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陲的传承：高良乡的芦笙与葬俗

文 / 杨自如 图 / 黄志坚 单宝

这是纳平山村葬礼所用的鼓。这种鼓，目前在红河州的屏边县做，前不久坡业村重新换了一个新鼓，还举行了一个祭祀仪式

葬礼上芦笙舞的负责人，退休干部杨树彬

6月21日，我们到师宗县高良乡纳平山时，碰巧遇到了一个苗族的葬礼。葬礼上，我见到了芦笙舞。这次巧遇，解答了我此前对芦笙的一些疑惑。

对芦笙的认识，我起初只有模糊的印象，只知道苗族有芦笙，而且也想当然地以为芦笙就是平时玩乐时的乐器，就像彝族人的四弦（月琴）一样。

其实不然，芦笙不是一般的乐器，甚至其意义远远超出音乐的范畴。就葬礼上的芦笙而言，它是通灵的媒介，其吹出的调子是与亡灵沟通的语言。

《指路经》

在纳平山我见到的这个葬礼，据当地人介绍，还是传统的做法。在高良乡苗族村寨，这样的葬礼习俗，依然普遍，只是各支系（青苗、白苗）和各家族之间有细微差别而已。

纳平山杨家的葬礼，有这样一些步骤。

人去世之后，先是穿衣服，装入棺材。这个仪式通常去世当天完成。装棺材之前，要请人对着死者念诵《指路经》，念完才装棺，横放在堂屋，等待接客（闹丧）的日子。

《指路经》在西南少数民族的葬礼中比较普遍。苗族的《指路经》，内容从死者出生开始说起，讲到他（她）出生的地方（也是埋衣胞的地方），他（她）为什么死，他（她）离开家如何去到祖先亡灵所在的地方，路上如何应答，如何过河，如何辨认谁是祖先，等等。

这些内容，据说有一个完整的套路，要念诵将近1个小时。有资料说，这段经文会涉及苗族的创世神话，有开天辟地、“黄水潮天”等情节；但师宗高良乡苗族的《指路经》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它追溯的仅仅是生命个体的起源（出生），而不是人的或者民族的起源。

来吊丧的亲朋，中年女性穿民族服装

在葬礼上，念诵这段经文的人叫“导事”（也有写成“道士”）。这个导事，并不是专职的祭师（苗族似乎没有这个角色）。在纳平山，我们见到的这个导事，将近60岁，正式职业是做牛马生意。

这位导事，在念诵《指路经》（死者入棺时念诵）之后，就不再参与仪式的其他环节。剩下的祭奠活动，交给其他的人完成。

其中一个是“家长”（家族中的长辈），负责给死者献饭；再有就是芦笙乐队，负责敲鼓、吹芦笙。

《指路经》在高良乡有很多忌禁，加上要跟死者身体直接接触，所以，现在掌握的人极少，习俗和文化的传承困难。40多岁的芦笙传承人马玉杰，说他不会，60多岁的芦笙传承人陶兴文，也说不会。

挂鼓吹芦笙

我们去到纳平山时，死者已经入殓7天。我们到的这天，是接客办酒席（闹丧）的前一天——从这天开始，死者家开始挂鼓，吹芦笙。

“在过去，苗族三天之内都是吉日，都可以下葬，”高良乡坡业村的芦笙艺人陶兴文介绍说，“但现在要考虑（属相）冲犯，所以下葬的日子就会推迟一些。”

下葬时间，一旦推迟，传统葬俗，就要做很多变更。

比如，过去入殓之后，紧接着就是挂鼓吹芦笙，但现在因为时间会推迟，所以挂鼓吹芦笙，也只能根据闹丧日子来定。现在，“接客前一天才开始挂鼓吹芦笙。”纳平山芦笙艺人马玉杰说。

什么时候挂鼓吹芦笙，也跟财力有关。过去芦笙匠的报酬是猪或者牛的排骨两三根（由领队拿去分），现在就不送肉，干脆折算成人民币。个人的费用，3天是250块左右。但因为芦笙匠人数多，所以每次在这方面的花费就是一两千。而挂鼓吹芦笙持续时间越长，费用自然就越高。

