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小说叙事研究

具 香

（惠州学院，广东惠州 516007）

作为小说，战争小说的政治美学意义不同于其他小说，这是由于战争小说反映的内容是战争的性质和战争的残酷性。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战争及文学思潮的演变，战争小说的主旨和创作手法也不尽相同。

1 战争小说叙事的策略和表现形式

修辞是为了加强语句的表达效果，通过修辞手法的运用，可以使小说语言逼真形象、准确无误、铺陈感情、增强气势，最终达到提高小说艺术表现力的作用。叙事的主要策略包括模仿和反讽，在战争小说中的叙事也不例外，战争小说由于其内容的独特性，其叙事形式和表象往往与其他题材的小说相比更加复杂和极端化。

在战争小说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或者对某次战争行动的叙事，其实都是对战争本身的模仿，只是在模仿程度上存在或真实或虚构的不同比例。模仿是一种策略，通过模仿，人们的叙事意识才能得到加强和表现。现代以来的战争叙事作品，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模仿自然也是其中必有之义。从叙事策略上讲，这些作品将模仿艺术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但即使是那些并非属于模仿的战争叙事作品，模仿艺术的细节性的真实也依然存在作品之中，只不过是以片段的隶属于技巧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以荒诞著称的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与同名电影《第二十二条军规》即是如此，其中大量穿插着飞行训练以及轰炸的战斗场面及尤索林救助战友的令人恐怖的场面依然是模仿。

反讽作为叙事策略或者叙事结构的出现，对于战争叙事作品而言，反讽已经不再仅仅是局部的或者细节性的技巧问题，而是整个叙事作品的布局、结构的策略要求。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一种修辞格式，而更是一种艺术作品的叙事策略和叙事结构。但就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性质的极端性而言，所有艺术世界的战争叙事，都应该是反讽的，这和反讽手法的运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战争经的残酷性，作为幸存者，作家运用讽刺、嘲弄的口气来叙说战争，一方面是用文字来遮蔽内心，一方面是用文字来叙事战争的残酷和在战争中的痛苦体验。战争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战争小说中的叙事必然是反讽的，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反讽式的行为。

《陆军野战医院》是美国战争小说中典型的黑色幽默作品。小说讲述的是主人公军医服役的一段经历，作者运用反小说叙事结构，即时间上不连贯、情节上碎片化、主角群体化、人物非英雄化，同时采用夸张、讽刺、象征等典型的黑色幽默手法，以此反映荒谬混乱的现实世界，表达了人们对现实的绝望和祈求获得解脱的复杂心理，具有明显的反战倾向。

在创作手段上，第一人称叙事+碎片化记忆是战争小说叙事常用的表现形式。小说的视角往往会显示作者的情感和立场，也会影响读者对小说中人物和事件的价值判断。比如，海明威将“经验自我”与“叙事自我”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自我融合在第一人称的叙事中，从而展现了复杂的戏剧张力。梅勒在不同时空、不同角色中全部采用第一人称，这样的模式会将读者的关注力集中在一点上，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从而提高叙事效果。《远山的淡影》通过一位移民英国的日本女性悦子来回忆旧事，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本后代造成的创伤，体现了人们当时的情感挣扎。小说的叙事者是悦子，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进行叙事，刻画了性格孤僻的孩子以及不称职的母亲，描述了母子之间的爱恨情仇，在叙事的过程中回忆与现实不断地进行交织，叙事上呈现碎片化的现象，隐含了作者躲避事实的心理以及对国王的愧疚和伤痛。

2 战争小说的叙事对象

死亡和情爱是中国战争小说的两个叙事对象。死亡的不确定性造就了战争小说的诗性叙事，在战争小说里，生命，成为可以迅速消失的东西，战争叙事中的人物因此怅然若失，一边都是前路危险，一边是对死亡的焦虑等待，进退两难。战争中的死亡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炸弹、炮弹、枪火、刺刀，血肉模糊，鲜血淋淋，不能直视。战争小说将这种震撼的场面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情爱是战争小说中又一叙事对象，情爱叙事结合于一体的体系建构，体现了传统的美善相济的审美思维定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诗学的接受。寓政教于情爱是中国战争小说中常用的一种手法，是把主角个体的生命和爱情故事至于国家和民族兴亡的大背景下。

