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陵二十四乐舞伎浮雕石刻研究综述

邱玲

摘要：自1940年永陵发掘以来，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对它的研究层出不穷，学者在文化考古、建筑、浮雕学术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永陵乐舞浮雕进行综合和全面的总结，期待进一步推进永陵乐舞浮雕的深入研究，以此加深对中国古代乐舞的认识。

关键词：永陵 乐舞伎石刻浮雕 综述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7-0177-02

永陵的发掘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近年来，有关永陵的研究大致分为陵墓、墓葬研究，随葬品的研究，永陵石刻研究和博物馆研究，不难发现永陵石刻浮雕的研究最为丰富，其他三方面都相对薄弱。现有关石刻乐舞浮雕的学术专著有6部，论文约50余篇。本文对永陵乐舞浮雕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总结，对永陵乐舞浮雕的特点、名称和蕴意等方面进行综合叙述，期待进一步推进永陵乐舞浮雕的深入研究，扩大永陵研究的视野。

一、永陵浮雕石刻的源流

王建（847-918），河南舞阳县人，因骁勇善战被唐昭宗封为蜀王。公元907年唐灭亡，王建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907-925）。王建墓便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坐落于成都市金牛区抚琴东路，现称为“永陵”。1942年永陵正式被发掘，1961年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79年正式对外开放。

王建墓陵台呈圆形，高15米，直径约80米。墓室分前、中、后3室，每室有木门间隔。中室设棺床，上置棺梓，后室安放王建石刻真容像。陵墓中室石棺床东、南、西三面束腰处，刻着一支浮雕宫廷女乐队，这支乐队共有伎乐24人，其中舞伎2人，乐伎22人，姿态各别，表情互异，操着琵琶、拍板、筚篥、苼、箫、笛、鼓、吹叶等弹、击、拍、吹的各种乐器，乐伎中有21人手中各持一件乐器，另有一人手持两件乐器。神形兼备，十分精美，是研究古代乐舞的珍贵资料。

二、乐舞浮雕石刻鼓类乐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多鼓的国家，不仅汉族多鼓，少数民族也不例外。根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的有关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先使用的是打击乐器，而打击乐器中鼓又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在王建墓伎乐浮雕里，鼓乐占有的比例相当重。迄令为止，鼓的定名，学术界未完全取得共识。如表所示：

棺床东面向北数，第一幅、二副、三幅和第十幅图的四件石刻鼓，鼓身均“广首纤腹”，但四件鼓有差异。

东一石刻浮雕，《王建墓棺床石刻二十四乐妓》（岸边成雄）提到：“同样形态的鼓东一、东三、东十，但稍有异处。据推测，此鼓的长度约60厘米，革面直径约30厘米，整体呈细长形。胴的中间细；东三最为明显。所谓细腰鼓即此。东一之鼓，仅在一侧加有短绳。腰鼓之奏法：呈水平伏搁置膝上，用两手拍击，东三、东十即此，均为腰鼓。”《王建墓浮雕》（李成渝）认为：“同形制同演奏手法但同样因大小不同而有正与和意味的，还有都县鼓与毛员鼓。它们几乎也是同时出现在一个乐队中，如唐代龟兹乐、天竺乐。毛员鼓虽无演奏手法的记载，但都县鼓用‘以槌击之与腰鼓区别，毛员鼓似都县鼓而不记载演奏手法，正说明它与都县鼓相同。所以，东一和东二两件以槌击之的鼓，东一大于东二，东一是毛员鼓，东二应名为都县鼓。”

东三幅石刻浮雕，《王建墓浮雕》（李成渝）：“腰鼓演奏规范，徒手演奏。腰鼓有长短大小的不同，从而有音高音色上的差异。《通典》：‘近代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在同一乐队编制中有一大一小两件腰鼓，当一为正，一为和。但典籍中似未说明是大者为正，小者为和或者小者为正，大者为和，故以定名腰鼓为宜。”《王建墓之谜》（秦方瑜）认为：“和鼓与正鼓本是一套鼓，配合使用。之所以這么安排是因为受墓内客观环境限制，因此乐器称为和鼓最宜。”

