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河池“自省”:我们到底差在哪儿?

2019-01-04 09:09韦星
南风窗 2019年1期
关键词:河池河池市黔南

韦星

“好样的!敢于直面问题,知耻后勇!”“他是个叛徒,把他赶到贵州去算了!”……

一个多月来,赞誉和诋毁,都潮水般涌向同一个人:黄雷。

原因是,他写了一篇题为《贵州雄起背后的反思》的文章。文章发表在2018年11月19日出版的《河池日报》头版上,文章指出:十多年前,贵州黔南州还是广西河池的“小弟”,经济总量不及河池一半,但到2017年,黔南州经济总量几乎是河池的两倍!

面对黔南州的迅速崛起,《河池日报》的文章叩问:“我们到底差在哪儿?”

作为一张市委机关报,敢于直面问题,自我发难,且文章的作者黄雷正是河池日报社党组书记、社长, 所以引发河池市乃至整个广西从官场到民间的极大关注。

注意到这篇文章的,还有黔南州的官场。近日,《南风窗》记者在黔桂两地走访发现,很多受访官员都表示“看过这篇评论”。

不一样的是,黔南州的官场,多是津津乐道。河池官场,则多了些失落。当然,更深层次的反思还在进行着。

黔南逆袭

黔南州地处贵州南大门,河池市处于广西西北部,两地山水两连、人文相通,有差不多的自然条件。

黔南的罗甸、独山、荔波三县和河池的天峨、南丹、环江三县接壤。

黔南和河池都属喀斯特地貌,山多地少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两地所辖县份差不多,黔南辖12个县市,河池辖11个县区。两地人口都是400多万人。

十多年前,黔南州发展明显落后于河池。“20世纪90年代,对找不到老婆的困难户,我们都会说,去贵州去找啊,”2018年12月25日下午,在河池市委党校工作的黎杰松告诉记者,“现在,如果要找,也只好是我们的人去上门了。”

话语中,透露出一丝丝失落。

失落的背后,源于黔南州最近6年的迅速崛起。2012年是重要的节点,这年年初,河池两家矿企违法排污导致龙江河水镉含量严重超标,镉污染引发柳州等下游城市的用水恐慌,事件引发全国关注。

这一年,河池果断关停很多矿企,以回应外界关注。“这一年的整治,说得好是壮士断腕,说得不好是一刀切。”2018年12月26日上午,河池市投资促进局项目服务科科长周文卫告诉记者,此后,很多企业开始迁移到和河池相邻的黔南州。

2012年年底,统计发现,黔南州经济总量533亿元,同比增长15.5个百分点。河池经济总量497亿元,同比降了0.5个百分点,黔南州GDP开始超过河池。

2011年前,两地竞争中,一直是河池领跑,黔南州以“小弟”的身份跟跑。但到2011年,彼此距离拉近,这一年,河池经济总量518亿元,黔南州443亿元。

昔日一直“跟跑”的“小弟”,在2012年赶超河池后,以不可逆的势头,持续将这个昔日“大哥”远远甩在身后,到了2017年,黔南州GDP1160亿元,河池市GDP734亿元,前者几乎是后者两倍。

令河池担心的是,黔南州在这较大基数的基础上,依旧保持超12个百分点的增幅,但河池的增幅不及8个百分点。

调任《河池日报》社长前,黄雷曾在河池市下辖的巴马县做过宣传部长、副县长,此后调任河池市投资促进局任局长。

当一个了解内情并富于责任感的人,有了过硬文笔作为基础后,《河池日报》头版那篇《贵州雄起背后的反思》文章的出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因为河池确实着急了。

河池着急

着急首先源于两地在视感上带来的冲击。

从河池市南丹县进入黔南州独山县,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30多层以上的高楼大厦,车子在宽阔的双向8车道上疾行而过,整个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昔日一直“跟跑”的“小弟”,在2012年赶超河池后,以不可逆的势头,持续将这个昔日“大哥”远远甩在身后,到了2017年,黔南州GDP1160亿元,河池市GDP734亿元,前者几乎是后者两倍。

道路旁还有宽阔的大学城,有李记集团等大企业拉横幅招工:月薪3000元以上。独山县的核心区,更是热闹非凡。

麻尾是独山县下辖的一个镇,这个镇和南丹县六寨镇接壤。但麻尾镇道路宽阔,整个镇的建筑风貌被打造成风格整齐划一的特色民俗旅游小镇,镇上还有布依族民俗风情步行街。

但当车子拐入六寨镇,则是另一番景象:六寨镇由杂乱的民居自发形成集市,街道很窄,“两车相会,都压到临街铺面的门槛上”,长年开车往返于独山和南丹的莫师傅告诉记者,“在麻尾,我们都可以横着开”。

在独山县,随处可见已建好和在建的高楼,在建的一栋栋高层建筑外围,布满绿色的建筑网,黄色的吊臂在地上或楼顶的高空中,张牙舞爪、忙碌作业。

这样的场景,不只出现在独山县,也出现在黔南州州府所在地都匀市。都匀市的剑江两岸,处处是林立高楼,颇有现代之风。

而和黔南接壤的南丹县,陷入了可怕的沉寂,主要街道的建筑也停留在十年前的4-8層。河池市政府的驻地金城江区,自2017年宣布市政府将迁到宜州后,很多建筑停了下来,一些已建好的楼房,夜晚时分,是一片片的漆黑。

