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社会话语生态变迁： 生成模式、主体形式与权力结构

摘要：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打破了信息资源和话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普通个人的信息崛起和话语平权，让“信息社会化”的技术民主变得可能，信息资源开始呈现出泛社会化趋势。自媒体在激活普通个人话语能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话语生态的变迁。自媒体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生产模式、话语主体形式和话语权力结构。传统的“瀑布型”话语生成模式正逐渐让位于“蒸腾型”的话语生成模式，“组织化”的权力主体形式正在向“个体化”的权力主体形式转移，“群言堂”的话语权力结构正在逐渐取代“一言堂”的话语权力结构。可以说，自媒体正在潜移默化地形塑一种全新的社会话语生态。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话语生成模式;话语主体形式;话语权力结构;社会话语生态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2-0068-05

作者简介：张林（1989-），男，四川富顺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网络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

[HT10.5，10.XH]

一、自媒体时代：普通个人的信息崛起与话语平权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媒介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相应的社会话语变革。自媒体革命也是如此。自媒体（We Media）概念属于舶来品，学界通常认为是美国信息专栏作家丹·吉尔默（Dan Gillmor）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早在2001年9月，丹·吉尔默就在自己的博客上提出了一个journalism30的概念，他根据传播形式的不同将新闻传播从整体上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占主导的阶段是journalism10，单向的线性传播是这一阶段主要的传播特征;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传统媒体网络转型以及新闻门户网站等占主导的阶段是journalism20，虽然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的速度变得更快也更高效，但一对多的传播形式并未根本改变;journalism30是以博客、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兴媒介传播占主导的阶段，点对点、双向互动的裂变式传播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传播特征，这一时期新闻传播的主体开始变得多元，专业的新闻传播机构开始让位于默默无闻的普通公民。以此为理论框架，丹·吉尔默2003年1月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下一代的新闻业：自媒体的来临》一文。同年，肖恩·鲍曼（Sean Bauman）和克里斯·威尔斯（Chris Wells）为美国新闻学会撰写了名为《自媒体：大众将如何塑造未来的新闻和信息》的研究报告。他们认为“自媒体是社会大众依托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与外在知识体系连接后发布自己所知所用的媒介平台”[1]。这一概念界定对以后的学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学界在界定自媒体概念时大都以此为重要借鉴。

虽然国内学界大多数时候并未对“自媒体”“新媒体”“社交媒体”“全媒体”等等概念做实质性区分，但从使用情境来看，其指称的媒介内容却基本一致，都是指具有相同技术特质和传播特征的Twitter、Facebook、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体。只是具体选用何种概念，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侧重而各不相同。例如，相较于自媒体的概念，西方学者更偏向于使用“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这一概念。山姆·欣顿（Sam Hinton）和拉瑞莎·约尔特（Larissa Hjnorth）在《理解社交媒体》一书中认为：“随着移动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发展，社交媒体会像漩涡一样把我们卷入人与人之间的网络化世界之中，吞噬着人们的时间和生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2]可见，社交媒体概念侧重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网络化关系，而自媒体概念更倾向于强调社会个体或普通用户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作用，更加突出个体化传播的媒介特征。根据文章立意和研究侧重的需要，本文倾向于选择使用自媒体这一概念。从技术形式上来看，我们认为自媒体就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用户随时随地自主生成传播内容的信息共享平台。移动互联网技术是自媒体产生的技术基础，如果说Web10技术为人们带来了便捷的搜索、浏览、下载等互联网服务，实现了“人机互动”的网络场景，那么Web20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就是上传、交互和分享的升级，在鼓励参与、注重用户价值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与人的互动”。数字化、移动化、虚拟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可以让自媒体用户随时随地采用文字、图片、语音、视频等多种形式进行表达交流。自媒体的实质在于普通用户能自发自主地生成和传播信息内容。相对于传统大众媒介的机构化、组织化传播，自媒体为普通用户的个性化、私人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平台。