以死亡为叙事对象的战争小说充满了悲剧叙事的情调，迷漫着战争的血腥和精神的虚无，充斥着死亡。《永别了，武器》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故事原型，以战争和爱情为主要的叙事主体，是战争小说中的经典之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亨利和凯瑟琳，他们在精神上各取所需却一样的悲哀和迷茫。正如着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最终难逃掉入火海的命运，故事中的人也是如此，无休止的战争如同世界的末日，人们无论怎么努力也难逃一死，故事中凯瑟琳和孩子的死，完全打碎了亨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摧残了亨利的生命意志，故事的最后亨利从病房里作走出来，我们不知道他将走向哪里，全书迷漫的这种死亡意识和悲剧精神就是这类小说的主题意蕴。

以爱情为主体的战争小说，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在情感取向上，体现为对力的壮美美学风格的价值偏爱，即便是具有温情之美的战争小说，也是基于所叙事的战争是符合民族正义和历史正义的。这些战争小说作品从正义的伦理角度，对战争中的流血和死亡，灾难和痛苦等残酷的一面进行过滤和净化，转而张扬战争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类小说最常见的就是革命爱情伴侣型的爱情故事，这种叙事模式中，主人公最初是在平静的田园生活中，双方相互爱慕，后来革命爆发，双方经受着生离死别，最终二者的结合伴随着革命的胜利。比如《三千里江山》中，姚志兰和吴天宝的爱情故事是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的，二人是职工夜校认识的，后来二人奔赴朝鲜战场，在保家卫国、援助阶级兄弟、抵御外族入侵的斗争中，他们的爱情融入了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他们的个体爱情才得以升华。在以爱情为主线的战争小说中，通常表现了战争的意识形态对于个体情爱的决定性作用，情爱的叙事格局能够隐喻更深层次上的意识形态，具有文化阐释的功能。

3 正义战争小说叙事模式的建构

战争小说与意识形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战争小说的叙事需要设定一个特定的年代，在创作的过程中，合理地运用创作手法和创作原则，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从叙事的角度立体地构建一个典型的正义战争叙事模式，这是一种经典的正义战争叙事模式。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限制，战争小说的作者需要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来观察和叙述历史，这样的战争小说叙事的突出特点就是一正义战争的必然胜利为主导，在此基础上塑造人物形象、架构故事情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正义一方要有英明的领导，战士都是英勇善战的，是获得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的；作为敌方，其行为是愚蠢和残暴的，是倒行逆施的，这是导致其必然失败的因素。这样敌我双方的叙事策略是典型的正义战争小说的摹本。

比如《保卫延安》，该小说创立了真实的领导人物形象，将彭德怀作为人物原型加以艺术性的加工，彭德怀作为正面形象的主角，是党和中央战略思想的贯彻者和执行者，正是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前提下，战事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保卫延安》中，李振德老人积极地为八路军当向导，而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毅然决然抱着孙子跳下悬崖；李大娘为了保护素不相识的野战军战士，宁愿忍受敌人的严刑拷打。《红日》的作者想把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作为战争中的经典，想以此来反映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因此将这两个战役艺术性地在战争小说中加以叙述。在《红日》中，国民党烧杀抢掠、倒行逆施，对比之下，共产党则大公无私，处处为老百姓谋福利。《红日》中，杨军的父亲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坚决不给儿子写信，最终被反动派打死。这些小说将反面形象一概冠以残暴和阴险狡诈的脸谱，以激发人民对反动人物的憎恨。

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正义战争小说的叙事是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的叙事，蕴含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审美特质，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文学范式。

4 我国战争小说叙事的新发展

历史在变迁，如今，传统战争的烽火已经离我们远去，战争的硝烟也渐行渐远，从事战争小说创作的作家们已经没有战争生活的体验，在战争小说的创作上他们显然已经不能走得更加深远，战争小说的创作总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新时代的战争必然是现代化的战争、信息化的战争。但是一些作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战争来叙事，在此基础上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建构虚拟的、不具有战争事实的表象，以此表达对战争的思考和追问。时代化战争和我国周边安全问题导致我国在军事思想、军事结构、训练模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于是更多的作者通过虚构军事演习，构建虚拟的突发性军事冲突和行动，以此构建虚拟的战争小说。比如乔良的《末日之战》，以网络战争为题材，描写了黑客恐怖分子制造了“末日病毒”，通过网络挟持了各国首脑，最终由计算机高人李汉力挽狂澜。这反映了未来的战争，计算机会成为重要的武器，“比特”与“字节”就是传统战争中的枪火与炮弹。

虚拟战争小说虽然避开了历史和现实，却仍然体现了科学意识和前沿意识，在一定意义上仍提醒我们传统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仍然会面临许多问题，矛盾仍然存在、军事依然需要，表现反战题材、英雄人物题材、高科技军事题材甚至谍战题材的小说将继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