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通州一辈子的缘

潘恭

大运河森林公园

在潞河中学的日子

1953年，我从广安门大街小学毕业。我的级任老师（班主任）杜师成，回族，家在通州城里。那年中学难考，正好潞河中学提前招生，考不上还可以再报考别的学校。杜老师跟我们说愿意去的，可以试试。我们班去了11名。

那年我15岁，第一次独自外出。学校计划招两个班，100名学生。报考却来了5000多人，那时通州属河北省，潞河中学叫“河北通县一中”，考生有北京城里的，也有周边各县的。我们考试前一天才去报名，发现报名的人数已经排到5100多号。考生要在学校过夜，因此，校园里到处都是考生的身影。教室里、礼堂内坐满了考生，背靠着背，居然睡得挺香。我们11个人在礼堂楼梯的拐角处过了一夜。当时礼堂所在的楼叫作“潞友楼”，在有钟楼的那座楼（当时是教导处、总务等办公室）的东边。第二天按考生编号安排考场，靠前的在教室，靠后的在校园的草地上，一人一个木凳当桌子，两块砖头当座位。考卷铺凳上，铅笔盒放草棵上。个子高的同学，叉开长腿坐在砖头上，感觉就跟直接坐地面上似的，佝偻着在凳子上答题。最后录取了200人，学校在草地考场上新盖了四间教室，50人一个班，四个班以甲乙丙丁为名，我在丙班，级任女老师赵世敏。

每月8块钱伙食费，包干儿。我享受每月8元助学金，不用交钱。一日三餐，粗粮为主。那时没实行粮食定量标准，大肚汉也能充其量。副食就人头份儿了，不够吃，盐随便加。

早自习以后吃早饭——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咸菜。八仙桌（方桌）一桌8个人，站着吃。开学时饭厅门外贴着名单，标明每张桌子8个人的姓名，从此每8个人就成了饭友，因为这个名单顺序在一学年内都是固定的。开饭前，一小白铁桶粥和一大盘咸菜丝，就摆上桌了。盛窝头的大笸箩，条凳支着放在伙房门前通道上，自己随便拿。午饭晚饭是菜汤和一大盘炒菜，也是在桌上摆好。主食自取，玉米面窝头发糕、高粱米饭，一周也就吃一两次馒头和大米饭。同饭桌8个人，不分班级，互不认识，新生中农村来的孩子占多数，又不知道这里的旧规矩，出过些笑话。高中生里有天主教徒，他们饭前祷告，碗筷放到桌上，垂手低头默念经文，祷告完，抬头动手吃饭，该是其他7个人等他一小会儿。桌长分菜到各人碗中，菜汤或粥自己盛，取主食，天热端到门外吃也行。新生没注意这些，不认识桌长，也不等人齐，自己把菜拨到碗里，端着走了。教徒祷告完了，一抬头，盘干桶净，只能白开水就窝头。也有来得晚些吃不着菜的，乱了一两天。碗筷自己刷，自己保管，饭厅有碗橱，分格编号，也有带回宿舍的。

潞河中学雪景

我们新生住“人民楼”。进校门左拐，八角楼连着一大排带走廊的二层楼，当中有向后开的门，门两旁是楼梯，门外是锅炉房。和门对着的是校长办公室后墙，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是一体。四个人一间房，各占一角，一块铺板俩凳子。冬天冷，睡通铺，靠北墙。没有散热器，顺墙走的锅炉房热气管道供暖，在铺下睡觉，脚暖。没有洗澡设备，早晨打水回宿舍屋里洗脸刷牙，脏水泼洒在走廊外地下。冷天泼洗脸水的瞬间，沾水的头发冻成冰，啪啪地打脑门儿。

礼拜六下午回家，礼拜一早晨返校，那时候的交通比现在差远了。我从家出来，到前门车站坐火车，三毛五分钱的车票坐到通县南门，5分钟就能走到校门口。如果是坐汽车，同样是三毛五分钱。汽车走朝阳门，比火车慢还颠簸，但限制少，还能看街景。不过，慈云寺往东后逐渐荒凉，路两旁只有黄扑扑的庄稼地，到定福庄“通县界”的大石碑，茕茕孑立。常营清真寺是一路看得见的最显眼的建筑，而八里桥东北桥头一座工厂新盖的红砖房也很显眼，听说是打蛋厂，把鸡蛋蛋黄分出来，蛋清做化学原料。

去西集小学代课

因为我的家庭困难，不容吃闲饭。我只好从潞河中学休学。我一心想当教员，认为自己的水平教小学的话应该能愉快胜任。于是，我以在通县念中学为理由，给当时的通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写信，要求去通县教小学。收到回信，居然说不能解决。人家有信必复，我是见复则辩。闹到人家无奈，1954年10月，通知我去西集小学当教员。我喜出望外，本该去教育科见个面，由他们送我到学校。我实在心急，竟然自己带着行李直接奔西集了。到通县县城换车，才知道西集不通车，只能到码头，过运河，坐“二等”（自行车后架）。到码头时，天黑下来，一同下车的还有两位40多岁的大叔，也是在这里换车。很热心，主动跟我搭话：“到哪儿去呀，小伙子？”“今儿走不了了，咱一块儿找个地方住一宿吧。”他俩带着我在街上挨门问“有地方借宿吗？”有一家留了我们，不是旅店，普通住户，一明两暗三间房，右边一间让给我们住。屋里东西没收没动，箱子柜没上锁，桌子上女主人的雪花膏、梳头油，摘下来的簪子、耳环也都摆着。靠窗户通屋大炕。房东给铺好三个被窝，送来一壶茶。说：“早点歇着吧。外屋有尿盆儿，睡时拿进来。”照顾很周到。没有脱衣，拉开被子盖身上，就睡去了。早上醒来，房东在外屋做好早饭，玉米粥、玉米饼子、白薯、咸菜。吃完饭，给房钱，房东推让再三才收下。走到运河边的渡口，一条大木船停着，没有座位，二三十号人站在船舱里。一位50多岁的艄公站在船头收费，照顾客人安全。长篙点河岸，船动岸退。

