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逍遥游》中的“我”与“无我”

吴雨轩，张 琼

（华北理工大学国际教育中心，河北唐山 063210）

《庄子》是道家学派重要代表作之一，作为《庄子》开篇，《逍遥游》运用鲲鹏寓言故事引出了“化”和“小大之辩”的哲学问题。庄子首先将自然界中的鲲鹏和蜩、学鸠二虫与斥鴳对比，写出小大自得自由自得其乐，但不管大小皆有所待。其次回归现实社会，能“乘天地之气”且“御六气之辩”而“游无穷”者，才称得上至人、神人和圣人，因其已无待。诚然有待尚且关注“我”，无待已至于“无我”，在老子看来两者皆自由且有所乐，这也恰恰符合道家提倡的自由与快乐观念。

1 道家的自由与快乐

中国哲学传统与西方迥异，西方追求严密的逻辑推理、归纳演绎，而中国“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1]5，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并没有明确告诉人们应该或者不应该的法则，而是或运用生活情境或讲述寓言故事，讲究寓意而非阐释真理，以此追求天人合一，在道家看来则是“道”“我”合一。

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彼时诸侯争霸天下混战，周王朝统治面临分崩瓦解的局面，道家哲学顺时而生发，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自保”和“避世”是道家哲学的出发点。冯友兰先生把中国道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杨朱是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人物，《列子》中记载杨朱有言“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吕氏春秋》有载“阳生（即杨朱，笔者注）贵己”，《韩非子》则说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综合来看，杨朱其人确实“轻物重生”，懂得在乱世之中保全性命。虽然杨朱未能做到“拔一毛以利天下”，却时时刻刻关注“我”之存在，终究活得自由快乐。第二阶段是老子时期，老子认为天地宇宙万物皆始于“道”，道本来就存在，因此没有必要为其正名。在老子看来，“天下万物，有生于无”，“道”是不可名的，便是“非有”，这样一来“有”生于“无”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这一点，《老子》中涉及较多的就是“反者道之动”，即任何事物超出一定范围便会向与之相反的方向转变，谓之“物极必反”，所以老子提出“无为而治”，提倡尊重事物的本质规律。这一命题的出现无疑为后来战国时期隐士群体的出现提供了依据，正是因为他们相信“无为”必然能“治”，所以在战乱纷争四起的时期，他们却能悠然于世外，自得其乐。道家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是庄子，不同于孔子的述而不作，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和学说。首先，庄子的人生观和老子异途同归，是“自然的人生观,其核心就是自然无为”[2]。其次，老子通过冥想认为“道”是世界的本体，宇宙万物皆通过“道”衍生出来，于是有了“玄之又玄，众玄之门”，但老子并未告诉世人这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庄子则将道家哲学置于一个本真的世界，这一点在《庄子》开篇《逍遥游》就可找到证据。鲲鹏、野马、尘埃、蜩、学鸠与斥鴳，这些都是本真自然中实实在在的存在，庄子围绕这些事物论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明显承认了现实世界的存在。

在庄子看来，自由与快乐有两个阶段，一是从“未始有物”到“知”，这一阶段重在强调“我”在自然宇宙中的实在；二是从“知”到“无知”，这里的“无知”实则即是“未始有物”，这一阶段则关照实在宇宙之后，圣人可以做到“弃智”、“齐万物”和“一生死”，忘记世间万物的区别，只剩下宇宙中无万物的样子，最终“乘天地之气，而御六气之辩，以有无穷”，达到“无我”的境界。如何从聚焦“我”的相对之乐过渡到“无我”的至乐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用“至乐”而非“极乐”，是由于后者源于佛学词汇，而佛学原本始于古印度，非生发于中国，为避免混淆视听，故用“至乐”。

2 庄子“我”之相对快乐

《逍遥游》中三次提到鲲鹏故事，第一次为远镜头，讲述北海之鱼“化而为鸟”，后“徙于南冥”；第二次借《齐谐》之言，探讨鹏和蜩、学鸠二虫之不同；第三次针对“汤之问棘”，将鹏与斥鴳对比，引出“小大之辩”。庄子论述不止于此，最终由自然界回归人类社会，即“举世”与个人的关系，只要个人定“内外之分”于世“未数数然”，终会无所待。

