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户农机服务需求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基于沛县、高邮和金坛三地的调查数据

王 硕， 常 春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江苏南京 210014)

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现象，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或者非农产业进行转移。与此同时，农业规模逐渐扩大，农机服务组织蓬勃发展，农民在农业生产中逐渐减少了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投入，增加了机械等替代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了满足农户对农机服务的需求，政府鼓励农户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实行农机具购买补贴支持政策。在补贴政策的刺激下，我国农机行业经历了13年的发展“黄金时期”，农机保有量急剧增加。

在农机保有量增加的大背景之下，购买农机的主要有2类群体：一是农机专业户和专业服务机构，二是在农村区域范围内专业或兼业从事种植业生产的农村住户，但不包括那些举家外出打工的家庭(简称“农户”)。前者主要购买大中型农业机械，为其他农户提供农机服务，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农户不购买农业机械，依靠市场获得农机服务。而后者主要购买小型农业机械供自己使用，有时也为其他农户提供少量服务。农户使用的农机服务主要有2个来源：一是自己持有的小型农机，二是从农机服务市场购买的农机服务。农户持有的小型农机主要用于家庭生产，而市场上供应的农机服务则主要由农机服务机构持有的大中型农机提供。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步伐的加快，催生出了一大批“种粮大户”“科技示范户”等规模经营主体。由于现有农户的老龄化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成租入土地进行规模经营的青中年农户。在以往的研究和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往往将农户对农机服务的需求同农户自己购买持有农机混为一谈，将农户的自有农机持有存量视为农机这一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从宏观的数据来看，我国农机保有量逐年增加，耕地面积保持稳定，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撂荒的情况。但从农户的调查数据来看，农民自持小型农机数量却在减少，原因在于农户对农机服务的需求通过农机服务市场得到了满足，农户没有必要再去购买小型农机。“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示范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普通农户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会选择自己持有的农机进行经营，还会为其他普通农户提供农机服务获得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的农户有不同的农机服务需求，优化和创新农机培训变得十分必要。目前农机培训的主要特征是大众化培训，针对性不强，精准度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当前大众化的农机培训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需求，这极有可能是当前的农机培训供给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也就是培训供需对接错位。因此，本试验将对农户农机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不同农户面对不同农机服务来源进行选择的影响因素，为增强农机培训目标人群的瞄准度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农机培训服务作理论支撑。

1 文献综述

国内的学者对农户农机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研究。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非农就业的视角分析。曹阳等学者认为，非农就业促进了农机服务的利用，但是对农业机械持有没有显著影响，非农就业对农业机械利用总量存在显著正向影响[1-3]。(2)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分析。冯建英等学者研究了农户对农机的购买意愿，认为影响农户农机购买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政策、消费者态度、知觉行为控制，这些因素对购买意愿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不同[4]。有的学者将农机购置补贴的因素考虑进去。曹光乔等学者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家庭收入、种植规模、劳动力数等对农户购置农机决策存在显著影响[5-6]。相对弱势的农户往往更容易受补贴政策的诱导而选择购买农机，对于种粮大户、农机大户等处于比较优势的农户而言，他们受到补贴政策的诱导影响往往较弱。(3)从农作物种植户的视角分析。宋海英等学者从小麦种植户的视角分析发现，农机服务价格、种植面积、地块大小、年龄、健康、劳动力数量等对户主是否选择农机服务产生显著影响[7]。颜玄州等学者研究种稻户购机决策，认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种植规模等对其购置农机决策存在显著影响[6]。在对实际种植环节的考察过程中，董欢学者通过考察农户的微观行为，实证分析其农机选择的影响因素，认为在各种植环节中，农户更倾向于外包，收割环节机械化比例最大，播种环节最小[8]。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农户的农机需求主要受家庭收入、耕地面积、户主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对此，前人的文献已经得出十分丰硕的成果和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笔者通过对比和研究前人的文献结论发现，以上的影响因素对户主农机需求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在各个结论中表现得各不相同。例如，苏卫良等认为，地块数量、务农人数、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机持有和农机服务支出情况均没有显著影响[3]。而纪月清等认为，农户农机服务使用量主要受经营耕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数量、农机服务市场价格、地块数等因素的影响[2]。非农就业时间、家庭财产、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等因素影响较小。颜玄州等认为，受教育程度对选择购买农机市场服务会产生负向影响，家庭收入对选择购买农机市场服务也会产生负向影响[6]。而曹光乔认为，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选择购买农机市场服务都将产生正向影响[5]。笔者认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以下2个原因：(1)大部分文献仅研究农机服务需求或农机购买需求一个方面，或者将两者混为一谈研究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对两者不作区分。实际上，农户使用的农机服务主要有2个来源，即一是自己持有的小型农机，二是从农机服务市场购买的农机服务。农户持有的小型农机主要用于家庭生产；而市场上供应的农机服务则主要是由农机服务机构持有的大中型农机[9-11]。所以，区分农户农机需求的类型对研究农户的农机需求变化趋势十分必要。(2)随着近年来我国土地流转的加快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示范户”等经营的规模较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户农机需求结构。

因此，本研究将从农户异质性的视角出发，对不同农户对不同的农机服务需求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2 理论分析与模型的构建

农机服务需求本质上是一种要素投入的需求。对于要素投入需求的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在这一框架中，农业经营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其农机服务选择行为会根据农机服务的价格、劳动的工资率等因素进行权衡，选择一个最好的劳动要素配比(劳动、资本、土地等)进行生产。然而，这一分析框架是需要一个完美的市场作为假设条件的。在考虑中国农户的农机服务选择行为时，应根据实际情况不同进行修正。目前，中国的农户在生产中的特征是传统的农户(即小农)很少有土地租赁和雇佣成本，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如“种粮大户”等则存在土地租赁成本。但不管是哪种农户，他们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农户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因此设定农户效用函数为

