节就聚焦于中产和企业家这两个新兴阶层，试图在市场化与工业化的背景下呈现他们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未来动向。

（一）中产阶层

现代社会的中产阶层最早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一批行政和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律师、教师等）、普通办公室职员与市场销售人员等群体。中产阶层常常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剂，因为它打破了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革命。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的中产阶层也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产业结构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后期阶段应运而生的。事实上，官方所定义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四大群体（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都可以归为学术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可见，中产阶层涵盖了改革开放以来新兴社会阶层的主要成员。

李强认为，中产阶层比例的明显上升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社会进步，它意味着底层向上流动空间的扩大以及社会整体结构比例向土字型结构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当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处于中间阶层时，贫富差距缩小，政策的资源分配也可以照顾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一转变的实现，主要依靠三大机制。第一是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是培育中产阶层的摇篮。目前，我国每年有近800万大学毕业生，十年就是8000万。第二是市场机制。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职业地位上升人数最多的不是通过教育渠道，而是通过市场渠道。这是下层中国人地位上升的最常见的渠道。第三是职业技术渠道，即广大劳动者通过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和技术等级而实现地位上升。但目前在我国2.7亿农民工中，“有技术、无地位”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中产群体是新时代我国所急需的高端要素的人格化代表，也是我国未来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中坚力量。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经济转型和技术发展，中产阶层还将继续扩大，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中产群体的一些脆弱性。熊易寒认为，在经济收入上，中产阶层虽然有房有车，拥有体面的财产，但可支配现金不多，主要靠透支解决问题；在社会阶层上，由于股市的风险、房市的压力、通貨膨胀和经济增长放缓，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这导致了许多人的地位焦虑；在水平流动的能力上，由于就业和生存的压力，广大中下层中产阶层对所供职的企业有较强的依赖性，所以他们用脚投票的能力既比精英低也比底层低。以上这些状况的改善，归根结底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实现。只有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与产业升级来不断打开新的中高端就业需求，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产阶层的收入，给中产阶层以信心，并赋予他们更大的选择空间。否则，即使高等教育每年培养大批中产阶层的新成员，如果缺少相应的中高端产业，也会积累出一批有知识、有技能但没工作的“伪中产群体”。

中产阶层在意识形态上呈现较为多元的样态。熊易寒指出，受到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占了中产群体的大部分，但现在左翼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一般来说，左翼思想在底层影响更大，在中层影响相对较小。跟底层相比，中产的民族主义更温和些。但总体来说，中产的意识形态是比较杂糅的状态，在有些议题上偏左、有些议题上偏右，有些议题则靠中间，很多时候缺乏清晰的、一贯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如果说自由主义和左翼/民族主义是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面子”，那么“底子”则是发展主义，而这恰恰是去意识形态化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议题上，中国的中产阶层内部存在一个跨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共识。

中产阶层是网络舆论空间的核心主体，在社会上拥有较大的话语权。由于中产群体普遍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教育水平，他们开始关心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如金融市场、食品安全、教育平等、环境污染等，并积极做出反思、批判，甚至转化为集体行动。虽然在日常状态下，他们一般比较保守，只关心房子、孩子这类事情；但一旦利益受到实质性损害，他们就会表现出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将生活压力转化为有组织的群体诉求。因此，中产阶层虽然在一般认识上是社会结构的稳定力量，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的意识形态偏向与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也使他们在一些时刻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二）民营企业家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民营经济飞速发展。民营企业以其灵活、创新、高效的特点，与国有企业互补共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民营企业家群体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壮大，成长为一个在自我认同、政治诉求、经济地位和社会功能上均有别于其他阶层的独立阶层。然而，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迅速变迁，最早的“50后”、“60后”企业主与第二代 “70后”、“80后”企业主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和创业经历，这导致了他们在以下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首先，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大多有过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改革开放之后才“下海”经商；而第二代民营企业家则大多缺乏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开始创业或继承家族企业。有研究指出，这一代际更替大致以2005年为界。2005年之前，曾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过的人，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主要来源；自2005年开始，这类人员的比例有了明显下降，而从未在体制内工作过的人，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主要来源；只有大企业的企业主还主要来自体制内下海或改制。[4]