当然，对自媒体的理解不能简单地局限于纯技术和纯工具层面，我们对自媒体要有超越技术工具层面的理解。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认为：“媒介从来都不只是一种传递特定信息符号或交往关系中联系参与主体的应用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它带来的是一套与新技术特质互动的社会关系。”[3]同样，作为一种重塑世界的结构性力量，自媒体除了在技术层面给人们带来全新体验以外，还会对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信息方式、资源配置和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自媒体就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一种特有的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相交融的新型媒体形态。早在1995年，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就高呼人类已经进入了“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认为以广播、电视、报刊、电影为代表媒介的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是第一媒介时代，这一时代信息传播由少数政治文化精英主导，少数人生产、多数人消费是常态，单向度、一对多和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是其主要特征。而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的推进，卫星技术开始与电脑、电视相结合，一种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往传播关系的出现拉开了第二媒介时代的帷幕，这一新的传播模式“既改变了我们思考主体的方式，也为我们改变整个社会形态提供了新的可能”[4]。虽然波斯特的媒介划分还带有鲜明的预测性特征，但不得不说，波斯特敏锐地捕捉到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脉搏。保罗·莱文森提出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概念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的细分。莱文森把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广播、电视等统统归纳进旧媒介的范畴，认为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和专业化的生产是这些旧媒介的主要特征。而“聊天室、留言板和电子邮件等互联网的第一代产品则属于‘新媒介的范畴。维基、推特、脸谱等具有私人性和互动性的互联网第二代产品则属于‘新新媒介”[5]。虽然莱文森的表述并不一定准确，但其对媒介形态进行细分的研究思路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的。2013年，清华大学的李沁在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第三媒介时代”的概念。李沁认为Web20和泛在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人、媒介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发生着急剧变化，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内涵已经不足以解释这种新的传播形态和社会变革。第三媒介时代正在拉开帷幕，如果说第一媒介时代是以单向被动的观看、收听、阅读等信息方式为主导，第二媒介时代是以交互、人际等为主要信息特征，那么“第三媒介时代就是一个以沉浸传播为特征的泛众传播时代。以泛在网络为支撑的沉浸传播把人变成了中心，又把人变成了媒介，把社会的信息系统转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服务系统，使得传播突破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满足任何用户的任何需求”[6]。可以看出，在李沁“第三媒介时代”的理论建构中，“泛众传播”一直是核心概念，而“泛众传播”从实质上看就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致力于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传播。

纵观媒介形态的历史变迁，无论是波斯特的“第二媒介时代”、莱文森的“新新媒体”还是李沁的“第三媒介时代”，学者们都看到了媒介技术发展对社会权力关系带来的整体影响，并都试图用凝练的学术概念对这种新的时代关系进行简略概括。但是，无论对媒介技术史做何种划分，自媒体带来的信息革命无疑都具有划时代的技术和人文意义。作为一种普通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自主生成传播内容的信息共享平台，自媒体的信息传播具有交互性、即时性、共享性、碎微化、海量化、个性化和圈群化等显著特征。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前自媒体时代信息资源和话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普通个人的信息崛起和话语平权。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让“信息社会化”的技术民主变得可能，信息资源开始呈现出泛社会化趋势，信息权力开始向普通个人转移。相较于前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个人自主传播的崛起，普通个体的表达自由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普通用户的个体价值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当然，自媒体的普及在激活个人话语能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话语生态的变迁。话语生态是不同社会话语主体在不断的话语生产、话语交流过程中生成特定话语结构的动态社会系统。自媒体的技术赋权带来了民间舆论场的空前崛起，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生产模式、话语主体形式和话语权力结构。可以说，自媒体正在潜移默化地形塑一种全新的社会话语生态。

二、社会话语生成模式变迁：从“瀑布型”生成模式到“蒸腾型”生成模式

在《民主新论》一书中，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论述“民主与统治”的关系时，系统探讨了社会舆论生成的两种理论模式。一种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自上而下煽动而成的“瀑布型”生成模式，另一种是由社会普通大众之意见自下而上外溢沸腾演化而成的“蒸腾型”生成模式。这种“蒸腾型”生成模式对于我们分析自媒体时代社会话语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萨托利认为多伊彻的瀑布模型生动地描绘了舆论自上而下的生成过程，多伊彻认为精英主导的舆论通常是以阶梯状的方式逐级向下流淌的，就像瀑布被一个一个的水潭所切断那样。多伊彻根据权力结构的不同，自上而下划分了五个水潭，认为“经济和社会精英组成了最高层面的那个水潭，逐级推演下来的是政治和统治精英的水潭，紧接着是大众传媒组成的水潭以及舆论意见领袖组成的水潭，最下面才是由普通大众组成的水潭”[7]。可以看出，在这个“瀑布型”舆论生成模式中，信息是从权力中心自上而下逐渐流向普通大众的，经济政治精英和大众传媒是信息的发布者和管控者，舆论意见领袖是链接纽带，而普通大众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很少有机会能参与更高层级之间的信息互动。萨托利认为这种由社会精英煽动和控制而形成的社会舆论并不是真正的公民舆论，不能真正反映和体现民意，充其量只是精英舆论在普通公民中的传播而已，真正的公民舆论只有在普通大众意见自下而上的蒸腾过程中才能产生。虽然萨托利也从底层知识分子和底层思想团体等角度对蒸腾模式进行了初步探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萨托利赋予蒸腾型舆论生成模式更多的还是一种理想性的憧憬和寄托。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萨托利的这种憧憬和寄托正在变成现实。