对岸渡口有“趴活儿”的二等车。行李挂衣架一侧，抱着脸盆网兜坐上去，车主一声“坐好喽啊”，掏裆骗腿，上了座子，熟练轻巧。我初次坐船，又抱着东西，怕，紧张。揪著心，汗津津地到了目的地——西集。

在西集生活的一个多月，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在这古老集镇的短暂经历，留下了一生的深刻记忆。

学校在镇的北头一座大庙里上课。坐北朝南，门前一道东西走向的街，门对着南北走向的大街，庙在丁字街头。庙有四层院子，头层院子，一条过道，只东屋四间教员办公室。二层南房北房，是教室与教员宿舍。三层教室，最后头的院子很大，东南角四间库房。院子里有单双杠、秋千、攀登架等。有个后门，出去就是镇子外头了。在我这个城里孩子的眼中，“一望无际”的广阔大地，远处一道“矮墙”和天际相接，那是大运河河堤。古老的运河搂抱着古老的西集，二老厮守，天长地久！

潞河中学百年红楼

出大庙前门往东，路北是政府机关，区公所、税务所等，很简陋的旧房。路南是“联合食堂”，机关单位员工、学校教员都在这里吃饭，用饭票，两个饭桌——一张圆桌，一个大树根，放碗筷饭菜，围一圈，站着吃。每顿有三四样菜，随便挑。炒饹馇、炒韭黄、炸小鱼等，比在家吃得好。我因没有认识人，只是低头吃，吃完走人。睡觉是在王老师和臧老师俩铺当中支块铺板，仨铺，挺挤。王老师40多岁，臧老师比我大两岁，他俩虽都是通县人，但都离家远，住学校。我和臧老师谈得来，放学以后，我俩出后门走走。他爱写诗爱看书，有时背几首让我听，说说最近看的书。一来二去，我俩成了朋友。他家在卜落垡，我家住广安门。1956年到我家来过。在最困难的时候，经济上、精神上，互通有无互相鼓励。每到艰难时，想到朋友在看着，就有了信心，有了冲破困难的勇气。友情是力量！

1954年到2018年的64年里，我们的交往没有断过，而今都八十开外了，我有几年没去卜落垡了。他女儿带他到天坛医院看牙，他还顺便到广安门来看我。友情依然在，腿脚不如前。有人倾听你的絮叨，有人劝慰你的不爽，友谊的作用无穷尽，现在有电话、有视频，聊天、见面，随时随地，随心随便，不是当年，胜似当年！

那些我认识的通州人

大运河的水，沟通南北;大运河的水，润泽人心，通州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用爱心呼唤爱心。

认识的第一位通州人是小学级任老师杜师成，回民，网上说他是通州清真寺的经师，年过九十了，还在工作。1952年他在广安门小学任教，住在学校的一间小西屋里。晚饭后同学常去找他，他能吸引住学生，待学生如自己子弟，不烦不躁。没有爱心，怎能有这样的魅力？1954年，我去西集前曾拜望杜老师。他嘱咐我，社会和课本内容不同，遇事多通融，不然容易碰钉子。话语中满满的爱护之情。

潞河的级任老师在我休学后，给我寄书刊，写信指导。师生情谊，今也则无！

我在潞河时的校长方田古，没接触过，可我知道他的事迹。他是十几岁参加革命的老党员，1950年从老校长陈昌祐手里接过潞河中学的校长职位，干到离休。1995年总结一生从教的经历，写出《汗滴禾下土》一书。卖书得到的5万元，全部捐出，设立了“运河奖教金”。 从1996年开始，奖励通州地区中小学青年模范班主任。每两年评选一次。本金不动，所需奖金全由方田古一家人出。先后有140多名青年受到奖励，奖金逐年递增，累计发放20多万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家人！

2014年方校长逝世。留下遗嘱：他的住房出租，租金捐给“奖教金”和困难学生。子女后辈不得中断此善举。

潞河中学2017年12月28日，庆祝建校150周年。其间举行了方田古校长铜像揭幕仪式。人们永志不忘胸怀大爱的前辈功德。

还有小人物，一辈子交情的臧先生。60年前他遇到点事，用钱，到北京找我，我给凑了30元钱。他感激涕零，几年后买书寄给我。明送礼暗还账。“文革”时期，我停了工资，下放农村。他也不能教书，给瓦匠当小工糊口。知道我的情况后，居然寄钱接济我，自顾不暇还顾念他人，虽是友情，更是爱心。

大运河的水浇灌润泽各阶层人们的心，心怀浓浓的爱意。人生在世，也有怨愤，然而“怨无大小，生于所爱（辛弃疾语）。”爱是根基。培植爱，宣扬爱。爱使我们宽容和谐，使我们诚信友善！

（編辑·张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