关于庄子本人对鲲鹏和蜩、学鸠与斥鴳的态度，在我国哲学史上俨然成为一桩公案。西晋郭象被誉为是古今第一注庄大家，在《庄子注》①中郭象提出“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郭象把目光注视在鲲鹏和蜩、学鸠与斥鴳的物理形体上，即鲲鹏之大“不知几千里”和蜩、学鸠二虫以及斥鴳之小做比较，指出双方只要各自在适合自己的“场”发挥本性和天赋，就能够寻得自己追求的逍遥和快乐。此后不久，东晋支遁却提出另一种看法，在他看来，“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鲲鹏由于形体过于广大，生于世间不够自由，斥鴳虽“数仞而下”，却也只是游于“蓬蒿之间”，但自身却为此而“矜”，亦不可取，所以支遁对两者皆不赞同。支遁的这一看法也一直影响后人，严复在《庄子评语》中有云“蜩鸠之笑鹏矣，而又言嫠牛之不能执鼠”，可见严复对支遁的说法表示认可，此外清朝王夫之、宣颖、刘武等人均取支说。最后，林云铭在《庄子总论》中称“逍遥游，言人心多狃于小成，而贵于大”，即赞美鲲鹏而贬低蜩、学鸠与斥鴳。可见历史上对庄子的鲲鹏故事寓阐释不一而足。其实，无论是哪一学派的阐释，终究是从自我理解的视阈出发，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对错无从擅下结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上三种观点皆承认了鲲鹏和蜩、学鸠与斥鴳双方生存的自然世界，终究没有脱离《逍遥游》中庄子讲述的大千世界。

这个世界包括鲲鹏、蜩、学鸠与斥鴳，包括野马、尘埃和天，还包括朝菌、蟪蛄、冥灵和大椿，在这个世界，一切生物皆在强调“我”的存在：鲲鹏可化，有待而飞；蜩、学鸠二虫可“抢榆枋而止”，即使“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斥鴳可“翱翔蓬蒿之间”；朝菌朝生暮死，蟪蛄“不知春秋”；冥灵在“楚之南”，大椿也已有八千岁。这个世界每个物体都是鲜活的，都有自己固有的生存规律和本性，正如生于“小年”的朝菌和蟪蛄从未体验冥灵和大椿的“大年”一般，纵使蜩、学鸠和斥鴳无法“扶摇而上九万里”，却也能自乐其中。究其原因，“我”即是“我”，“我”与其他与“我”相对之物而言，“我”终有自我的自由和快乐。

王富仁指出，与老子之“道”不同，“在庄子哲学里才有一个‘自由’的问题。‘自由永远是个体的‘自由’，而不是宇宙整体的‘自由’。宇宙整体只有一个‘存在’的问题”[3]40。鲲鹏和蜩、学鸠与斥鴳都能凭借翅膀而“飞”，都有适合自己的活动空间，因而都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只不过因活动空间不一，因而自由和快乐的程度也就有大小之别。另外，鲲鹏虽能“水击三千里”，“绝云气，负青天”，若要“徙于南冥”，却终究要待“海运”，“以六月息”。野马、尘埃等一切生物都要“以息想吹”，故而蜩、学鸠与斥鴳的快乐和自由和鲲鹏一样，皆是有待的。因此，庄子提倡的快乐和自由不仅限于此，下文从自然界回归人类社会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释。

3 庄子“无我”之至乐

对外界的“誉”和“非”，宋荣子“犹然笑之”，但庄子仍认为其“未树”，原因在于宋荣子仍有物我之分，这不符合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接下来，庄子讲了列子御风而行的故事，指出虽然列子“免乎行”，但却“有所待”，这也不符合“天人合一”。最后，庄子道出了“逍遥”的本质：只有做到无待以“游无穷”才是逍遥。真正逍遥的人是看透世间一切事物本质，回归自然，超越主观与客观，“我”与“非我”，达到“无我”以至于与道合一。这种至乐与道家提倡的齐物论和“返璞归真”是一个道理，庄子所称的至人、神人和圣人其实就是“精神上绝对自由的人”[3]43。

首先，《齐物论》中称“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不妨举个例子，把一束鲜花拆成一支支鲜花，单独来看每一支鲜花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既然如此这些鲜花也就再也无法再回到合而为一束的状态。所以，万物并没有成和毁的区别，世间万物皆在“道”中来去。如此看来，老子认为世间万物并无本质区别，一切都是顺乎“道”的，所以如果能超越自身视阈的局限，将万物看作是无限，便会享受到相对快乐之外的至乐。《庄子注》有语“齐声死者，无死无生者也。”