自媒体的普及带来了个人话语权的空前膨胀，改变了社会话语自上而下的生成和流通模式。自古以来，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结构让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长期处于失衡状态之中，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国家权力居于绝对的支配和主导地位。相对而言，社会权力相对弱小，民间主体性力量发展相对缓慢。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结构直接影响着社会话语的生成和社会信息的流通。“纵强横弱”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信息传播的显著特点。在王权社会，由于依托强大的官僚科层制度，每一个政权基本上都能保证信息从权力中心向外流通的畅行无阻，从皇帝到各级官员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基本上都能顺利实现。但要想实现自下而上的“蒸腾传播”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传播”则十分困难。因为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科层体系中，各级政治中心严格控制着各级信息源，信息权力往往只能完全依附于政治权力。在金字塔式的政治权力构成中，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界限是十分明确的，自上而下的“瀑布型”信息模式依然是社会话语生成的主导模式，政党话语、国家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领域的核心话语。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改变了原来自上而下的科层制信息权力结构，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精英与平民、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界限正在缩小。原来被排斥在传播权力结构以外的“沉默的大多数”开始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力，自下而上的“蒸腾型”话语生成模式开始成为社会话语生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媒体带来的“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的全民化打破了国家信息权力的绝对垄断，开始让信息权力由国家转移到社会”[8]。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自媒体信息传播技术为我们形塑了一个全新的话语生成模式和话语表达空间，自媒体正在成为整个社会的话语中心和舆情中心，以自媒体为依托的民间舆论场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

三、社会话语权力主体变迁：从“组织化主体”到“个体化主体”

在卡斯特看来，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网络社会的崛起将会对人类社会的交往方式、组织结构、工作模式和权力构成等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相较于市场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形式变迁，卡斯特重点分析了网络社会崛起对社会权力带来的结构性变革。卡斯特认为信息技术革命与现代资本的深度融合为我们形塑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世界。虽然权力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支配和控制着人们的行为活动，但相对于原来的工业社会，网络社会的权力构成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在作用机制上都已發生了结构性变化。“权力不再集中于机构（如国家、政府）、组织（如资本主义企业）和符号控制者（如公司制媒体、教会等）之手。它开始不均匀地分布在一个充满财富、信息和图像的全球网络之中。”[9]也就是说，网络社会的到来颠覆了原来组织化、机构化权力主体对权力的集中控制，瓦解了权力的等级结构，权力开始通过信息和图像分散到更多的人或群体之中。可以说，卡斯特的这种认识是非常深刻的，网络社会对工业社会能带来的这种结构性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所带来的那种历史性冲击。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就是让无数的农民从田间地头进入封闭的生产车间，原来分散的个体手工劳动被工业机器的大生产所取代，组织化、机构化的工业生产线不仅带来了工人生活和工作场景的高度集中，而且也带来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高度集中。简言之，“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过程，就是在机器的作用下让社会生产和社会权力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10]这个过程消灭了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的分散状态，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一次质的跃迁。分散的、个体化的社会权力开始向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权力集中，由此带来的社会进步是无比巨大的，以至于连马克思都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带来的生产力能量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甚至“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