河池民间着急了。

着急的,还有官方。因为两地接壤,官方互动比较频繁。“最近几年,每次去贵州,感觉一年一个模样,”韦斌说,有时候,参观考察回来的车上,大家都不说话,因为一进入河池境内,情不自禁就对比起来了,心里挺难受。

看着黔南州“呼啦啦”快速崛起,韦斌也只能“干着急”,周文卫接过他的话感叹道,“有什么办法呢?谁不想干事?但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需要顶层设计。”

投资拉动

和民间感官认知比,官方提供的数据更趋于理性。

黔南州的道路发展最明显。2018年12月21日上午,黔南州交通局工作人员杨峰给记者提供一份材料显示:2015年12月,黔南州就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全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800多公里,公路通车总里程超过1.8万公里。

但改革开放初期,黔南州的公路总里程还不到2000公里。

2018年12月25日,河池市统计局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河池在改革初期的公路里程就有4801公里,彼时其是黔南州的2.4倍。

但如今,黔南州公路总里程已超1.8万公里,河池只有1.3万公里。河池高速公路的里程如今也就300多公里,不及黔南州的40%。

令河池官方着急的,还有前面所述黔南州GDP的逆袭。

黔南州的逆袭主要靠投资拉动。下面一组数据可以看到造成彼此巨大落差的直接原因:河池市统计局提供的材料显示,“从1950年到2017年底,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719亿元”。而黔南州在2014年至2017年的4年间,全州固定资产投资就累计完成5041亿元。

这意味着,黔南州用4年时间,就完成并超过了河池用近70年时间才完成的投资额。

巨大差距始于前述提及的2012年,这是个关键节点,也是河池在经济上“滑铁卢”的重要年份。因为2011年,两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的情况都差不多,当时黔南州是458亿元,河池市是435亿元。

但2012年镉污染事件发生后,两地的投资额朝两个极端方向发展:2012年,黔南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02亿元,河池只完成277亿元,同比下降36个百分点。

此后,从2013年起至今,黔南州每年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都超过千亿元,但河池每年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始终徘徊在400亿元左右。

检讨与反思

黔南州的快速崛起,让河池刮目相看,河池一些部门和县区到黔南州学习考察后,也在“检讨”和查找自身落后的原因。

“首先要抓干部作风整顿”,周文卫说,贵州那边各部门都围绕项目落地抓落实。

河池恰恰相反,干部做事瞻前顾后,总先找文件要求来证明“什么是不能干的”。

黔南快速崛起并非偶发现象,整个贵州都处于快速发展的最好时代,其在大西南崛起中,出现难能可贵的“贵州现象”。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2018年12月20日下午,记者向黔南州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周德扬说明采访意图后,他将明朝谋士刘伯温的预言,脱口而出。

黔南州的快速崛起,让河池刮目相看,河池一些部门和县区到黔南州学习考察后,也在“检讨”和查找自身落后的原因。

黔南快速发展主要在于调动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能力就上,干部也敢于碰硬。”2018年12月21日上午,黔南州对外经济协作局干部余星进告诉记者,黔南州干部现在的干劲比以前大,想干事的氛围也比以前浓,形成了让干成事的人有舞台的氛围。

周文卫说,这些年,贵州一直在发展,它已成为大西南发展的标杆省份。

在周文卫看来,归根到底是贵州在顶层设计上,对干事创业的干部形成了保护机制,使他们放心、放胆干。周文卫说,一心为公、为地方发展的干部,其干事创业的激情应该得到鼓励和保护。

在《河池日报》的评论中,黄雷也指出:贵州不少地方在引进项目上,方式很灵活。

黄雷还举例说,“黔南州荔波县冰雪水世界项目原本要落户河池,但我们的服务跟不上,投资商无奈走了。”

周文卫承认,由于河池缺乏储备用地,很多时候都是有项目进来才开始征地,但项目从开始洽谈到落地生产需要耗费3~4年时间,而商业投资的机会稍纵即逝,最终可能老板放弃投资,地方错失发展机会。

在河池,一些重大项目,即便有主要领导跟进过问,也需要1~2年才能落地,这主要是政府的办事流程拖慢了进程。

但这些涉及权力的程序问题,也怪不得河池干部。

河池原本就有比较好的发展条件,是著名的“水电之乡”,有“华南电都”的美誉,其大型水电站资源占到了广西七成。国家在红河水建设的10座梯级电站中,有4座就在河池境内,分别是大化、岩滩、龙滩、百龙滩电站,其中龙滩电站为全国第三大水电站。

但这些电通过电网后,主要供应往广东等地,而且河池的电费还比广东、贵州的贵。“我们每度电比贵州贵2毛钱”,周文卫说,一些用电量大户的企業考虑到成本因素,会选择去贵州投资落户。

河池方面曾就此向上级反映,希望给电站所在地配额一定的优惠电价,以促进地方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复。

在黔南州考察学习,周文卫亲眼看到:当地投资促进局一个电话要求当地国土、规划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到局里开会,结果来的全是局长,而且很准时。“我们打个电话通知,来的顶多是个科长”,周文卫有些失落,为身处“弱势部门”的无奈,更为河池失去的10多年感到惋惜。

(文中韦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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