U=U(Xg，Xl)。

(1)

式中：Xg代表农户消费商品的数量；Xl代表农户的闲暇时间。

农户在生产和消费中会面临如下的现金收入约束：

PgXg=PaXa-PVV-r×land+WnLn+E。

(2)

式中：Pg代表消费商品的价格；Xg代表消费产品的数量；Pa代表农户出售农产品价格；Xa代表农户出售农产品的价格；PV代表可变要素的投入价格；A代表土地禀赋；V代表可变要素的数量(可变要素包括农机服务、农药、化肥等。)；Wn代表非农劳动的工资；La代表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E代表非劳动收入，如财产性收入等；r代表租入土地的地租；land代表租入土地的面积。这里的流转面积land有2种情况，一种是植入土地，一种是租出土地，对租入土地的农户来说，r是正值，流转土地的地租是农户生产的成本。对于租出自己土地给种粮大户的情形时，地租r是负值，land是转租出去的土地，流转土地的地租是农户的收入。

农户生产过程中，面临的生产技术约束如式(3)所示。

Qa=Q(La,A,V)。

(3)

式中：Q为生产函数；A代表土地禀赋；La代表劳动时间。面临的时间约束如式(4)所示。

Xl+La+Ln=T。

(4)

式中：T代表总的时间禀赋。

(5)

式(3)和式(4)代入到式(5)化简可得式(6)。

(6)

式中：π代表农户所得经营土地所得利润，表达式如式(7)所示。

(7)

这样可以根据式(1)和式(6)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最大值。

(8)

下面对拉格朗日函数的一阶条件求导并令为0，得到以下各式：

(9)

由上述各式可以推出可变要素投入使用量的函数：

(10-a)

影子工资的函数为：

(10-b)

使用Vm代表农机的投入，可推知：

Vm=f(Pg,Pa,PV,T,Ln,Wn,A,E)。

(10-c)

由式(10-c)可以看出，农户对农机服务的需求受农产品价格、可变要素投入价格、非农劳动时间、非农劳动工资、土地禀赋等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将对农户选择农机服务类型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农户在选择农机服务类型时主要面临2种选择：一种是农户自己购买持有农机，另一种是农户在农机服务市场雇佣农机服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户是否选择自己购买持有农机主要取决于农户自己购买持有农机时花费的农机服务成本是否低于农机服务市场直接雇佣农机服务的成本。用如下模型来说明：

(11)

3 数据来源及变量的选择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扬州市高邮市、常州市金坛区3个县级市12个村240户农户的调查问卷。在问卷调查中主要关注农户的劳动力情况、农机持有量和农机服务的使用状况以及农户的个人和家庭特征。

本研究建立如下的实证模型：

(12)

从式(12)中容易推知农户自己购买农机的概率

(13)

因此，本研究采取了Probit模型来实证检验如下的因素对农户农机服务选择行为的影响。

村农机服务价格和农机燃油费用。这2项在村之间的差异不大。考虑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将农户是否是种粮大户或家庭农场这一变量考虑进去，此外还包括家庭财富、种植面积、劳动力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户别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名称及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1 变量名称及说明

4 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运用GMM方法对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后，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农机服务价格越高，农户越倾向于自己购买农机，这与之前的理论预期一致，在统计上显著。第二，劳动力较多的农户家庭，能参加劳动的人数也越多，越会倾向于选择直接购买农机，在统计上显著。第三，参加与农机相关的培训对购买农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第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示范户等)更倾向于购买农业机械进行生产。第五，实际耕地面积是决定农户选择农机服务类型的重要因素。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大，手工加畜力耕种已经无成本优势。在土地面积不断扩大的情形下，增加农业机械支出是基本趋势，回归结果显著。由于样本涉及到苏北、苏中和苏南3个地区，所以并未出现耕地面积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度相关的情形。第六，经营决策者的年龄越大，农户越倾向于购买农机服务。第七，户主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其对知识和技能的理解、接受和应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户主，头脑较为灵活，较容易掌握农机操作技术，往往更倾向于直接购买农机。回归系数值为正值，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具体的模型回归结果详见表3。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农户农机服务选择行为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对苏北、苏中、苏南3个县级市共240份问卷的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农机的服务价格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选择自己购买农机满足农机服务需求。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越多时，越会倾向于选择直接购买农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示范户等)更倾向于购买农业机械进行生产。是否参加农机培训、实际耕地面积、经营决策者的年龄、户主文化程度等因素都会对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产生影响。

通过前述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建议：第一，纠正过去将所有农户都视作相同的培训对象并沿用单一培训模式的老思路，结合农户差异化培训需求对农户进行分类和分层，瞄准不同的培训目标人群，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农机培训服务，提高农机培训的精准度。例如，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示范户和一般的农户提供不同的更有针对性的农机培训。第二，把握主攻方向，找准农机服务发展的瓶颈，随着农机的服务价格的上升和土地流转的加快，农民越倾向于选择自己购买农机满足农机服务需求。将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向农机购置补贴倾斜，并且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购置农机的补贴力度，以促进农机服务市场的发展。第三，加快专业化人才培养，为农机服务的发展奠定基础。根据户主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产生影响的分析结果，对当前身强体健且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农户进行集中培训，提高他们的操作使用和维修水平，再通过帮扶带动的示范作用带动周围农户。