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制度治党重要论述的战略意义

[摘要]制度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背景下提出的党建思想，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用制度管党治党、治吏，可以净化与重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生态，为党员干部个人发展创造良好的执政生态环境;可以弥补“思想建党”党建方式的不足，使党的建设更加刚性有力;可以打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机制，使党的建设从非制度化走上了制度化轨道。

[关键词]习近平;制度治党;战略意义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9-0169（2019）12-0011-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令世人瞩目，而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中，以制度治党令人耳目一新。制度治党主要是运用制度体系的执行力和约束力解决党的问题，促进党的各项事务制度化和规范化[1]。回顾中国共产党党建历程，毛泽东提出了思想建党，邓小平提出了制度建党，现如今习近平提出了制度治党。每位领导人的党建思想都是针对党面临的时代问题而提出的。人们不禁会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何要提出制度治党？更进一步说，这种党建思想的提出有何重大价值和意义？在这方面，国内一些学者也进行了一些讨论。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世飞认为这是治党模式的一场重要革命[2]。吉林大学陈松有教授[1]、济南大学教授包心鉴[3]均认为这对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重大意义。兰州大学刘先春教授[4]、南京政治学院卢继元教授[5]均认为这有利于保障“思想建党”，另外，刘先春教授还认为，制度治党有利于塑造执政文化。海军大连舰艇博士马苹认为，习近平提出制度治党有利于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及全面依法治国[6]。以上学者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习近平制度治党重要论述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思路。

一、净化与重塑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字，意思是指家（house）或者我们的环境。现在通常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也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把“生态”一词用于中国共产党这一非自然生物主体，是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社会组织，与自然生物有机体类似，都呈现类似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就是从政环境。习近平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7]。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复杂的从政环境。早在2011年7月，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就提到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危险”“四大考验”，即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四大考验，同时还面临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大危险。2013年6月，习近平警示党员同志，“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会被历史淘汰”[8]。由此可见，两位领导人有居安思危的历史自觉，同时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亟待自我革新，自我超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发展之路。

重塑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成为习近平党建工作的价值考量。在2016年建党九十五周年大会及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接连提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使命，“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党的优良作风的生成土壤，是党的旺盛生机的动力源泉……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标志”[9]。毫无疑问，制度治党成为习近平执政以来净化与重塑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的根本之道。制度是社会科学理念的概念，它泛指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具有导向性，对社会风气具有塑造功能。邓小平反思“文革”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0]333這充分说明，体制、制度的大环境对个人发展造成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制度治党正是通过治理党内存在的歪风邪气从而净化与塑造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态，为党员干部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习近平指出，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出现的“四风”问题、潜规则问题，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11]。他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全面从严治党，“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12]116。

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坚持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从制定和落实八项规定入手，相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活动，“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着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管党治党取得新的明显成效、创造积累了新的经验”[1]。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时，当时许多同志仍持观望态度，不相信能刹住“吃喝风”。但最终的事实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整肃陋习，开启了新风，并以完善的制度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绩”[3]。

二、弥补“思想建党”的不足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创造性地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着重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思维方法、价值观立场的问题。思想建党要求加强三方面的教育，“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二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性教育，三是思想道德教育”[13]。思想建党在中共党建史上曾发挥重要积极作用，解决了革命时期“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单凭思想建党并不能很好地把党建设好，因此，习近平提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必须紧密结合，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刚一柔，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1]。这一党建思想原则后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文革”以后，邓小平对“文革”进行深刻反思，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样带根本性的问题，强调从制度上建党。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10]333，“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0]332，“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0]328。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从制度上建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他精辟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制度问题，切实推进制度改革，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可能重新出现。”[10]331-335因此，邓小平的制度建党是对原有一些制度的“破旧立新”。

习近平的制度治党思路虽然与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思路有传承关系，但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从制度治党这四个字层面来看，它突出的是“治”，将党的制度建设重心从制度建设中建党转为依靠制度治理，是党建制度建设理论的重大飞跃。习近平指出，“规章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通过“八项规定”以及强力反腐，治理党内歪风邪气，净化与重塑党内政治生态。

当然，与邓小平制度建党类似，制度治党首先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包括党内法规建设。习近平执政以来党内法规建设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从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提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努力践行的高标准，到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划出全体党员须遵守的纪律底线;从出台《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意见》，营造选人用人的良好政治生态，到制定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共修订颁布了90余部党内法规”[14]。梳理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6月期间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1178件，经过清理，废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15]。