苗族的鼓，很神圣，只有葬礼和祭祀有，其他时候不用，这点和芦笙还有区别。葬礼的挂鼓，各家族习俗也有区别。在高良乡，据陶兴文介绍，至少有三种挂鼓方式：挂在房屋正中间、挂在房屋的右侧和挂在房屋左侧。纳平山杨家属于第三种，由一截三杈木头吊着，靠着左侧墙壁（以面对房屋算）。

鼓挂好，敲响之后，祭奠仪式开始。自此，直到丧葬结束，芦笙在鼓的配合下，就不能再停息，白天黑夜都要轮班吹（吃饭的时间有短暂休息）。

鼓和芦笙的配合方式，比较特别，有两个人足够，并不像一般意义上的“伴奏”。击鼓时有两种方式，一是击鼓边，二是击鼓心，鼓边、鼓心都根据芦笙和祭奠的情形而定。但鼓的声音比较小，仅就声音而言，稀稀落落，不成曲调，不像芦笙，既吹又舞，有点艺术性。

从操作难度讲，击鼓很简单，通常是鼓心敲三下，鼓边敲一下，配合好祭奠就行。

但芦笙的吹奏难度就高很多。一方面，芦笙这个乐器，本就很难操作；另一方面，葬礼的芦笙曲调的确繁杂，不同仪式有不同的芦笙调；第三个原因是吹芦笙的时候，还有各种复杂的舞蹈。比如，我见到有地上翻滚的动作。

苗族芦笙调

高良乡苗族有多少个芦笙调，采访了许多人，答案都不一样。杨家葬礼上组织者杨树彬十分肯定地说有360调，其中葬礼用的有160多调，其余都叫杂调（用于踩花山等活动）。

葬礼上真有那么多调子吗？我们请杨树彬和一起聊天的其他苗族芦笙艺人列举，仅列出了几十调，不足100调。比如，“《起奠调》有36调”、“献饭24调”，等等。坡业村的陶兴文的解释可能更有道理，“360调是虚数，对应360天，一天一调。”

在高良乡的调查，大家说得最多的是《献饭调》。每天的早饭、午饭、晚饭、夜宵等时段都有在棺材前的献饭仪式，举行这个仪式时，都要吹奏芦笙，以便与亡灵“沟通”。

吹芦笙是跟亡灵的“交流”，所以吹芦笙的人，口中是有意思要表达。只是这个意思，转换成抽象的乐器声，不懂的人听不出来。这个原则贯穿着葬礼始终，除献饭外，报时、交牲、接孝家等不同仪式场合，也都需要芦笙去传达合乎习俗的意思。

安葬之后还有仪式

纳平山杨家的葬礼，我们没有观察完整。

我们离开的时候接客（闹丧）才开始，晚上，以及第二天送葬的情景都没能看到。

接客时比较热闹。有的坐车来，面包车，轿车都有，有的走路，风尘仆仆。陶兴文说，祭奠过去只有一束纸钱，但现在有送花圈的。但也仅止于花圈，云南其他地方经常有各种牛马牲畜、电视、手机、汽车等纸火这里看不到。

来的亲戚朋友，也要放炮仗。比较特别的是，见不到唢呐，整个葬礼，既见不到唢呐，也见不到敲锣打鼓的娱乐场面。大概能够娱乐的，就只有芦笙了（唯一的鼓在棺材边挂着，不能随便敲）。

丧葬后面的习俗，是我从采访中得来。

苗族过去不讲风水，墓地是用棍子来选择方向（见民国《马关县志》）。但现在也讲风水，还有龙脉这个说法。

安葬后，前面提到的竹卦要插在坟头。等下葬13天后（从送葬这天算起），要把这个竹卦请回家，表示请回死者的灵魂。这个仪式叫“回煞”。

近年来，苗族葬礼开始使用花圈

这个仪式中，家里要杀鸡杀猪或者杀狗。祭祀之后，当天晚饭后就把死者的灵魂送出寨子外（可以推迟几天），用一个簸箕，在地上滚一下，表示死者的灵魂负担已经被除去。

回煞这个仪式，在纳平山和相距十多公里的坡业不同。据坡业的陶兴文介绍，回煞之后，还有除灵，这是两个时间上分开的仪式。而且，回煞不吹芦笙，只有除灵才吹。但在纳平山，回煞和除灵这两个仪式，合二为一，一步到位，回煞的后半段就是除灵，期间还要吹16个“调”的芦笙。