东十幅石刻浮雕，《王建与王建墓》（钟大全）提到：“都县鼓是掌骨，毛员鼓是拍鼓，该毛员鼓伎身体略侧，右手扬起较低，将次鼓置于腰部与双膝之处。毛员鼓也是一种双手左右拍打鼓面的腰鼓，其演奏方法与和鼓大致相同，毛员鼓鼓身较和鼓略短，右手拇指斜放在掌心，仿佛是用指尖拍打。可判定为毛员鼓。”

综上可见，正鼓、和鼓均为腰鼓，也是胡鼓。正鼓原为西北的民族乐器；和鼓是拍鼓，为较大的腰鼓；毛员鼓是一种较细长的腰鼓，为龟兹乐器。笔者与秦方瑜先生持有相同意见，东一幅图，这个乐伎把正鼓斜放在腿上，右手的槌已打在鼓面上，左手翻腕拳指，置于鼓腰上，应为正鼓。东三幅图的乐伎左手捂着鼓面，右手向右张开，鼓的左右面一般大，这种两手拍打的腰鼓与史书记录鼓的形状和演奏方法相符合，应为和鼓。唐代典籍中有关诸种鼓的形制、演奏规范的记载也并不是很详细，还有待考证。

三、乐舞浮雕石刻吹奏类乐器

棺床东面向北数第五幅，西面向北数第一幅石刻，均为吹奏类乐器。

棺床西面向北数第一幅石刻，张世彬、杨荫浏均定名为篪，岸边成雄定名为短笛。张世彬说：“篪较横笛粗而短，其吹口有翘，故吹时恰好将奏者的嘴遮住。”岸边成雄提到：“东五幅石刻是一种全长约40厘米的竖笛，其中管长约为30厘米，顶端有舌（簧）插人管中。同样乐器亦见于西四，长度似较此处的为短。或者，此即相当于唐代宴乐和高丽乐（《通典》卷1464方乐条）中的筚篥和小筚篥。横笛此在西一幅也能见到，但二者在长度和持拿的角度上有别。东四较长。笛从汉代起便使用得非常普遍，有长、短等不同。”

这件管乐器，是横置于演奏者两唇之间的，吹孔与按音孔不在一个平面而成90度。这个横置于两唇间的吹孔，若仅仅是一个“孔”。这个吹孔上有一个激振器，而这个激振器非簧莫属。一支吹孔与按音孔成90度且吹孔有簧，置于两唇间横吹的管乐器，便是至今流传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簧振气鸣乐器——巴乌。巴乌是汉族对此乐器的称谓。顺理成章，东五极有可能是一支竖吹巴乌因为，如果说它是尺八，它的吹口不应当像现在这样衔入，说它是筚篥，它不应当是一根直管，而应如西三那支筚篥那样有哨嘴与管身的区别。当然，之所以说极有可能，即不排除其它也是衔入口中竖吹但激振器却非自由簧的乐器之可能。毕竟这是石浮雕。”

笔者拙见，东五幅石刻认为筚篥，主要是根据文物图像所反应的形状与史书上关于筚篥的记载完全相一致。这个乐伎的嘴唇喊着芦管的上端，侧着身子，紧捏着管身，手指压着管孔，好像与其他乐器相互配合、相互呼应。西一幅石刻，篪乍一看很像笛，也是横吹乐器，仔细观察则会发现和笛的区别还是很大。首先篪比笛短，从王建墓石刻的篪与笛比较，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判定西一幅图为篪。关于石刻浮雕的定名，根据已知条件作出合乎情理的推论，各抒己见，诸说不一，至于最后的定名，还需更多的实物资料和史论资料。

王建墓是晚唐五代时期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墓内珍贵文物已经历了一千多年风雨沧桑的岁月。王建墓石刻伎乐形象精美，在众多乐器中，鼓居重要地位，蕴意深刻。前蜀传承唐朝的遗风，在王建宫廷乐舞中集中排列的鼓也充分体现了龟兹乐的特点和影响力。王建墓石刻伎乐体现了我国中夏与西域民族音乐的大荟萃、大融合和大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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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方瑜.参差横凤翼遗声落西秦——王建墓内石刻排箫乐器探源[J].四川文物，19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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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Yongling-Tomb of King Wang Jian.China & World Cultural Exchange，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