在工业社会里，相较于分散的个人，正式的组织更能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某种预期，更能增加社会信任、降低交往成本，以至于个人的行动往往只有在通过制度或组织赋权之后才能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打破了社会权力的集中状态和等级结构，社会权力开始呈现出从集中到分散的转变，社会权力主体也开始由组织化主体转向个体化主体。当然，这种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也不是类似工业社会向农业社会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在新的历史层面上权力形式的自然演化。自媒体独特的传播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模式和交往方式，而且形塑了一种个体化、分散化的社会权力结构。福山在《大分裂》一书中对信息社会呈现出的个体化问题进行了敏锐而独特的分析，他认为信息技术带来了社会生活的个体化，这种个体化不仅会导致科层制的社会结构发生分裂，而且也会导致大工业时代形成的价值体系发生裂变。“因特网带来的选择自由，让一切等级制度，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法人的，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并开始走向崩溃。”但是，福山并没有对这种社会个体化带来的分裂一味地持否定态度，相反，他乐观地认为这种分裂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一种“创造性的破坏”。的确，个体化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激活了个体的潜能和创造性，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有利于提高社会成员的交往和工作效率。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日益普及，一种以个体化为表征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正在兴起。人们不需要强烈的动机或组织就可以在自媒体上自主选择和发布信息，自由表达观点和自发形成圈子。这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正在超越传统组织的束缚，激发人们对“自组织”的兴趣和能力。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交往和协作是人的基础本能，长期以来，由于受到交往成本的限制，人的这种本能被大大地抑制了。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超脱层级结构的全新动员和交往模式，打破了原来的权力疆域和组织神话，正如克莱·舍基所言：当人们把组织像衣服一样脱掉时会突然发现，离开了组织，人们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有生命力，这不仅是力量关系的改变，“更是一场革命”[12]。自媒体带来的技术革命让个体开始成为网络世界中的基本主体和基本权力单位，个体化主体正在逐步取代组织化主体而成为社会话语生产的主体性力量。

四、社会话语权力结构变迁：从“一言堂”到“群言堂”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信息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衍生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无论是早期的活字印刷术、无线电技术还是后来的图像传播技术和网络传播技术，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信息技术革新都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而每一次信息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无疑都会引发整个社会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改变。自媒体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平台和信息传播渠道，而且是一种全新的结构性变革力量。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和思维习惯，而且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话语权力结构。在前自媒体时代，中国的信息资源配置和信息传播结构是完全依附于政治权力结构的，政治权力结构完全主导了信息传播格局和话语权力结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执政党居于核心和领导地位，不仅对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分配起着主导性的支配作用，而且对信息权力的生产和分配也起着绝对性的支配作用。党在掌握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完全掌控着整个国家的信息传播系统。党不仅掌握了所有的核心信息资源，而且还掌控着整个信息传播的流通渠道。党报、党刊、党台在整个社会舆论中居于优势性的引领地位。在这种相对封闭和固化的信息权力结构中，谁控制了媒体资源，谁就握住了整個舆论场的“阀门”。执政党因为主导了几乎所有的信息传播权力而成为社会话语生成的绝对主体，自上而下的层级传播模式带来的是整个社会“一言堂”的话语权力结构。

而随着自媒体的逐渐普及，“一言堂”话语权力结构开始解体，随之崛起的是一种以去中心化和扁平化为基本特征的“群言堂”话语权力结构。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激活了个体的话语表达欲望和能力，打破了原来政治权力与信息权力统而不分的刚性结构，改变了原来由政治主体支配信息主体的单一传播格局。可以说，自媒体碎微化、交互性和裂变式的传播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言堂”话语权力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自媒体带来的技术活性释放出了巨大的传播能量，信息权力的转移开始让原来处于信息权力之外的弱势个体或组织获得了自己的信息平台和信息渠道。正如胡泳所说：“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公民传统和公共领域还并不发达的国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普通个体反抗信息垄断和发出自己声音的唯一出口。”[13]自媒体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环境和话语表达空间，在自媒体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中，中心的权威地位不复存在，无论是多么庞大的组织，还是多么平凡的个体，在自媒体的信息网络中都只是一个普通的信息节点，无数的信息节点以平等、共享和协作的姿态共同形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信息世界。在这个信息世界中，原来处于信息弱势的“沉默的大多数”开始变得不再沉默，摇身一变开始成为了众声喧哗舆论场中的主角。原来根本无法表达或者无法充分表达的意见和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自媒体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畅所欲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让每一个用户都变成了一个信息传播主体，随时随地的一条“微博”或者随心所欲的一条“朋友圈”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的内容，人们可以在这种信息情境中自由地发布、评论或转发信息。碎微化和交互式的信息传播让自媒体空间呈现出一种“渠道多样，却无中心;信息海量，却无权威的显著特征”[14]。简言之，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让“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愿景正在变成现实。当然，“群言堂”并不代表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任何言论，对其予以正确引导和管控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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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34.

[14]张林，刘海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场域定位与现实建构[J].理论导刊，2016（6）∶6.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