其次，第二代企业主的受教育程度大多比改革开放前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主更高。他们不但接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而且可能还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导致不同世代的民营企业家在产业选择、经营理念、社会责任感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从产业选择来看，90年代从体制内下海的第一代企业家主要是实业家、地产商，而自1998年起，马云、马化腾、张朝阳等第二代企业家则开启了互联网创业的大潮。直至今天，新一代创业者仍然更倾向选择互联网新经济而非传统产业。另外，新一代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也更强烈，参与并支持了近年来大量公益组织的发展。

第三，第二代企业主对政府的主要诉求从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转向了要求参与产业政策制定。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是“50后”与“60后”，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前，不但目睹了计划经济的诸多弊端，而且亲历了非公经济人士所受到的政治影响。因此，他们当中很多人倾向于多党轮替的西方式民主。虽然改革开放的契机使他们取得了可观的商业成就，但并没有改变他们在成长阶段就形成的意识形态。相反，第二代民营企业家最重要的成长记忆并不是政治运动的冲击所造成的社会动荡，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这一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企业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制度自信。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体制、产业政策、法制建设等影响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因素。尤其在产业政策上，民营企业家对当下行政主导的产业政策制定模式感到不满，希望能够参与产业政策制定。

在中国社会迅速变迁的大背景下，新的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代际更替还将继续发生。下一代企业家的诞生，依然会依托在中国未来几十年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方向上。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的增加值占GDP比重将达到15%。截至2017年11月，中国新经济占整体经济投入的比重已达30.2%（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已有约400家企业投身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等）。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企业家普遍拥有专业知识储备与国际视野，对这些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有着敏锐的嗅觉，积极抢占新经济发展的先机，因而是中国未来新型工业化的先锋队。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未来将会进一步提高。

三、新时代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与演变趋势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我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一次次起伏变动。不仅一个阶层的内部构成一直处于流动变化之中，而且每个阶层整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会随着政治环境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上升或下降。这种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是社会焦虑情绪和矛盾冲突的直接来源。要理解其来源和演变趋势，我们必须将其放置在更广阔的全球化眼光和更长远多历史视野中。

从宏观历史来看，农业社会相对缓慢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变革，使得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结构或欧洲的“贵族-平民”等级制结构长期延续，也使得人们将这种社会结构的稳态视为某种理所应当的“必然”。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变革的速度以幾何级数提升，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强烈冲击使人们感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农民阶层缩小，市民和工人阶层崛起，成为了18、19世纪欧洲的“新常态”。20世纪后半期以来，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又将带来新一轮“大洗牌”。而且，这场变革比以往更能超越特定地域的限制，可以快速渗透到全球范围，变化的速度也远超以往。在它的影响下，不仅是中国，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都面临着变动、瓦解或重塑。即使是美国这样超级发达国家，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业的跨国转移使得美国社会中下层的就业与收入每况愈下，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经济结构的金融化则使IT界和金融界精英不断获利。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特朗普的当选，都是这种内部社会结构变动中出现的新现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将迎来一系列新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未来30年里，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与技术革新推动下，原有社会结构中的新的社会阶层可能会出现变化。对于农民工阶层来说，未来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会压缩低端制造业的就业空间，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正在逐步取代制造业、仓储业、物流业等行业中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岗位。再加上美国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制裁，这些趋势都将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就业与收入。民营企业家会是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的代表性精英群体，也是中国新型工业化的主力军。但能否应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多变、对最新的技术变革保持敏感、积极占据高端价值链，则是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对企业家群体的挑战。