交牲

苗族的“交牲”习俗很特别，举行葬礼时有交牲（类似献饭），安葬之后，几年里还有交牲。这是家族祭祀，后辈要给死去的叔伯献上一头牛，又叫祭“牛王神”。届时，要杀牛，请客，相当耗费财力。

陶兴文，1988年从文山的马关县迁入师宗县高良乡的坡业村，他的家族都在马关，据他介绍，他至今也没有完成这个家族义务。

他说，不是不想完成，是完成不起。因为按照规矩，他父亲的几个去世的兄弟，他都需要独自去“交牲”。而他父亲恰好是5兄弟，他父亲健在，但其他4位伯父都已经去世。

到目前为止，他仅完成了大伯的“交牲”——杀一头牛给他死去的大伯，其他3位伯父，还欠着。“我觉得很内疚，”陶兴文说，“我向我父亲申请，看能不能改变下习俗，通融一下，让我几个堂兄弟，跟我一起祭祀。”

陶兴文说，一头牛至少五六千块，加上办酒席，要花一万多块，如果交牲的时候，几个兄弟一起合伙，那经济负担会减轻很多。仪式还是原来的仪式，不同的是，交牲时，把参加的几个堂兄弟的名字都报上。

目前，跟祖先“通融一下”，改动传统的事情，还没有在家族会议上通过。陶兴文是退休的小学教师，也是家族同辈中最年长的（其他堂兄已去世），他觉得他的提议应该可以通过。

深入高良乡之后，我发现，苗族的祭祀或者葬礼，因为经济原因造成的变迁，是普遍现象。

高良乡另外一个习俗——祭“母猪神”，目前也已经少见，其原因就是杀猪祭祀，负担过重。祭“母猪神”跟祭家神不同，并不是每家都祭祀，通常是养母猪的人家，遇到猪瘟以及各种不顺才需要。但由于有这位“母猪神”，以致养母猪的成本增加，所以，陶兴文说，在高良乡，很多苗族现在都不养母猪。

高良乡市镇中心，三面环水。距离师宗县城80公里，地处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人口28000多，其中苗族人口8000多。

经济因素与习俗变迁，也会在具体的仪式环节有反映。祭“牛王神”和“母猪神”都需要道具——鼓和芦笙。但祭“牛王神”时，所用的鼓，用陶兴文的话，就是“假鼓”。为什么用假鼓？陶兴文解释说，为了省钱，祭“牛王神”会用那些山上摔伤的牛来祭祀，“买牛一口气”。伤残或者半死的牛价格肯定便宜。但祭祀的地点就会因牛而异，所以鼓这种几十斤的道具就不方便运送，于是，干脆就用簸箕蒙一块布，当成鼓来敲。

苗族文化的变迁

民国《马关县志》有这样一则讲苗族的丧葬习俗：

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鼓间数抄（秒）一敲，笙间数分一吹，直至埋葬而后已……（葬后）五六年间须翻尸一次，否则能化虎以害生人。

师宗县高良乡苗族，无论是前面提到的纳平山村，还是坡业村，都是马关搬来，而且搬入的时间早的有百年，晚的也有40多年。所以，上述马关县的苗族习俗，可以视为高良苗族的参照。

对照之下，变与不变，一目了然。

百年不变的是鼓和芦笙的仪式功能。对于这二者，陶兴文讲过一则起源神话，把今天依然延续的仪式功能上溯四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代——苗族把蚩尤视为祖先。

在纳平山，我听到另一则故事，同样也有鼓和芦笙的起源，但故事背景是苗族的迁徙。在离开中原前往云南的途中，苗族的两支各带走了一本“经书”，因此造成了今天芦笙的不同功能——昭通方向苗族，芦笙用于结婚、盖房子（红事），而文山（高良乡苗族来自文山）地区则只用于“抬老人”（白事）。

芦笙是云南最具代表性的乐器之一，也是云南比较本土的乐器。今天苗族地区的围绕芦笙的传说，或许未必是历史。但却说明在“三省四县”交界的高良乡，苗族文化和芦笙文化，有着比较深厚的传承。不过，遗憾的是，这个苗族人口超过30%的乡镇，苗族的文化却一直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