三、反腐走向制度化

习近平在反腐立场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他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16]101。習近平表示，宁愿“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反腐的新思路，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2]124。这实质是一条制度反腐的道路，即“把权力扎紧在制度的‘牢笼里”。

众所周知，腐败发生与权力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有关。学界、政界的共识是“绝对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有效遏制腐败的根本路径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一般而言，对权力的控制机制有“外部力量控制”与“内部力量控制”两种。所谓权力的“外部力量控制”，简而言之就是权力受到外部系统力量的制约，外部系统力量是指各种社会力量，包括个人、社会组织等非权力系统的力量。比如党的十八大之前，曾经兴盛网络反腐，其本质上是社会力量运用互联网技术，形成舆论压力从而对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方式[17]。这里的社会力量很明显是权力系统的外部力量。权力的“外控机制”对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非凡深远意义，从民主角度来看，它是民主的本质要求，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1945年毛泽东与著名人士黄炎培的一段对话说明人民监督权力的深远意义。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姑且不论，凡亲眼所见，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面对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已准备好了方案，即“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由此可见，权力的“外部力量控制”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

但是，“权力的外控”机制如果是非制度化的，它会对权力系统造成直接的冲击，从而造成不稳定的政治秩序，进而损害人民自身的权利。网络反腐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权力约束方式，存在明显的不足。中央编译局何增科教授指出，国际上反腐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或地区，“其实网络反腐并没有那么热”。网络反腐“不应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反腐方式”。北京大学王锡锌教授也认为，网络反腐最终仍需通过制度启动才能发挥其作用，“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地激活我们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反腐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反腐上做一个重大改变是使反腐由非制度化的反腐方式转变为制度化的反腐方式，这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反腐主体的转变，已经由党的十八大之前网络反腐中的社会力量转变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是党内最高的反腐败机构。而在国家机构层面，于2018年3月设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反腐败机构，至此，习近平的制度治党、制度反腐思路更加清晰。在制度反腐思路下，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18]38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既看到一些“大老虎”落马，同时也有一些“苍蝇”被拍打，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截至2017年6月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共处置问题线索236.2万件，立案141.8万件，处分140.9万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4万人[19]。

结语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制度治党”重要论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是从制度层面解决党内生存和发展的突出矛盾。中国共产党运用制度体系的执行力和约束力解决党面临的问题，使党的各项事务制度化和规范化，不仅通过制度解决党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而且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执政生态环境，使反腐更加有力有效，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制度化方向纵深发展，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个突出亮点。

参考文献：

[1]陈松有，李雪.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实践要求[J].河南社会科学，2017，（6）：50-57.

[2]张世飞.习近平制度治党思想研究[J].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7，（4）：89-94.

[3]包心鉴.全面从严治党 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环节——从邓小平“制度建党”到习近平“制度治党”[J].党政研究，2016，（6）：17-26.

[4]刘先春，王小鹏.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6）：10-15.

[5]卢继元，祖鹏凯.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J].党的建设研究，2017，（1）：37-42.

[6]马苹.习近平同志制度治党思想探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119-123.

[7]李贞.习近平谈政治生态[J].政策，2017，（6）：48-50.

[8]习近平.建设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1）.

[9]孙立樵.习近平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战略思想研究[J].学习论坛，2018，（7）：5-11.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線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的讲话[J].先锋队（上旬刊），2014，（11）：4-10.

[1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13]石仲泉.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硕果新征程——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解读[J].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1）：5-11.

[14]陈磊.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将实现全覆盖[N].法制日报，2017-10-22（1）.

[15]李玲.从邓小平制度治党到习近平依规治党[J].邓小平研究，2016，（5）：9-17.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7]王小平，曾宇辉.论“社会力量制约权力”——基于“网络反腐”的思考[J].韶关学院学报，2012，（9）：54-57.

[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9]温红彦，盛若蔚等.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正义之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成就述评[N].人民日报，2017-09-18（1）.

责任编辑：王玉倩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培正学院校级党建项目“习近平‘制度治党思路与中共权威构建”（PZDJ201805）的研究成果;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自由的限度——马克思自由观的重新阐释及当代中国治国理政运用”（GD17XMK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小平（1980-），男，广东韶关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访问学者，广东培正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理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