在此过程中，中产阶层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可能最为敏感。中产阶层的基本收入依赖于企业雇佣，一旦发生产业结构调整或全球经济变动，他们将受到很大冲击。社会上层往往可以依靠自身积累的社会资源和资本优势来应对冲击，甚至与新兴技术精英、产业精英结盟，形成新的垄断结构；而底层则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只有中产阶层既要维持体面的地位，又缺乏上层精英的抗打击能力。他们往往是旧产业结构中的中层就业者，很难跟上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从而在席卷全球的技术革命中与旧产业、旧结构一起丧失了主动权。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生产链条的全球分布虽然溢出了国家的疆域范围，生产链条的等级结构（中心与边缘、高端与低端）却依然与国家内部的经济积累、产业积累和技术积累密切相关，这导致国际的产业竞争与社会结构竞争高度重合。比如，苹果公司工程师这样的标准中产阶层，尽管看似可以来自世界各国，但依然集中在美国；三星公司支撑的韩国中产与华为公司支撑的中国中产之间，也如两个公司一般，存在着实质上的竞争关系。这又为各国的中产阶层带来新的竞争压力。

其次，社会结构的演变意味着社会利益分配结构的改变，容易引发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在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发展阶段，即使存在分化的利益诉求，但由于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和政治再分配制度的有效运转，阶层冲突是相对平缓的。而到了经济转型的时代，新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变革往往会塑造出新的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导致利益分配失衡。此时如果原有的政治再平衡制度失灵，就会造成社会冲突的激化。这样的例子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比比皆是。就东亚社会而言，日本在“55年体制”建立后，进入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期。然而整个60年代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日本也陷入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本来比较团结的日本社会，在经济大发展的60年代反而社会动荡、矛盾频发。类似地，韩国在80年代曾出现过声势浩大的“伪装就业”现象，即大学生假装工人进入工厂就业，暗中组织工会，发动工人运动。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目前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底层向中下层的流动，而上层有固化的危险，中层有下滑的危险。促进社会流动不能仅靠短期提高社会福利，更关键的是必须提高经济的活跃度，依靠产业系统升级的强大物质支持。只有产业持续升级，才能释放出规模更大、技术要求更高的岗位，才能真正塑造出强有力的社会中层，并促使个体的技术、知识有更广泛的市场和社会需求。例如，“阿拉伯之春”系列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就是该地区的国家和政府无法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化人群、新一代青年提供就业。与之相似的还有拉美地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拉美地區以资源出口为主的产业体系无法为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人口提供有一定技术水准的长期就业，只能依靠大规模出口资源换取社会福利的模式来维持社会稳定，一旦遭遇国际市场动荡，就会普遍出现社会返贫现象。而在欧美，由于制造、加工、设计、服务等有一定技术要求的中间性生产环节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相关行业的就业空间大幅收缩，这导致原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普遍下降、社会贫富分化加剧。

与中东、拉美、欧美等地相比，中国虽然同样面对社会结构的内部矛盾，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还较为强劲，社会结构也没有完全成型，矛盾还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要保持健康的社会流动，必须以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为基础。没有工业化持续发展作支撑的社会福利政策，只是暂时缓解社会问题的一种麻醉剂，只能消弭短期不满，无法长期维持。只有通过经济结构的升级为下一代群体打开新的就业空间，他们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而如果没有工业体系的演进和发展，社会资本就会从产业领域转向投机行业，导致更为严重的资本集中和阶级固化。因此，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路线，以深厚的工业基础为依托，依靠产业升级来创造出更多具有发展前景的职业岗位，重塑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建立并维持一个与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有活力的社会结构。

（报告执笔：王儒西、柯贵福）

注释：

[1] 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2]《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hrss.gov.cn/ghcws/BHCSWgongzuodongtai/201805/t20180521_294290.html。

[3]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5/01/c_1122767077.htm

[4] 范晓光、吕鹏：《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构成：阶层与同期群差异》，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