其次，庄子对“小大之辩”进行诸多举例论证后，总结了在自己看来真正逍遥的人是那些无己、无功、无名之人，是那些忘记自己同时忘记自己对立面之人，即那些返璞归真的“无我”之人。这一点《庄子》中不乏例证，《天下》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句话告诉后人不对世事“敖倪”或是“谴是非”追求精神自由；《山木》讲“吾愿君剖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在此庄子重在教世人忘身、忘国、忘智，游于人世间。《大宗师》中“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则是要后人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主体，以超自觉方式融入到“道”的流变中去。

道家强调圣人之于普通人的区别，圣人不为感情所扰以至失去‘心灵的宁静’[1]112。换言之，在人世间经历了大风大浪，认识了事物的本质之后，却依然逍遥快乐，“举世誉之而不加权，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才是道家提倡的“无知之知”。人们能够区分万物之间的差别，就是因为人拥有知识，这也是知识的使命。在摒弃自身所掌握的知识后，人把万物的区别统统忘记，剩下的只有万物还未声称是的样子，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万物，即“未始有物”，“无我”的至乐正是基于此。曾经极力掌握知识，分别事物和人物的是非得失，后来能忘记这些知识，这不等于“无知”，而是先知而后忘知，只有这样，才能随心所欲无所待。

4 从“我”到“无我”的逍遥

《逍遥游》中，鲲鹏三次出场，前两次皆直接指出从北冥飞往南冥，第三次则从“穷发之北”的天池“适南冥”。前两次，陈赟理解为是形而上的上升之路，目的是为建立精神自由，第三次则是下降之路，目的是“下与世俗处”[4]。笔者认为，鲲鹏第三次出现时，北冥即是南冥，南冥也即北冥，这恰是强调宇宙间一万物皆处在运动变化之中，事物之间都是相对的，可以实现相互转化，“我”与“无我”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秋水》中有庄子和惠子濠梁观鱼的故事。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惠子着眼在鱼与庄子的区别，强调庄子不同于鱼；庄子则关注自己和惠子的区别，强调自己不同于惠子。究竟鱼“乐”与否，双方各执己见，但是这里突出了“我”作为一个特殊个体的存在。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我”作为认识主体能否把握外在事物的情感和意志，惠子模糊了庄子“我”相对于惠子的快乐，虽然庄子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人类的认识能力，陷入了不可知论，但庄子却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不为外界因素所影响的自得其乐。这与《逍遥游》中蜩、学鸠与斥鴳相对于“不知几千里”的鲲鹏却仍为自己能“决起而飞”、“腾跃而上”怡然自乐同理。

当然，庄子并未到此结束，而是在《逍遥游》文末指出自己真正主张的“无我”之至乐。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诸子百家学说遍地开花，纷纷从自身角度寻求拯救劳苦大众的方式与方法。孔子对商周礼法十分同情，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强调“和”与“秩序”；墨家则描绘出一幅世人要不分高低贵贱，彼此相爱的蓝图；法家则积极向个人提倡入世，向统治者呼吁法治。比较而言，道家则更加注重个人“我”的存在，积极向世人提供一种于乱世之中安身立命的保全之法。这也解释了因何在几乎相同历史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历史上第一部阐释庄子学说的《庄子注》。庄子认为，只有个人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把一切认知归于自然，才能真正从痛苦之中解脱出来。因此《齐物论》中有“吾丧我”一说，是“忘我、虚无、澄明，回归到‘道’”[5]。“吾”和“我”皆存在于“道”之中，从“我”达到“无我”之后，人们就会认识到宇宙中万物本来就是一体，人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也包含了人的存在，人于宇宙而言不过是一粒尘埃，生老病死一切活动都在宇宙之中，这样世人也就不会因一时得失而喜怒于色。“丧我”其实就是精神结构弃陈出新的过程，也是为道日损的过程，是不断修正与剔除由社会他人和交际经验附加而来的各种“我”的概念，达到“无我”。同存在于“道”之中，鲲鹏超越“我”的局限至“无我”的无限所享受到的快乐，是蜩、学鸠与斥鴳无法体会到的。

注释：

①《庄子注》一说或为向秀和郭象两人合著，据《晋书•向秀传》记载，《庄子注》为向秀所著，郭象对其进行“增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